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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混杂着亲情、友情与规则的严酷江湖；
一片充斥着攻谋伐略、刀光剑影与悲欢宿命的热血战场；
一股生于草莽，历经险阻，但终将奔腾入海的历史潮流。
中国快递行业的格局可谓三分天下：一是以联邦快递、UPS为首的外资阵营，其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规范但价格很高。二是中国邮政EMs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较高。三则是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惨烈，2008年在全国14亿件的业务量中占了近70％的民企阵营——
1993·揭竿而起
一切始于1993年。
深圳，24岁的港商王卫创立顺丰，趁着邓公南巡后珠三角的各种货物涌进香港走向世界的黄金发展期，以私人挟带快件的方式往返奔波于深港两地。
北京，日本归来的陈平聚了7个人，在不到10平方米的大学宿舍里，创立了宅急送的前身——双臣快运，以送烤鸭、帮人搬家和洗抽油烟机为生。
与此同时，杭州某工厂，20岁出头的浙江桐庐人聂腾飞和淳安人詹际盛，点燃了华东民营快递的星星之火。那时只为出人头地的他们，绝想不到这点星星之火，此后竟会成为中国快递业内最强大的势力集群。他们自己也将随之成为华东民营快递的领军人，而他们的家乡桐庐也会被誉为“民营快递之乡”。
还在工厂当小工、为未来焦虑的聂腾飞和詹际盛，从詹际盛的弟弟詹际炜的工作中，摸到了一扇改变命运的门。
詹际炜当时的工作是代人去火车站拿货，再运到杭州市区的客户手中。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就送到上海。
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工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7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1997·烽火连城
在聂腾飞对未来的谋划中，上海是申通的发展重镇，其潜力远远超过杭州。也许由于清楚詹际盛绝非等闲之辈，担心上海分部的地位超过杭州总部，不到一年，聂腾飞派遣自己老婆的哥哥陈德军取而代之坐镇沪上。
当时杭州的市场蛋糕很大，申通一家也吃不完，回到杭州的詹际盛想到：与其受制于人，何不另起炉灶?
1994年10月，杭州天目山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小门店，詹际盛和弟弟詹际炜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白天，詹家两兄弟一边拿着广告传单散发于杭州各个写字楼，一边接下顾客的报关单。晚上，他们按天轮流乘火车去上海，再于凌晨穿梭在上海的各条马路寻找投递点。这般艰辛不言而喻。
詹际盛至今难忘，开业一个月后的一次艰辛经历——他凌晨3点达到上海，匆匆赶到东大名路378号上海远洋集团，结果对方还没上班，大门紧闭。11月的天气寒意袭人，又冷又饿的他哆嗦着找到路边，一个卖烧饼的小贩。他买了个烧饼站在烤炉旁，一边与小贩聊天，一边取暖。为了能在炉边站得更久，他竟然一连吃了6个烧饼。
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听闻聂腾飞和詹际盛都当了老板，有的乡亲便投奔而来。这伙江浙人一合计：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两家公司的业务量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申通和天天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
至今15年来，这一规定一直被华东民营快递军团奉为根本法则，也是民营快递快速扩张的经典模式。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不可低估的扩张狼性——
民营快递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门槛极低的行业，只需要吃得苦、跑得路。许多社会中下层的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对于他们来说，“只需几百元就可以自己当老板”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最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可以独占从本地发出的快件收入，减去运费所得的高毛利，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扎根下来。由于客户量和业务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腰包，这种利益分配规则更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开拓业务的积极性。
一时间，华东民营快递业群雄并起，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桐庐人和淳安人，虎狼般闯进了一个个陌生的城市。
1995年，申通开拓了宁波、金华和东阳，而天天则奔赴绍兴t1996年，申通进军南京、苏州两大重镇，而天天出兵上海。1997年，申通冲出华东，闯进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青岛，而天天则选择了深耕华东，一连抢占了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和慈溪等地。
申通和天天由此形成的网络优势差异，使得聂腾飞和詹际盛不计前嫌地开始携手——你送不到的由我来送。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1998—2003·乱世狼烟
1998年，王卫的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货运通道上，顺丰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70％!
