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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前，我设想自己会在一栋起码二十层以上的玻璃大厦里办公”。 李理说，然而如今的办公室不过是简陋的房间，配置着和普通学校雷同的桌子和墙面。那是李理在镇政府的工作环境。
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公务员的身份给了这位年轻人更多的体验。
这其中的滋味，有酸，有苦，也有甘。
无所谓对错
大四的时候，李理碰上了一次难得的政策机遇，家乡湖南省首次招收直通省直单位的选调生。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两年的乡镇基层锻炼期且考核合格后，可以直接调到省直机关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不仅他没有准备好，连基层单位也没有准备好。
他到湖南娄底市下辖的乡镇报到时，发现党政办主任甚至没给他安排办公室和桌子，对方不以为意：“反正你过两天就要走了。”在他们看来李理的到来不过是“走过场”。
也能理解，基层就是政策冲锋的一线，往往要面对“一地鸡毛”的人和事，同时环境也不如想象中“优雅”，“连上厕所的条件都是非常艰苦”。
在广东的张月很难想象，每天跟村民打交道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李理也未必能接受他的工作。
张月要面对的是戒毒所里各种正在戒毒的人员。这是一份像“小学生班主任”的工作，他不需要和“看管”的对象有过多的交流，只需要看着他們在规定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任务。
在工厂里，戒毒人员严格遵守着六小时的工作制度，他们也随之固定跟随。工作对于张月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却并不放松。“你看着他们（戒毒的人），是不能笑的，也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然说不定又会搞什么花样出来。”
“全科医生”
对初入职的那段时光，于飞飞是极度怀念的。
那时他踌躇满志，憧憬着未来大展拳脚，又因为从事着长辈眼中备受肯定的职业而感到各方面的自豪。
但十多年后的现在再谈当初，曾经的热情显得遥远和缥缈了。
3月初的这个周末，于飞飞陪孩子在室内玩了一个上午的溜冰。仅仅是陪伴，对于这位湖南的科级干部来说仍然是奢侈。加班加点成为了他现在工作的常态，经常为了一份报告熬至通宵，更谈不上照顾还在幼儿园的孩子的情感了。
年近四十，尽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但是投身“官场”至此，于飞飞没有在工作中找到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在言语中充满了焦灼。
这种感觉来自于政策变更的频繁和面对新情况的无所适从。
新的政策往往意味着对新能力的要求，于飞飞就经常感到力不从心。“难道真的是我的学历水平不够？没有能力处理现在面对的问题吗？”
为了学习、理解和应对，他所用的办法是一有空就上百度搜索资料，然而实际作用并不大。他自我嘲笑说：“可能真的只有高人能给我指点了。可是这样的高人在哪里呢？”
李理便很能理解镇长的忙碌，他经历过这种状态：今天写一个饮用水困难的报告，明天给一条坏掉的路申请维护资金，后天到山上巡视防止失火。
他曾经到市级部门轮岗，在那样层级明晰的部门里，分工专业，各司其职。
而在镇政府，就要做一个“全科医生”，环保、水利、林业、农业样样要熟悉。“尤其是党政领导，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要知道，区委书记就坐在面前，问话时答不上来是非常尴尬的。”
“我们也在反思”
张月如果“诉苦”，在别人看来是不可信的。公务员，谁会相信这个曾经人人艳羡的职业有苦可诉呢？
准时下班的话，张月习惯一个人晚饭后步行20分钟，到家旁的河边散步。选择工作时，因为他不爱漂泊，所以坚定地选择了回家当公务员这条路径。
从两年前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逐渐熟习职场上的规则，他摔过跤，也吃过苦头，家人语重心长地劝诫过：选择进入了体制，就要适应人情上的“那一套”，“该做的还是得做”。
他不是不知道，只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从心理上，还没能强迫自己接受。
工作中，他仍然相信，任务的完成就是对上级最好的“奉承”，而不是像其他一到饭点就等在领导办公室门口，过于热衷表现自己的同事一样。
这份“固执”能坚持多久呢？不知道。两个月前，他从一线的岗位调换到办公室的文职工作，脱离了环境复杂的一线，他可以开始做点自己喜欢干的活儿——写东西了。
但是现在写的材料都是千篇一律，经常是上级的突然到访带来的临时任务。
被外界诟病的，还包括基层公务员的薪资问题。以李理所在的湖南为例，对比起其他的发达省份仍然有很大差距。他介绍说，普通基层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在2000元出头，加上年底的绩效，一年是四五万元。尽管现在在稳步提升，李理的工资今年也迎来了微调，不过“只涨了一百多元”。
今年2月底，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首部心理健康蓝皮书，其中显示公务员群体中有35.2%的比例达到中高等焦虑的状态，这个比例并非最为突出，但因为其关系到社会运行治理的细枝末节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就在近日，一篇关于湖南永州市委书记严华的文章在湖南公务员圈流传，这只是一位新走马上任的书记的工作体会，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让“5+2、白+黑、8+X”等极端的工作时间安排成为常态，引发了许多公务员的共鸣。
