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那一代”诞生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肖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快乐的年代，虽然刚刚恢复了元气，物质还跟不上—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住的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的简陋房子，差别顶多是你的单车新一点我的旧一点，你的房子是两室我的是一室。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并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对于物质没有什么要求。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什么地方互相较劲呢？都是在比创作，比作品好不好，比自己在江湖上赢得尊重的理由是什么。
　　记者：比起现在，你是否更怀念“我们这一代”里的那个年代？
　　肖全：我喜欢春天来了的八十年代，也喜欢自己身处的这个看似不完美的当下。现在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在复制。深圳的万象城成功了，到处都开始复制这种成功；万达广场很繁华，于是到处都有万达广场。以前的广州、成都、上海是完全不同的城市，有它们的唯一性，但是现在的大城市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城市的唯一性被统一性所取代。但我也喜欢，因为我就在这其中，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员。
　　记者：你和马克·吕布一起工作过，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肖全：我的父母给我示现了生命的起伏，他们让我知道人是怎么变老的，怎么一步步离开这个世界的。马克·吕布则是示现给我看他的衰老。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1993年的广州，他一头银发，差一周就七十岁，大步流星地走路，马不停蹄地拍照、工作。我就这么一直看着他工作，就像一根蜡烛，从最旺的时候，渐渐一点点地烧尽。他对我而言是很好的榜样。我也希望像他一样，一直拍到老。
　　记者：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吗？
　　肖全：观察是最重要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心经》的第一个字就是“观”。观，不仅仅是用眼睛看，也不仅仅是观察别人，而是观自己，观自己的一颗心。看到了，自然有了判断，然后再记录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对于摄影师来说，这就是一组规定工作，是无需加以思考的。
　　记者：怎么看待摄影师对于记录历史的使命感？
　　肖全：没人告诉我，我应该拿相机去拍摄什么。作为摄影师，只要拿起照相机，就自然有了使命感。关于时代的画面，每天都在更新，转瞬即逝。既然拿着相机，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负责地站出来，为这个时代留下那些宝贵的、转瞬即逝的影像。布勒松、马克·吕布就是这么干的。因为我和他们拥有同样的一个身份—摄影师，所以我也自然而然地就把同样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耀感挑在自己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