北京的陈平也开始向全国发力，宅急送一口气在上海、广州、沈阳、成都等7个城市开设分公司。
申通却遭遇变故，聂腾飞在一场车祸中英年早逝，申通上海总经理陈德军接过权杖。
而詹际盛仰仗着华东地区发达的铁路网，把天天的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他把总部迁到上海，同时规范开设网点的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加盟体系，加盟商必须使用总部统一的面单，总部从一张面单中向加盟商收1元，扣去成本3毛，净赚7毛。
至此，民营快递阵营已经泾渭分明地分为三种路数：顺丰采取所有网点直营的模式，价格高但速度快，主攻中高端市场；宅急送也为网点直营，价格和速度相对顺丰较低，主要业务为小件包裹；申通、天天等华东军团则手握加盟模式的扩张利刃，以低成本支撑低价格，竞争最为惨烈。
如果说顺丰和宅急送的出拳还有套路，那么华东 军团的风格就是灵活。更直白的说法是，只要管用，什么招都能使。
2001年，申通在全国已拥有100多家网点，年营业额逼近亿元大关，而天天的网点也达到了58家。然而华东军团的日子并不好过，业内无序的价格血战已经伤及它们的筋骨。以沪杭线为例，申通和天天起家时100元的价格在2001年已经杀到了22-25元，一些后来的小公司、黑快递甚至十几元都在做。
到2003年申通在全国有500多个网点，1万多投递员之时，申通各地的诸侯们再也撑不下去了，投递员有底薪，还要上保险，加上公司各种开支，如果一味低价，无异于自杀。据说很多申通的地方诸侯竟然一度被价格战逼得发不起投递员的工资。
穷极则变。申通变阵的逻辑很简单：发不起工资，干脆就不发。以前“加盟商雇用投递员”的模式变为“一级加盟商再发展二级加盟商”。
按照业内的称呼，一级加盟商为大酋长，负责省市一级。二级加盟商为小酋长，受大酋长管辖，负责城市里某片区或某几条街道。小酋长虽然没有之前的基本工资，反而还要向大酋长缴押金，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员工变为老板，可以把自己做的业务全部收入囊中，如果做得很不错，所得收入将比以前更多。
新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公司和大酋长的成本，而且还极大地激发了小酋长的积极性。新模式迅速在申通、天天等华东民营快递的网络中铺开。由于小酋长掌握了终端定价权，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向客户灵活地报价，价格血战变得更为混乱、惨烈。
低价和狠折是业内常规的竞争手段，不赚钱甚至赔点本也不算稀奇。对于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正值年轻气盛的快递从业人员来说，真实的拳脚相向甚至刀光剑影，似乎比其他方式可以更痛快地—分高下。
有时，两个不同门派的小酋长为了争夺一个片区或一栋写字楼，不惜打架斗殴，甚至导致几十人的群架进而惊动警察。少数竞争尤为惨烈的地区，杀红了眼的小酋长们竟然还会在仓库里存放几十把砍刀。
2004—2007·败走沪上
2004年的顺丰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非典反击战，正以50％的增长速度向前冲刺。
顺丰的主要利润区广东省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许多人不再出门，而选择快递，使顺丰的业务量突然井喷。非典也使得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航空运价大幅下跌。顺丰趁势租下5架737全货机，成为国内第一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在价格战中杀得你死我活的华东军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顺丰的飞机划过天空，翱翔于中高端市场，与外资阵营的高手过招。
而北京的宅急送，情况更为不妙——刚经历了一场“削藩集权”的内耗，又在盲目扩张时遭遇华东军团新模式掀起的价格战，其利润率陡降20％，并首度报亏。陈平也因焦虑过度，患上神经官能症，一下瘦了18斤。
2004年俨然成为民营快递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来到上海考察市场。当他们发现“仅上海到昆山一线，每天的快递总量能达到1万单”时，两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想——个积极，一个消极。
