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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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以致朝廷上出现了一批有士人之气的贤宦,其代表人物,比如明宪宗时期的宦官怀恩、嘉靖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嘉靖末到隆庆年间的李芳,观其言语,考其行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过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伴生物。学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权的紧密联系。简单来说,宦官专权是皇权衍生的产物,宦官专权背后是皇权的膨胀,而不是宦权危害到了皇权。
  有明一代都没有宦官杀戮君主的案例,这和东汉末年的宦侍之祸、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夺权形成鲜明对比。但前人史家注意到这点时,经常会默认宦官是文官的对立面,由此建立起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的经典叙事,却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会风气对宦官的影响,进一步说,是忽略了宦官们作为人的丰富性,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制度机器来看待。
  这种对立叙事无法解答明代屡屡发生的宦官与文官合作现象,以及一些贤宦犹如士大夫一般对君主的忠诚进谏。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居正与冯保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领袖合作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嘉靖年间的张佐、黄锦,他们先后入主司礼监,与杨廷和、张璁、夏言等历任内阁首辅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誉为“明代第一好太监”的怀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长为兵部侍郎,后来犯罪被杀,连累时任太仆卿的怀恩父亲也被株连籍没,怀恩尚在幼童时就被阉割入宫成了太监,赐名为怀恩。此人历经明宪宗、明孝宗两任皇帝,性情耿直,廉洁清正,因为敢于向皇帝进言,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体中也很有口碑。
  回顾《明史·怀恩传》里怀恩的言行举止,他和一位正直的文官其实区别不大。怀恩本就出身士人家庭,从小又接受了教育,这让他不同于一般太监,能够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像怀恩这样有骨气、与士人交好的宦官,在明代中期有很多。比如万历年间的陈矩,嘉靖二十六年(1547)被选入宫,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管东厂。《明史》记载,此人外出办事廉洁,从不扰民,被驿站的人尊称为“佛”。万历三十三年(1605),陈矩掌东厂兼掌司礼监印,集纠政、监察大权于一身,权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甘当皇帝的鹰犬,他完全可以投其所好,任由万历皇帝开征各种杂税,以满足私欲,但陈矩却大胆进谏,希望万历皇帝停止增收矿税。
  在《明史》的执笔者看来,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明史》对他的事迹罗列多为正面案例,比如反对矿税、在国本之争中保护沈鲤等士人、帮助含冤受屈的文官平反等,都可见陈矩的气度。陈矩掌管东厂期间,据传也是东厂抓捕人数最少、京师秩序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在他死后,文武百官亲自吊唁,身穿素白衣服的人多到堵塞道路,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声望。
  但是,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明代贤宦被遮蔽了,更加流行的是魏忠贤、王振、刘瑾、曹吉祥这样的恶宦形象。《江山风雨情》《大明王朝1449》《大明风华》《天下第一》等涉及明代的古装剧里,宦官形象大多数都是恶贯满盈、奸邪伪善之徒,少有像《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历史剧,能严肃对待宦官形象,塑造出吕芳、黄锦、杨金水这样有人情味的宦官。
  明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有士人风气的宦官?这和宦官的出身与教育有关。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怀恩一样,本来就是士绅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辈因罪抄家,他们自己被连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渐衙门化。明代宦官不仅把持着司礼监,与内阁分割昔日的宰相职权,还占据了内府“二十四衙门”、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备太监、镇守中官等要职,权力从中央辐射到地方,影响着中央决策、军事部署、财政收支、织造、烧造、皇家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门化后,明代政权为了维持行政的日常运转,开始主动教育、培训宦官,提升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
  包诗卿是研究明代宦官教育的学者,他指出:“(明代)宦官培养体制日益成为权力制衡中的一部分。在对皇权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争取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势力,便成为一条接近权力中心的理想途径。为避免內书堂教育流于形式,最初由担任教习的翰林所发起的宦官读本编纂活动,逐渐引起朝堂之外士大夫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他们甚至有针对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希望以此培养出既有文化又有修养的宦官,以实现间接影响皇权的目的。”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贤宦比例也就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期涌现了很多贤宦,而这些贤宦都具备士人的习气。
  从明太祖时期到明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的能力在显著上升。明太祖起初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即便后来有所调整,洪武时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严格的权力网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后朱棣对士人的不信任,他开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要职,镇守中官这一宦官干预地方政治的职务,也是从明成祖时期开始。
  洪熙、宣德以后,宦官事权进一步扩大,宦官受教育问题也愈发被统治者重视。宣德年间,皇帝设立内书堂供宦官读书。据刘若愚《明宫史》记载:“(内书堂读书)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
  明人黄瑜称:“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明中期,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提督太监为最高负责人,由掌司具体负责,下设“年长有势力”者六至八名为学长,负责处理日常学习、管理事务。朝中受宠小宦官常被选入内书堂或文华殿东庑学习,由翰林学士、侍讲、编修等官员来担任教师。   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二年(1458)起,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从此为定例。
