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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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作者:[英]詹姆斯·苏兹曼
  译者:蒋宗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定价:68元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有记者在乡下看到一个正在放羊的小孩,问他:“你活着最想做什么?”答:“放羊。”“那羊儿养大了后干什么?”“卖钱。”“卖得的钱又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之后呢?”“生娃。”生了娃又做什么?“放羊。”
  这有时被用来嘲讽乡野之地的淳朴或愚昧,但某种意义上,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和这个放羊娃无甚区别——如果把他所说的“放羊”替换成“工作”的话。
  就像英国人类学家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中所说的,“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几乎任何‘工作’都能让我们获得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们所做的工作还会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未来的前景、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同谁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调整自我存在的意义,塑造我们在诸多方面的价值观”。
  不过,中文语境下提到“工作”时,往往指的是“职业”(job)而非“劳作”(work)。这两年人们最关心的也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和疫情会不会让自己失业,也就是说,务实的中国人更在意获得一个安稳的“饭碗”,那只不过是谋生所必需,“劳作的意义”倒还在其次。
  人类学家早已发现,石器时代其实物资相当丰裕,几乎不需要工作,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闲,在95%以上的智人历史中,工作都不是人类关注的重心。那人类又为何会变得越来越疲于奔命地劳作?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但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这种稀缺性是驱使所有人工作的基本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劳作来创造、生产和交换物品,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需求可能都是没多大必要的。苏格拉底在逛完集市后曾感叹:“原来这世上有那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这是哲人的视角。在弥合欲望和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时,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往往都提议克制欲望,而凡人则寻求追逐欲望,这一组矛盾张力延续至今。
  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花了那么多精力、消耗了自己有限生命中的那么多能量,所做的许多事情,最终是否真的产生了实际用途,给我们带来了多大意义?那些都是非做不可的事吗?
  和一般人的直觉相反,勤劳未必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两年盛行的“内卷”一词,最初就是指小农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没有创新突破,一代代人不断对同一块地密集投入劳动力,但产出却是效益递减的。其结果,这样的勤奋工作,最终只是消耗掉了我们富余的能量。
  人类之所以必须努力工作,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和游牧—狩猎族群不同,农民的生计依赖于驾驭自然的力量,并对“驯化的文化空间”进行持续不断的维护工作,否则无人打理的田野很快就会长满杂草。由此带来的剩余积累催生了城市文明,而这又会使人在攀比中产生一种“相对稀缺性”,促使人为了高人一头而长时间工作,获得更稀缺的资源,进而攀登社会阶梯。
  当社会进化到这样一个阶段时,驱使人劳作的早已不是对生活必需品的“绝对需求”,而是促使我们把握向上流动机会的“相对需求”——通俗地说,就是“看到别人有,我也想要”。值得补充的是,这也意味着,社会越是公平,内在的经济动力越是强。因为如果一个人从小接受的理念是“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前世因果报应的结果,今生也无法改变”,那么他多半是不会有动力去自我改善的。
  如今,物质匮乏已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我们不但比父辈更忙碌,而且常常自己也说不出究竟在忙些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可能更严重,因为中国社会历来的大量劳作其实都是非经济性,人们的驱动力并不是提升效率、获得更高利润,而只是为了以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人,又或是为了让人有事可做,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
  或许可以说,正因为如今我们已脱离了温饱,才更需要反思“工作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为了区分出那些并无多大存在价值的工作,提升社会运作的效率,也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为何而劳作,进而寻获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说到底,并不是工作赋予了我们的人生以意义,只有我们才能为工作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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