两人之后的命运是：两种感想引出两条相反方向的命运曲线，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最终还是交汇于一个共同的终点。
积极的一个，是东道(DDS)快递的创始人郜伟。看到华东这块市场大蛋糕，他忍不住拿起了刀叉。消极的一个，则是小红马快递的创始人曹杰。他明显地感到，小红马绝然拼不过华东军团，以及华南的顺丰。
华东军团和顺丰能够迅速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大本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庞大的城市群，绝佳的地理优势促成了一张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局域网络，能为华东军团和顺丰的全国扩张输血给养。
而京城同城快递出身的小红马，在华北地区仅有京津一线可以仰仗，其全国网络基本是与各地的快递公司合作而搭建的。
由于小红马上海的合作伙伴不稳定，生生死死地更换频繁，而且时常有私拆邮件的现象。上海网点收发量仅次于北京，其地位至关重要，而曹杰在上海恰好有一支做电子商务配送的百人团队。在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强烈要求下，曹杰不得不将这支颇具盈利能力团队转改成快递网点，以配合全国网络。
欲在华东军团的心脏地带兴风作浪的小红马团队，很快遭到华东军团小酋长们的围堵，一切努力就像把一颗石头投进了大海。
一方面，小红马的价格一度低至亏本的3票10元，但都难以打开上海市场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货件发到上海的时间不一、地点各异，他们不得不每天四五趟地奔波于上海市的东南西北。
既要服务好客户，又要服务好合作伙伴，小红马的上海部队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华东各个军团的上海总部每天只需要打开电脑，看看当天的业务量，就能根据面单利润算出当日盈利。市场竞争的压力大部分都由成千上万的大小酋长们帮其分担。
不到一年，沦为资金黑洞的上海小红马，最终逃不过被撤掉的命运。
2008—2009·混沌乱象
2008年对于北京的民营快递业，是灰暗的一年。在同行的冲击下，两面曾经风光的旗帜——小红马和宅急送都在这一年失去了色彩。
退守北京后的小红马随即在大本营遭遇了华东军团的低价冲击。2006年小红马北京同城快递的报价是：三环之内10元，四环之内15元，业务量大的商务区，打折下来也有10元。而申通、天天等华东公司在北京的同城快递已经杀到了三四元的超低价，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员对于客户如狼似虎的抢夺，已经让小红马难以招架。
2008年10月，曹杰将小红马在北京的业务，分区域打包卖给仍希望继续做快递的老员工，并承诺一年的品牌过渡期，一年之后再宣布小红马退出，以减小对接盘者的负面影响。
几乎与此同时，陈平黯然离开苦心经营15年的宅急送。他在宅急送最后的日子里，一度力图将公司主营业务从“包裹和大件”转向“小件和邮件”。要知道，同样的价格，宅急送要送一个较重的包裹，而顺丰、申通和天天只送一封很轻的信函。光从运送工具来看，同行只需一辆单车就可以送二三十封信函，而宅急送则需要发动汽车来搬运一两个大件和包裹。
但宅急送的转型已经为时已晚。在速度上，直营网络已相当成熟的顺丰，其限时快递服务无人能出其右。它在广东、北京和长三角的“当日达”业务正如日中天。在网络广度和价格上，申通和天天等华东的公司已经不给外人留下半点空间。面对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连联邦快递和UPS等外资快递巨头都望而兴叹，只得局限于国外快递业务，更何况风光不再的宅急送。 2009年，沪杭线的价格已经下杀到8～10元，最夸张的还有自杀性的5元低价。东道快递的郜伟就是在这般酷烈的背景下，在前面两次失败后，于3月第三次挺进华东，他 激昂地号称“丢家舍口，亲自带着东道干部大军开赴上海，通宵达旦的指挥华东战役”。
出征前有人提醒他：华东竞争惨烈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用强行军的方式登顶氧气(钱)消耗很大，必须备足氧气(3亿元以上用三年的时间)。而实际东道快递进入华东只携带了不足3000万元。
东道这次的价格屠刀低得吓人：同城2元，省内5元，跨省8元。而其他快递公司一般分别收5元、10元和15元。然而，这般低价根本不足以让东道在短期具备造血供氧的能力，反而是一直在放血。
很快，东道便缺氧(钱)了。资金链紧绷，使东道被迫挪用代收货款周转，但窟窿还是渐渐大得填不上。就在周转不灵、濒临倒闭的时候，郜伟发出(《告员工书》，要求每个员工，上至他本人下至每个派件员，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工资来拯救东道，等东山再起时返还。
