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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上级领导进言，使其改变固有态度，或坚定某种看法，不是件容易事。一来，上级领导既已作出某种决策和选择，多已深思熟虑;二来，下属对全局不甚了解，忠实执行指令，创造性完成任务，是其主要任务，不应对上级命令说三道四。
不过，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在事关重大的紧急关头，老一辈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多次向上级进言。除了直言进谏外，他们进言、劝说时也注意方式方法，使用各种技巧，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这些方法和技巧，亦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鉴。
当面进言：先打消对方顾虑
当面进言前，需要对对方的脾气性格、对具体事件的观点看法等有一定了解，进言中委婉劝说的同时，更要让对方掌握真实情况。
1962年，基于当时安徽等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陈云经过回乡调查，并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决定当面向毛泽东提“分田到户”建议。因他知道毛泽东此前甚为反对“包产到户”，故而说得很委婉。
见了毛泽东后，陈云首先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时间。接着，他表示，为应对当前困难局面，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举了在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的例子，说明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然后，陈云引入正题——“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尽管毛泽东后来对“包产到户”进行了强烈批评，但正因陈云委婉的方式和诚恳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陈云有组织纪律性，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否认他在经济工作中的才能和贡献。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陈云的进言是正确的。
遇到万分紧急情况时，进言则要直言不讳。1934年12月8.6万人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只剩下不到3万人。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对此感到自责与痛苦，情绪很坏。
一天在行军路上，他拿出一只手枪比划着。正在这时，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走过来看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上前一把夺过手枪：“博古同志，这不是闹着玩的，小心走火！”接着，聂荣臻开始劝说博古，特别是斩钉截铁讲到“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让博古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慢慢冷静和振作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台儿庄大捷，让全国人民倍感振奋。鲜为人知的是，这其中还有张爱萍的功劳——他曾受托向李宗仁进言尽快打这一仗。
1938年3月，张爱萍赶到徐州见到李宗仁，进言在附近组织会战重挫日军后，对方便表示：“如何实施，正在考虑。”
“此战非打不可，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快不宜缓。”张爱萍一上来就态度坚决。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李宗仁问。
这时，张爱萍既要打消彼此分属两党带来的怀疑和顾虑，还要坚定对方的战斗决心。他的办法是循循善诱，先从李宗仁的爱国之心，其军队勇武善战，如今求战心切说起，使对方易于接受，李宗仁连连点头。
接着，他再列举日军骄横欺人，让人同仇敌忾，如今孤军深入正好打击。李宗仁被其打动，询问“如何打”。张爱萍便侃侃而谈：“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我也觉得用这个打法。”具体来说，“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在此布阵，定获大胜。”然后，他用手指住了台儿庄。
“好啊！台儿庄，打！”李宗仁终于被张爱萍说服。次日下午，他又把张请来分析敌情，调兵遣将。很快，台儿庄大战打响。经过一个月激战，歼敌三万，狠狠打击了日军气焰。
侧面进言：巧用书信、善于借力、以小博大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次反，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变化，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
1966年冬日的一天，有邓颖超和周恩来秘书、警卫、司机等签名的一张纸出现在了总理办公室的墙上。此前，周恩来已被查出心脏病，急需休息，但他仍接见外宾、主持开会、和人谈要事，忙得废寝忘食。大家苦劝无效后，想出了这招向总理进言，请他注意身体。
很快，周恩来回办公室时看到了，他认真读了后笑了，在上面写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此后，邓颖超又将进言内容归纳成了五条建议，包括“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连续工作”“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接触，以得到喘息”等。这次向周恩来进言，在一段时间内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一些重要意见，当其他人也有相同观点时，还可以聚力、借力，侧面达到建言效果。
1952年初，“三反”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较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当时毛泽东正督促“三反”向纵深发展，陈云感到直接进言可能行不通，便决定采取迂回方法。2月15日，陈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来反映了这一问题，并希望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当天周就写信向毛泽东谈了二人反映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调整。
不光是通过对方信任的人，通过首长身边工作人员提出建议，有时也能收到奇效，达成目的。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归国，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任国防部长。据《湘潮》披露，1958年冬天，彭德怀应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墓碑。写完后，彭德怀怀念起昔日战友，又写了一首长诗，追述了昔日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
不久，作为其主要助手的黄克诚偶然看见了。他没有直接找彭德怀，而是找来彭身边工作人员，嘱咐道：“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说完后又加上两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黄克诚的提醒用意颇深。当时，彭德怀在党内军内具有很高威望，一言一行都很受关注。通过工作人员提醒彭，對彭及相关人员都是一种警示，体现了战友的真挚关心。
玩笑进言：四两拨千斤
除了借力和通过书信等形式进言，还可以利用与领导聚餐、散步等非正式场合，以玩笑等方式提出建议，达成“四两拨千斤”效果。
“主席，恕我直言——你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据《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记载，解放战争初期，陈赓将军就曾利用与毛泽东等一同晚餐的机会，借着酒劲以开玩笑的方式，引起对方注意，再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直陈调他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是“摆错了位置，大材小用”，之后通过一番据理力争，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此时中央已改变了计划，与陈赓不谋而合）。后来，陈赓在解放战争中率部征战，屡建奇功，传为佳话。
