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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苦难深重的中国，她犹如划破夜空的曙光，照亮在黑夜中艰难探索的人们。这样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绝非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
近代以来中国出路的曲折探索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绵延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当历史步入1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文明趋于衰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僵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也陷于停滞状态。而一些欧美国家却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成为强国，随后它们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自然也未能幸免被侵略的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第一个历史任务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
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古老中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世纪下半叶，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给予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批志士仁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先后发起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運动。其中，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依然以失败收场。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历史总是不停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可见，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当作“治国之大经”“富强之根本”。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孙中山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发现清王朝的腐败比他原先了解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孙中山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它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1911年10月，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
尽管如此，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接受过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把它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纵观近代以来的救国之路，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新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还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所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无不落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的泥潭中。
事实表明，旧的革命思想和旧的革命力量已经无法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需要新的革命思想和新的革命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历史逻辑的主导下继续艰难前行。
新的革命思想传入与新的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陈独秀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最初，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的理想仍是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然而，民国初年，中国人尝试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是一次失败的经历。这套照搬西方的东西没能解决中国任何实际的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恰逢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引起左翼人士的怀疑与批判。中国人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就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彷徨和苦闷之时，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新式学校的开办，学生和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远比辛亥革命时期大得多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积聚了力量，也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准备了阶级基础。
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在西方列强操纵下，竟然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反对，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學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发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共产国际的帮助与党的早期组织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原先的革命党人有的消极退隐，有的甚至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建党条件的成熟，共产国际也及时伸出援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来华的使命一是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和 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便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二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考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以便确立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主要同盟者。
维经斯基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1920 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已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问题。维经斯基一到北京，便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行了讨论。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并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建党问题，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后，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进一步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经斯基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随后，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却混杂在各种思想之中，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混乱复杂的局面。维经斯基来华后，很快就观察到中国思想界的这种情况。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李大钊、邓中夏等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维经斯基为研究会提供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杂志等刊物，并办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亢慕义斋，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1920年5 月，在中国便出现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
同时，为了输送中国革命青年前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维经斯基于 1920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革命青年补习俄语。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在这里学习后，于1921年春赴莫斯科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在外国语学社内，还设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了大量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早在1919年8月，李大钊就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同时，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做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与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形成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此时，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
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分别在广州和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纲领，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选举产生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名成员;28年以后，它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經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意味着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则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他们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作“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他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百年前，一群意气风发、满怀理想信仰的年轻人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经成立，就始终伴随着革命斗争精神一起成长。她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理想而前仆后继;她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英勇奋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鼓舞下奋勇前进，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下披荆斩棘。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等。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母。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诸多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派生出来的，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涵、外延有许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谱系，在这个精神体系中，伟大建党精神处于“塔基”的地位，是精神之根，具有传承、支撑和密码的价值作用。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近代以来中国出路的曲折探索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绵延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当历史步入1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文明趋于衰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僵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也陷于停滞状态。而一些欧美国家却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成为强国，随后它们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自然也未能幸免被侵略的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第一个历史任务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
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古老中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世纪下半叶，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给予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批志士仁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先后发起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運动。其中，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依然以失败收场。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历史总是不停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可见，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当作“治国之大经”“富强之根本”。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孙中山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发现清王朝的腐败比他原先了解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孙中山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它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1911年10月，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
尽管如此，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接受过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把它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纵观近代以来的救国之路，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新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还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所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无不落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的泥潭中。
事实表明，旧的革命思想和旧的革命力量已经无法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需要新的革命思想和新的革命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历史逻辑的主导下继续艰难前行。
新的革命思想传入与新的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陈独秀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最初，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的理想仍是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然而，民国初年，中国人尝试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是一次失败的经历。这套照搬西方的东西没能解决中国任何实际的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恰逢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引起左翼人士的怀疑与批判。中国人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就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彷徨和苦闷之时，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新式学校的开办，学生和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远比辛亥革命时期大得多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积聚了力量，也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准备了阶级基础。
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在西方列强操纵下，竟然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反对，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學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发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共产国际的帮助与党的早期组织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原先的革命党人有的消极退隐，有的甚至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建党条件的成熟，共产国际也及时伸出援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来华的使命一是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和 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便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二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考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以便确立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主要同盟者。
维经斯基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1920 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已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问题。维经斯基一到北京，便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行了讨论。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并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建党问题，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后，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进一步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经斯基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随后，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却混杂在各种思想之中，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混乱复杂的局面。维经斯基来华后，很快就观察到中国思想界的这种情况。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李大钊、邓中夏等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维经斯基为研究会提供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国际》杂志等刊物，并办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馆——亢慕义斋，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1920年5 月，在中国便出现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
同时，为了输送中国革命青年前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维经斯基于 1920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革命青年补习俄语。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在这里学习后，于1921年春赴莫斯科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在外国语学社内，还设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了大量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早在1919年8月，李大钊就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同时，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做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与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形成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此时，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
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分别在广州和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纲领，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选举产生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名成员;28年以后，它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經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意味着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则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他们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作“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他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百年前，一群意气风发、满怀理想信仰的年轻人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经成立，就始终伴随着革命斗争精神一起成长。她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理想而前仆后继;她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英勇奋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鼓舞下奋勇前进，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激励下披荆斩棘。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等。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母。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诸多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派生出来的，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涵、外延有许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谱系，在这个精神体系中，伟大建党精神处于“塔基”的地位，是精神之根，具有传承、支撑和密码的价值作用。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