但是，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2009年10月1日，民营快递的达摩斯克利之剑——新《邮政法》正式实施。新法将邮政专营的标准设置为“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快递100克以下”。这无疑是夺走了民营快递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如果严格按照新法执行，大多数公司不但会经营困难，甚至还会面临倒闭。时下新法“专营”的细则还未出台，各个民营快递老板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民营快递与政策的博弈，经历了多年的模糊与混沌后，终于打开了天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就在新法正式实施的前夕，小红马高调宣布正式退出快递市场。
11月，东道出现“窒息”，其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所有网点停止运营。2010年1月23日，东道彻底倒闭，郜伟被拘。东道的客户们闻风集体追缴千万货款，导致广州岗顶地区交通崩溃，引起公众关注。
两条命运曲线最终交于一个悲哀的终点。
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2009年末，顺丰第一架自购飞机起航，这家低调而稳健的公司一直为业内仰视。詹际盛的天天在全国已有15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40多万件·而陈德军的申通更是拥有60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90多万件。照每件免单赚7毛估算，天天总部每天进账近30万元，而申通更是达到60多万元。
成王败寇的江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两三万元、四五人、一间小门面就能打拼做大的江湖，尘埃终将落定，曙光注定升腾。
一片充斥着攻谋伐略、刀光剑影与悲欢宿命的热血战场；
一股生于草莽，历经险阻，但终将奔腾入海的历史潮流。
中国快递行业的格局可谓三分天下：一是以联邦快递、UPS为首的外资阵营，其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规范但价格很高。二是中国邮政EMs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较高。三则是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惨烈，2008年在全国14亿件的业务量中占了近70％的民企阵营——
1993·揭竿而起
一切始于1993年。
深圳，24岁的港商王卫创立顺丰，趁着邓公南巡后珠三角的各种货物涌进香港走向世界的黄金发展期，以私人挟带快件的方式往返奔波于深港两地。
北京，日本归来的陈平聚了7个人，在不到10平方米的大学宿舍里，创立了宅急送的前身——双臣快运，以送烤鸭、帮人搬家和洗抽油烟机为生。
与此同时，杭州某工厂，20岁出头的浙江桐庐人聂腾飞和淳安人詹际盛，点燃了华东民营快递的星星之火。那时只为出人头地的他们，绝想不到这点星星之火，此后竟会成为中国快递业内最强大的势力集群。他们自己也将随之成为华东民营快递的领军人，而他们的家乡桐庐也会被誉为“民营快递之乡”。
还在工厂当小工、为未来焦虑的聂腾飞和詹际盛，从詹际盛的弟弟詹际炜的工作中，摸到了一扇改变命运的门。
詹际炜当时的工作是代人去火车站拿货，再运到杭州市区的客户手中。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就送到上海。
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工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7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1997·烽火连城
在聂腾飞对未来的谋划中，上海是申通的发展重镇，其潜力远远超过杭州。也许由于清楚詹际盛绝非等闲之辈，担心上海分部的地位超过杭州总部，不到一年，聂腾飞派遣自己老婆的哥哥陈德军取而代之坐镇沪上。
当时杭州的市场蛋糕很大，申通一家也吃不完，回到杭州的詹际盛想到：与其受制于人，何不另起炉灶?