  在内书堂,小内监学习,首先要参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和任课的词林老师,还要准备一份由手帕、白蜡、龙挂香组成的礼品,作为学习的束脩(学费)。他们在内书堂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明代士人学习的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再有就是习字。专业内容有思想教育课程,如历朝皇帝对宦官的诫谕《内令》、历代宦官奉公守法的事迹集《忠鉴录》、万历年间编纂的《貂珰史鉴》等,以及为培养内侍对朝臣奏章进行批答、对阁臣的票拟进行批红训练的“判仿”。
  如同《明代内书堂考论》所说:“在(明代的)宦官升迁上,非内书堂不入文书房,非文书房不入司礼监;而翰林恰恰是内书堂的教师,内书堂的宦官常常又是未来皇帝和皇子皇妃的老师。由内书堂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关系,牵动着明朝的整个政局的走向。”
  当教育和政治生涯绑定,明代宦官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很多宦官为了进入司礼监,得到批红权,就会在私底下用功读书。出身和教育的变化让明代宦官群体出现了一批“士宦”,他们虽然是宦官,但在自我认同上却跟士人走得更近。他们尽管仍旧依附于皇权,抱持着忠君爱国的念头,但也习得左右平衡之术,小心翼翼维持着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像怀恩、张佐、黄锦、李芳等人都是“士宦”的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当文官们意识到宦官衙门化已成定局,他们逐渐接受了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存在,他们批评、对抗恶宦,但很少再去否定宦官机构。为了影响朝廷决策,使其更符合文官领袖及其背后的士绅力量的期待,内阁大臣们一方面积极拉拢司礼监宦官,一方面通过对年轻宦官教育的干预,培养士人化的宦官。
  万历七年(1579)正月,翰林修撰张元忭在内书堂教书时,就曾用《中鉴录》来教育小宦官。时人朱赓在《朱文懿公文集》卷十一所载张元忭的《行状》里记载道:“子荩(元忭)曰: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乃观《中鉴录》,亲为条解,用示劝惩。又作《训忠》诸吟,令歌之,冀其有所感悟。”
  嘉靖末年,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他也十分重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徐阶同司礼监宦官们交好,但内心始终警惕宦官,担忧宦官权力对阁权的侵扰。他在给亲信吴桂芳的信中说:“至于中官用事,则其机缄已见,防微杜漸,甚难着力。”在给杨豫孙的信中,他再度担忧道:“此间中官之势日盛,近虽沮得团营一节,不知将来又当有何等谋为?且不知其时仆仍能沮之否?中心忉忉,惟切求去耳。”
  为了限制宦官,他也在宦官教育上动了心思,但他着眼的不是培养士宦,而是防备青年宦官与资深翰林学士的勾结。徐阶试图分化两者,所以任命了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在他领衔内阁期间,内阁与司礼监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明代中期的一种常态。明代中期,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但总体维持着平衡,在魏忠贤为代表的权宦与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文官内部党派交恶或勾结、党争前,明代从嘉靖到万历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宦官很少兴风作浪,史书上反而出现不少贤宦的记录。明中期的宦官更接近于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官僚体制对抗的产物。
  明代宦官有自我约束的习惯,不仅仅是跟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在宫廷中的危机感有关,也和他们与民间社会的联系有关系。
  学者赵世瑜、张宏艳在《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中考证:“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筹建烈士公墓,墓址确定在八宝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护国寺,当时还住着许多宦官,所以当地人俗称其为‘太监庙’。选址的干部曾向一个宦官询问这处所在的来历,后者回答说,明永乐时因司礼太监刚铁之墓在此,故赐建祠庙……据碑文所载,刚铁其人乃明朝开国元勋,初侍从太祖朱元璋征伐,继而随成祖朱棣靖难有功,死后官葬黑山会,岁时享祭,并建有祠庙——护国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对刚铁颂扬奉祀,对护国褒忠祠屡加修缮。”但赵世瑜和张宏艳发现,这个墓主人刚铁,很有可能只是个神秘或者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的事迹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的。
  “后代宦官利用记载不详的刚铁,编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元勋神话。”这就像文官以周公为楷模、武将以效仿霍去病、卫青为荣,一些宦官在这种朝拜楷模的行为中,找到自己的一份归属感,并为自己确定人生的目标。
  刚铁的褒忠祠建成后,明代宦官就发起了以黑山会为代表的祭祀组织,从而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他们渴望像宦官刚铁一样流芳千古,死后享有优待。有明一代,为刚铁祠庙和黑山会出力颇多的,多是史传中受到好评的宦官,比如张佐、黄锦、麦福、陈矩等,而魏忠贤、汪直等史传中不受好评的宦官,和褒忠祠就缺乏联系。
  明代宦官们在沾染士人习气后,重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判。在明代,宦官帮忙修祠堂、修桥搭路、救助清官乃至劝谏皇帝减免赋税等,一方面与宦官个人的品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乎社会舆论,渴望为自己积攒一些福报。比如嘉靖年间的黄锦,他不但在清官海瑞死谏嘉靖时为海瑞斡旋,还积极投身于对家乡的资助。黄锦是河南洛阳人,洛阳有一条河叫瀍河,前人记载:“冬春之时,瀍河水微褰褰可涉;夏秋雨集,潦水大至,宛如江海怒涛。”因此在这条河上的桥,常会经受洪水考验。嘉靖三十八年(1559),黄锦回乡探亲,得知乡民已有两年无桥可便,便发愿修桥,由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主持捐资募款,未花普通百姓一分钱,便将桥建成。百姓感其济涉便民的义举,特在桥头为黄氏兄弟竖碑撰记,将此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们不同的出身、志趣、立场等,让他们或是与士大夫为敌,或是与士人交好,乃至在祭祀、信仰、维护口碑上都与士人相近。
  所以,对待明代宦官,不只有皇权这一条理解路径,宦官作为一个主体,在皇室、文官、武将乃至更广阔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流动。他们虽依附皇权,但在特定时候也表现出自身的张力,从士宦的角度来理解明代宦官,可以找到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也可以消除很多对宦官的成见。说到底,所谓宦官之恶,根源不在宦官而在制度,在明代,宦官和文官并没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真正把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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