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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成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质疑，但我们主张一切应当基于事实的基础，而不是依靠谣言的力量
会见一嫌疑人，他说：“那天，我偷了三个钱包，基本都是刚偷完，就发现有便衣盯上，速扔。首先鄙视不看管好自己钱包的人，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露财。其次，我认为自律已起作用，不需要劳驾警察。最后，我希望警察不要总盯着我们这些小偷，选择性执法，有本事抓贪官去。”我打断他，只插了一句：“抓贪官，那是检察院的事儿。”
这是前不久我在微博仿宁财神说的一段子，但对于最近的这场口水战很应景。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成立于今年5月，《方圆》在6月初做了第一篇专访。8月份以来，央视新闻频道和《人民日报》都跟进持续报道“辟谣联盟”的战绩，在网上着实掀起了热议。争议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就是指责民间辟谣者“选择性辟谣”：为什么总是盯着民间谣言不放？有种去辟官谣！上边那个小故事其实已有寓意。所不同的是，民间辟谣联盟是“自带干粮”的，不是便衣警察，而只能是普通公民。《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分子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自愿辟谣算公民的权利。
辟谣联盟是由一群普通网友自发组成的网络信息求真兴趣小组，本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给她的定位就是“自媒体时代网民自律组织”，这也是诸多媒体采访时我们所强调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从“四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的谣言到“北京地铁迷药案”，再到“冒充7·23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郭瑶”，辟谣联盟揪出了微博上广为流传的一百二十多条谣言，关注该ID的的粉丝也届六万。但为何这些自发自觉的辟谣控们的努力，依然遭致一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呢？为何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辟谣联盟是“选择性”辟谣呢？
我觉得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谣言本身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直接点，辟谣是被动的，只能追在谣言的后面，辟谣的选择性是由“造谣的选择性”决定的。
政府部门以及官方媒体占据了传统的宣传阵地，微博则是留给民众抒发个人意见甚至发泄不满的地盘。按照通常的定义，造谣是蓄意地捏造事实、歪曲信息，制造不信任和恐慌。官方的宣传方式可能是对一些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或选取某个角度进行美化，甚至不惜掩盖一些事实，但这些都很难界定为“捏造事实”的造谣。如果官方捏造事实被揭穿，其公信力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如果制造社会恐慌，也与其希望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微博上官方谣言并不多见。但对于民间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而言，借助虚假事实论证观点的正确，用谣言攻击官方，却有着立场上的优越性。在微博生态环境中，不管“鸡蛋”是对是错，站在鸡蛋一边就永远能赢得掌声。
细数微博上的谣言，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谣言，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辟谣联盟”不可能辟所有的谣言，只能选择一些传播比较广、危害比较大的谣言进行打击，这其实也是一种被人诟病的“选择性”。
例如，7·23事故中假冒死者家属的郭瑶，本身粉丝数量并不多，但在几位名人的扩散下，有关她的信息却在短时间内流转十几万次。选择向这些名人挑战，本身也是民间辟谣者的勇气。当然，辟谣依据的是证据，只辟虚假事实不辟观点，这也保证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如果名人不造谣传谣，网友盯他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不是么？
面对无聊的网络口水战，我最终选择了回避。我可以说服一些秉持理性、平和、尊重事实的旁观者，却不可能说服恶意造谣者和深信“传谣有理，辟谣有罪”的偏执狂。
我们这些追求真相的辟谣爱好者，同样支持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也赞成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质疑，但所不同的在于，我们主张一切应当基于事实的基础，而不是依靠谣言的力量。
会见一嫌疑人，他说：“那天，我偷了三个钱包，基本都是刚偷完，就发现有便衣盯上，速扔。首先鄙视不看管好自己钱包的人，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露财。其次，我认为自律已起作用，不需要劳驾警察。最后，我希望警察不要总盯着我们这些小偷，选择性执法，有本事抓贪官去。”我打断他，只插了一句：“抓贪官，那是检察院的事儿。”
这是前不久我在微博仿宁财神说的一段子，但对于最近的这场口水战很应景。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成立于今年5月，《方圆》在6月初做了第一篇专访。8月份以来，央视新闻频道和《人民日报》都跟进持续报道“辟谣联盟”的战绩，在网上着实掀起了热议。争议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就是指责民间辟谣者“选择性辟谣”：为什么总是盯着民间谣言不放？有种去辟官谣！上边那个小故事其实已有寓意。所不同的是，民间辟谣联盟是“自带干粮”的，不是便衣警察，而只能是普通公民。《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分子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自愿辟谣算公民的权利。
辟谣联盟是由一群普通网友自发组成的网络信息求真兴趣小组，本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给她的定位就是“自媒体时代网民自律组织”，这也是诸多媒体采访时我们所强调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从“四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的谣言到“北京地铁迷药案”，再到“冒充7·23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郭瑶”，辟谣联盟揪出了微博上广为流传的一百二十多条谣言，关注该ID的的粉丝也届六万。但为何这些自发自觉的辟谣控们的努力，依然遭致一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呢？为何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辟谣联盟是“选择性”辟谣呢？
我觉得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谣言本身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直接点，辟谣是被动的，只能追在谣言的后面，辟谣的选择性是由“造谣的选择性”决定的。
政府部门以及官方媒体占据了传统的宣传阵地，微博则是留给民众抒发个人意见甚至发泄不满的地盘。按照通常的定义，造谣是蓄意地捏造事实、歪曲信息，制造不信任和恐慌。官方的宣传方式可能是对一些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或选取某个角度进行美化，甚至不惜掩盖一些事实，但这些都很难界定为“捏造事实”的造谣。如果官方捏造事实被揭穿，其公信力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如果制造社会恐慌，也与其希望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微博上官方谣言并不多见。但对于民间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而言，借助虚假事实论证观点的正确，用谣言攻击官方，却有着立场上的优越性。在微博生态环境中，不管“鸡蛋”是对是错，站在鸡蛋一边就永远能赢得掌声。
细数微博上的谣言，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谣言，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辟谣联盟”不可能辟所有的谣言，只能选择一些传播比较广、危害比较大的谣言进行打击，这其实也是一种被人诟病的“选择性”。
例如，7·23事故中假冒死者家属的郭瑶，本身粉丝数量并不多，但在几位名人的扩散下，有关她的信息却在短时间内流转十几万次。选择向这些名人挑战，本身也是民间辟谣者的勇气。当然，辟谣依据的是证据，只辟虚假事实不辟观点，这也保证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如果名人不造谣传谣，网友盯他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不是么？
面对无聊的网络口水战，我最终选择了回避。我可以说服一些秉持理性、平和、尊重事实的旁观者，却不可能说服恶意造谣者和深信“传谣有理，辟谣有罪”的偏执狂。
我们这些追求真相的辟谣爱好者，同样支持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也赞成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质疑，但所不同的在于，我们主张一切应当基于事实的基础，而不是依靠谣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