1994年10月，杭州天目山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小门店，詹际盛和弟弟詹际炜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白天，詹家两兄弟一边拿着广告传单散发于杭州各个写字楼，一边接下顾客的报关单。晚上，他们按天轮流乘火车去上海，再于凌晨穿梭在上海的各条马路寻找投递点。这般艰辛不言而喻。
詹际盛至今难忘，开业一个月后的一次艰辛经历——他凌晨3点达到上海，匆匆赶到东大名路378号上海远洋集团，结果对方还没上班，大门紧闭。11月的天气寒意袭人，又冷又饿的他哆嗦着找到路边，一个卖烧饼的小贩。他买了个烧饼站在烤炉旁，一边与小贩聊天，一边取暖。为了能在炉边站得更久，他竟然一连吃了6个烧饼。
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听闻聂腾飞和詹际盛都当了老板，有的乡亲便投奔而来。这伙江浙人一合计：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两家公司的业务量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申通和天天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
至今15年来，这一规定一直被华东民营快递军团奉为根本法则，也是民营快递快速扩张的经典模式。这种模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不可低估的扩张狼性——
民营快递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门槛极低的行业，只需要吃得苦、跑得路。许多社会中下层的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对于他们来说，“只需几百元就可以自己当老板”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最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可以独占从本地发出的快件收入，减去运费所得的高毛利，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扎根下来。由于客户量和业务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腰包，这种利益分配规则更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开拓业务的积极性。
一时间，华东民营快递业群雄并起，一个个敢打敢拼的桐庐人和淳安人，虎狼般闯进了一个个陌生的城市。
1995年，申通开拓了宁波、金华和东阳，而天天则奔赴绍兴t1996年，申通进军南京、苏州两大重镇，而天天出兵上海。1997年，申通冲出华东，闯进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青岛，而天天则选择了深耕华东，一连抢占了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和慈溪等地。
申通和天天由此形成的网络优势差异，使得聂腾飞和詹际盛不计前嫌地开始携手——你送不到的由我来送。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1998—2003·乱世狼烟
1998年，王卫的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货运通道上，顺丰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70％!
北京的陈平也开始向全国发力，宅急送一口气在上海、广州、沈阳、成都等7个城市开设分公司。
申通却遭遇变故，聂腾飞在一场车祸中英年早逝，申通上海总经理陈德军接过权杖。
而詹际盛仰仗着华东地区发达的铁路网，把天天的业务做得如火如荼。他把总部迁到上海，同时规范开设网点的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加盟体系，加盟商必须使用总部统一的面单，总部从一张面单中向加盟商收1元，扣去成本3毛，净赚7毛。
至此，民营快递阵营已经泾渭分明地分为三种路数：顺丰采取所有网点直营的模式，价格高但速度快，主攻中高端市场；宅急送也为网点直营，价格和速度相对顺丰较低，主要业务为小件包裹；申通、天天等华东军团则手握加盟模式的扩张利刃，以低成本支撑低价格，竞争最为惨烈。
如果说顺丰和宅急送的出拳还有套路，那么华东 军团的风格就是灵活。更直白的说法是，只要管用，什么招都能使。
2001年，申通在全国已拥有100多家网点，年营业额逼近亿元大关，而天天的网点也达到了58家。然而华东军团的日子并不好过，业内无序的价格血战已经伤及它们的筋骨。以沪杭线为例，申通和天天起家时100元的价格在2001年已经杀到了22-25元，一些后来的小公司、黑快递甚至十几元都在做。