不过，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在事关重大的紧急关头，老一辈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多次向上级进言。除了直言进谏外，他们进言、劝说时也注意方式方法，使用各种技巧，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这些方法和技巧，亦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鉴。
当面进言：先打消对方顾虑
当面进言前，需要对对方的脾气性格、对具体事件的观点看法等有一定了解，进言中委婉劝说的同时，更要让对方掌握真实情况。
1962年，基于当时安徽等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陈云经过回乡调查，并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决定当面向毛泽东提“分田到户”建议。因他知道毛泽东此前甚为反对“包产到户”，故而说得很委婉。
见了毛泽东后，陈云首先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时间。接着，他表示，为应对当前困难局面，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举了在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的例子，说明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然后，陈云引入正题——“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尽管毛泽东后来对“包产到户”进行了强烈批评，但正因陈云委婉的方式和诚恳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陈云有组织纪律性，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否认他在经济工作中的才能和贡献。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陈云的进言是正确的。
遇到万分紧急情况时，进言则要直言不讳。1934年12月8.6万人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只剩下不到3万人。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对此感到自责与痛苦，情绪很坏。
一天在行军路上，他拿出一只手枪比划着。正在这时，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走过来看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上前一把夺过手枪：“博古同志，这不是闹着玩的，小心走火！”接着，聂荣臻开始劝说博古，特别是斩钉截铁讲到“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让博古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慢慢冷静和振作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台儿庄大捷，让全国人民倍感振奋。鲜为人知的是，这其中还有张爱萍的功劳——他曾受托向李宗仁进言尽快打这一仗。
1938年3月，张爱萍赶到徐州见到李宗仁，进言在附近组织会战重挫日军后，对方便表示：“如何实施，正在考虑。”
“此战非打不可，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快不宜缓。”张爱萍一上来就态度坚决。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李宗仁问。
这时，张爱萍既要打消彼此分属两党带来的怀疑和顾虑，还要坚定对方的战斗决心。他的办法是循循善诱，先从李宗仁的爱国之心，其军队勇武善战，如今求战心切说起，使对方易于接受，李宗仁连连点头。
接着，他再列举日军骄横欺人，让人同仇敌忾，如今孤军深入正好打击。李宗仁被其打动，询问“如何打”。张爱萍便侃侃而谈：“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我也觉得用这个打法。”具体来说，“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在此布阵，定获大胜。”然后，他用手指住了台儿庄。
“好啊！台儿庄，打！”李宗仁终于被张爱萍说服。次日下午，他又把张请来分析敌情，调兵遣将。很快，台儿庄大战打响。经过一个月激战，歼敌三万，狠狠打击了日军气焰。
侧面进言：巧用书信、善于借力、以小博大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次反，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变化，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
1966年冬日的一天，有邓颖超和周恩来秘书、警卫、司机等签名的一张纸出现在了总理办公室的墙上。此前，周恩来已被查出心脏病，急需休息，但他仍接见外宾、主持开会、和人谈要事，忙得废寝忘食。大家苦劝无效后，想出了这招向总理进言，请他注意身体。
很快，周恩来回办公室时看到了，他认真读了后笑了，在上面写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此后，邓颖超又将进言内容归纳成了五条建议，包括“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连续工作”“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接触，以得到喘息”等。这次向周恩来进言，在一段时间内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一些重要意见，当其他人也有相同观点时，还可以聚力、借力，侧面达到建言效果。
1952年初，“三反”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较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当时毛泽东正督促“三反”向纵深发展，陈云感到直接进言可能行不通，便决定采取迂回方法。2月15日，陈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来反映了这一问题，并希望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当天周就写信向毛泽东谈了二人反映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调整。
不光是通过对方信任的人，通过首长身边工作人员提出建议，有时也能收到奇效，达成目的。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归国，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任国防部长。据《湘潮》披露，1958年冬天，彭德怀应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墓碑。写完后，彭德怀怀念起昔日战友，又写了一首长诗，追述了昔日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
不久，作为其主要助手的黄克诚偶然看见了。他没有直接找彭德怀，而是找来彭身边工作人员，嘱咐道：“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说完后又加上两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黄克诚的提醒用意颇深。当时，彭德怀在党内军内具有很高威望，一言一行都很受关注。通过工作人员提醒彭，對彭及相关人员都是一种警示，体现了战友的真挚关心。
玩笑进言：四两拨千斤
除了借力和通过书信等形式进言，还可以利用与领导聚餐、散步等非正式场合，以玩笑等方式提出建议，达成“四两拨千斤”效果。
“主席，恕我直言——你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据《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记载，解放战争初期，陈赓将军就曾利用与毛泽东等一同晚餐的机会，借着酒劲以开玩笑的方式，引起对方注意，再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直陈调他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是“摆错了位置，大材小用”，之后通过一番据理力争，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此时中央已改变了计划，与陈赓不谋而合）。后来，陈赓在解放战争中率部征战，屡建奇功，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