公务员的心理问题的确需要重视，并且已经引起了真正的关注。3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公务员的身份给了这位年轻人更多的体验。
这其中的滋味，有酸，有苦，也有甘。
无所谓对错
大四的时候，李理碰上了一次难得的政策机遇，家乡湖南省首次招收直通省直单位的选调生。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两年的乡镇基层锻炼期且考核合格后，可以直接调到省直机关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不仅他没有准备好，连基层单位也没有准备好。
他到湖南娄底市下辖的乡镇报到时，发现党政办主任甚至没给他安排办公室和桌子，对方不以为意：“反正你过两天就要走了。”在他们看来李理的到来不过是“走过场”。
也能理解，基层就是政策冲锋的一线，往往要面对“一地鸡毛”的人和事，同时环境也不如想象中“优雅”，“连上厕所的条件都是非常艰苦”。
在广东的张月很难想象，每天跟村民打交道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李理也未必能接受他的工作。
张月要面对的是戒毒所里各种正在戒毒的人员。这是一份像“小学生班主任”的工作，他不需要和“看管”的对象有过多的交流，只需要看着他們在规定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任务。
在工厂里，戒毒人员严格遵守着六小时的工作制度，他们也随之固定跟随。工作对于张月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却并不放松。“你看着他们（戒毒的人），是不能笑的，也不能将自己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然说不定又会搞什么花样出来。”
“全科医生”
对初入职的那段时光，于飞飞是极度怀念的。
那时他踌躇满志，憧憬着未来大展拳脚，又因为从事着长辈眼中备受肯定的职业而感到各方面的自豪。
但十多年后的现在再谈当初，曾经的热情显得遥远和缥缈了。
3月初的这个周末，于飞飞陪孩子在室内玩了一个上午的溜冰。仅仅是陪伴，对于这位湖南的科级干部来说仍然是奢侈。加班加点成为了他现在工作的常态，经常为了一份报告熬至通宵，更谈不上照顾还在幼儿园的孩子的情感了。
年近四十，尽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但是投身“官场”至此，于飞飞没有在工作中找到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在言语中充满了焦灼。
这种感觉来自于政策变更的频繁和面对新情况的无所适从。
新的政策往往意味着对新能力的要求，于飞飞就经常感到力不从心。“难道真的是我的学历水平不够？没有能力处理现在面对的问题吗？”
为了学习、理解和应对，他所用的办法是一有空就上百度搜索资料，然而实际作用并不大。他自我嘲笑说：“可能真的只有高人能给我指点了。可是这样的高人在哪里呢？”
李理便很能理解镇长的忙碌，他经历过这种状态：今天写一个饮用水困难的报告，明天给一条坏掉的路申请维护资金，后天到山上巡视防止失火。
他曾经到市级部门轮岗，在那样层级明晰的部门里，分工专业，各司其职。
而在镇政府，就要做一个“全科医生”，环保、水利、林业、农业样样要熟悉。“尤其是党政领导，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要知道，区委书记就坐在面前，问话时答不上来是非常尴尬的。”
“我们也在反思”
张月如果“诉苦”，在别人看来是不可信的。公务员，谁会相信这个曾经人人艳羡的职业有苦可诉呢？
准时下班的话，张月习惯一个人晚饭后步行20分钟，到家旁的河边散步。选择工作时，因为他不爱漂泊，所以坚定地选择了回家当公务员这条路径。
从两年前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逐渐熟习职场上的规则，他摔过跤，也吃过苦头，家人语重心长地劝诫过：选择进入了体制，就要适应人情上的“那一套”，“该做的还是得做”。
他不是不知道，只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从心理上，还没能强迫自己接受。
工作中，他仍然相信，任务的完成就是对上级最好的“奉承”，而不是像其他一到饭点就等在领导办公室门口，过于热衷表现自己的同事一样。
这份“固执”能坚持多久呢？不知道。两个月前，他从一线的岗位调换到办公室的文职工作，脱离了环境复杂的一线，他可以开始做点自己喜欢干的活儿——写东西了。
但是现在写的材料都是千篇一律，经常是上级的突然到访带来的临时任务。
被外界诟病的，还包括基层公务员的薪资问题。以李理所在的湖南为例，对比起其他的发达省份仍然有很大差距。他介绍说，普通基层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在2000元出头，加上年底的绩效，一年是四五万元。尽管现在在稳步提升，李理的工资今年也迎来了微调，不过“只涨了一百多元”。
今年2月底，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首部心理健康蓝皮书，其中显示公务员群体中有35.2%的比例达到中高等焦虑的状态，这个比例并非最为突出，但因为其关系到社会运行治理的细枝末节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就在近日，一篇关于湖南永州市委书记严华的文章在湖南公务员圈流传，这只是一位新走马上任的书记的工作体会，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让“5+2、白+黑、8+X”等极端的工作时间安排成为常态，引发了许多公务员的共鸣。
公务员的心理问题的确需要重视，并且已经引起了真正的关注。3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