到2003年申通在全国有500多个网点，1万多投递员之时，申通各地的诸侯们再也撑不下去了，投递员有底薪，还要上保险，加上公司各种开支，如果一味低价，无异于自杀。据说很多申通的地方诸侯竟然一度被价格战逼得发不起投递员的工资。
穷极则变。申通变阵的逻辑很简单：发不起工资，干脆就不发。以前“加盟商雇用投递员”的模式变为“一级加盟商再发展二级加盟商”。
按照业内的称呼，一级加盟商为大酋长，负责省市一级。二级加盟商为小酋长，受大酋长管辖，负责城市里某片区或某几条街道。小酋长虽然没有之前的基本工资，反而还要向大酋长缴押金，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员工变为老板，可以把自己做的业务全部收入囊中，如果做得很不错，所得收入将比以前更多。
新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公司和大酋长的成本，而且还极大地激发了小酋长的积极性。新模式迅速在申通、天天等华东民营快递的网络中铺开。由于小酋长掌握了终端定价权，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向客户灵活地报价，价格血战变得更为混乱、惨烈。
低价和狠折是业内常规的竞争手段，不赚钱甚至赔点本也不算稀奇。对于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正值年轻气盛的快递从业人员来说，真实的拳脚相向甚至刀光剑影，似乎比其他方式可以更痛快地—分高下。
有时，两个不同门派的小酋长为了争夺一个片区或一栋写字楼，不惜打架斗殴，甚至导致几十人的群架进而惊动警察。少数竞争尤为惨烈的地区，杀红了眼的小酋长们竟然还会在仓库里存放几十把砍刀。
2004—2007·败走沪上
2004年的顺丰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非典反击战，正以50％的增长速度向前冲刺。
顺丰的主要利润区广东省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许多人不再出门，而选择快递，使顺丰的业务量突然井喷。非典也使得航空公司的生意非常萧条，航空运价大幅下跌。顺丰趁势租下5架737全货机，成为国内第一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在价格战中杀得你死我活的华东军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顺丰的飞机划过天空，翱翔于中高端市场，与外资阵营的高手过招。
而北京的宅急送，情况更为不妙——刚经历了一场“削藩集权”的内耗，又在盲目扩张时遭遇华东军团新模式掀起的价格战，其利润率陡降20％，并首度报亏。陈平也因焦虑过度，患上神经官能症，一下瘦了18斤。
2004年俨然成为民营快递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来到上海考察市场。当他们发现“仅上海到昆山一线，每天的快递总量能达到1万单”时，两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想——个积极，一个消极。
两人之后的命运是：两种感想引出两条相反方向的命运曲线，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最终还是交汇于一个共同的终点。
积极的一个，是东道(DDS)快递的创始人郜伟。看到华东这块市场大蛋糕，他忍不住拿起了刀叉。消极的一个，则是小红马快递的创始人曹杰。他明显地感到，小红马绝然拼不过华东军团，以及华南的顺丰。
华东军团和顺丰能够迅速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大本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庞大的城市群，绝佳的地理优势促成了一张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局域网络，能为华东军团和顺丰的全国扩张输血给养。
而京城同城快递出身的小红马，在华北地区仅有京津一线可以仰仗，其全国网络基本是与各地的快递公司合作而搭建的。
由于小红马上海的合作伙伴不稳定，生生死死地更换频繁，而且时常有私拆邮件的现象。上海网点收发量仅次于北京，其地位至关重要，而曹杰在上海恰好有一支做电子商务配送的百人团队。在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强烈要求下，曹杰不得不将这支颇具盈利能力团队转改成快递网点，以配合全国网络。
欲在华东军团的心脏地带兴风作浪的小红马团队，很快遭到华东军团小酋长们的围堵，一切努力就像把一颗石头投进了大海。
一方面，小红马的价格一度低至亏本的3票10元，但都难以打开上海市场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各地合作伙伴的货件发到上海的时间不一、地点各异，他们不得不每天四五趟地奔波于上海市的东南西北。
既要服务好客户，又要服务好合作伙伴，小红马的上海部队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华东各个军团的上海总部每天只需要打开电脑，看看当天的业务量，就能根据面单利润算出当日盈利。市场竞争的压力大部分都由成千上万的大小酋长们帮其分担。
