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自觉并非从天而降，而需要各方面的引导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成为热门话题。其实，公共空间禁忌是个复杂的话题，远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我们来看看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
　　许多国家在维護公共空间禁忌时，会采取罚款、甚至比罚款更严厉的措施，显得毫不手软。比如荷兰，在安静的公共汽车、列车和地铁车厢里是不允许大声打电话、接电话的，如果在列车的“安静车厢”接电话，可能被罚款55欧元，倘在公共汽车上使用手机，而被司机认定干扰了自己的注意力，或被其他乘客投诉“可能干扰司机注意力、影响乘客安全”，就可能被课以80-120欧元罚款。
　　但在很多国家，“以罚代管”从整个公共空间禁忌管理范畴上看，仍然是少数的、局部的。且即便在实行罚款的地方，也存在着争议和反复。
　　如在英国，许多舆论、公众对各地市镇当局繁琐、苛细的罚款则例感到不便，认为不尽合理。不少人指出，这种细如牛毛的罚款对规范公共空间禁忌行为固然有所帮助，却也给行政执法部门带来巨大压力：严格执法吧，要管的事和人实在太多，不但疲于奔命，也会造成公共开支的大幅上升，并影响对更严重社会问题的管理；网开一面吧，有法不依，岂不是比无法可依更糟，一旦规范、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在更多国家、城市、场合和范畴，公共空间禁忌的维护和遵守，依靠的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公众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对公共道德的自觉遵守。
　　如在许多城市，“按信号过马路”已成为习惯和默契，即便刚上学的孩子也知道不能在红灯时过马路，更不能随意乱穿马路；开门时让女士先行、主动替后面的人扶门，这些“公共空间惯例”根本不成文，但在很多地方是约定俗成的；在不少城市，公交车辆上并无明文规定不得吃东西、不得大声喧哗，但大多数人却能自觉遵守；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很多野营、野炊的场所平时根本看不见什么管理人员，但人们往往也能自觉遵守“规矩”，不吸烟、不饮酒，结束活动时将所产生的垃圾清理干净。
　　道德和自觉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就能养成，而需要各方面的引导，许多国家在这方面有好的经验。
　　首先，要通过各种公共规则，让遵守公共空间禁忌规则者感到处处方便、事事顺利，而不遵守“规矩”者则处处别扭、寸步难行。
　　如按序排队，“窗口”服务人员对“加塞”者都会“另眼相看”，让他们非但不能“超近”，反倒成为最后一个获得服务的人。
　　其次，设法让违反公共空间禁忌规则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迫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许多发达国家城市都规定“行人路面优先权”，不管行人是否违反交规，公共车辆都需让行，但这些城市也同时规定，如果违规的是行人，一旦因不可抗力果真出事，行人自己要承担全部责任。
　　再如针对公交逃票者，不少国家并不主要依靠罚款，而是通过个人信用系统“扣分”的方式进行约束，在信用社会，一旦个人信用分数被压低，申请各种贷款、报考各种资格证明，都会处处碰壁，弄不好违规者就会买不起房、开不起车、上不起学，如此一来，谁想图一时方便，就不得不多掂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