不到一年，沦为资金黑洞的上海小红马，最终逃不过被撤掉的命运。
2008—2009·混沌乱象
2008年对于北京的民营快递业，是灰暗的一年。在同行的冲击下，两面曾经风光的旗帜——小红马和宅急送都在这一年失去了色彩。
退守北京后的小红马随即在大本营遭遇了华东军团的低价冲击。2006年小红马北京同城快递的报价是：三环之内10元，四环之内15元，业务量大的商务区，打折下来也有10元。而申通、天天等华东公司在北京的同城快递已经杀到了三四元的超低价，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员对于客户如狼似虎的抢夺，已经让小红马难以招架。
2008年10月，曹杰将小红马在北京的业务，分区域打包卖给仍希望继续做快递的老员工，并承诺一年的品牌过渡期，一年之后再宣布小红马退出，以减小对接盘者的负面影响。
几乎与此同时，陈平黯然离开苦心经营15年的宅急送。他在宅急送最后的日子里，一度力图将公司主营业务从“包裹和大件”转向“小件和邮件”。要知道，同样的价格，宅急送要送一个较重的包裹，而顺丰、申通和天天只送一封很轻的信函。光从运送工具来看，同行只需一辆单车就可以送二三十封信函，而宅急送则需要发动汽车来搬运一两个大件和包裹。
但宅急送的转型已经为时已晚。在速度上，直营网络已相当成熟的顺丰，其限时快递服务无人能出其右。它在广东、北京和长三角的“当日达”业务正如日中天。在网络广度和价格上，申通和天天等华东的公司已经不给外人留下半点空间。面对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连联邦快递和UPS等外资快递巨头都望而兴叹，只得局限于国外快递业务，更何况风光不再的宅急送。 2009年，沪杭线的价格已经下杀到8～10元，最夸张的还有自杀性的5元低价。东道快递的郜伟就是在这般酷烈的背景下，在前面两次失败后，于3月第三次挺进华东，他 激昂地号称“丢家舍口，亲自带着东道干部大军开赴上海，通宵达旦的指挥华东战役”。
出征前有人提醒他：华东竞争惨烈就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用强行军的方式登顶氧气(钱)消耗很大，必须备足氧气(3亿元以上用三年的时间)。而实际东道快递进入华东只携带了不足3000万元。
东道这次的价格屠刀低得吓人：同城2元，省内5元，跨省8元。而其他快递公司一般分别收5元、10元和15元。然而，这般低价根本不足以让东道在短期具备造血供氧的能力，反而是一直在放血。
很快，东道便缺氧(钱)了。资金链紧绷，使东道被迫挪用代收货款周转，但窟窿还是渐渐大得填不上。就在周转不灵、濒临倒闭的时候，郜伟发出(《告员工书》，要求每个员工，上至他本人下至每个派件员，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工资来拯救东道，等东山再起时返还。
但是，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2009年10月1日，民营快递的达摩斯克利之剑——新《邮政法》正式实施。新法将邮政专营的标准设置为“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快递100克以下”。这无疑是夺走了民营快递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如果严格按照新法执行，大多数公司不但会经营困难，甚至还会面临倒闭。时下新法“专营”的细则还未出台，各个民营快递老板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民营快递与政策的博弈，经历了多年的模糊与混沌后，终于打开了天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就在新法正式实施的前夕，小红马高调宣布正式退出快递市场。
11月，东道出现“窒息”，其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所有网点停止运营。2010年1月23日，东道彻底倒闭，郜伟被拘。东道的客户们闻风集体追缴千万货款，导致广州岗顶地区交通崩溃，引起公众关注。
两条命运曲线最终交于一个悲哀的终点。
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2009年末，顺丰第一架自购飞机起航，这家低调而稳健的公司一直为业内仰视。詹际盛的天天在全国已有15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40多万件·而陈德军的申通更是拥有600多家一级加盟商，每天业务量有90多万件。照每件免单赚7毛估算，天天总部每天进账近30万元，而申通更是达到60多万元。
成王败寇的江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两三万元、四五人、一间小门面就能打拼做大的江湖，尘埃终将落定，曙光注定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