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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你以为他们要你的风格，其实他们不要。因为剪辑权不在你手里，他们完全把你的风格毁掉，这其实是和亚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亚洲做导演还是比较能自由发挥的。
以《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在国际上扬名，偏爱拍摄社会边缘人物的陈果，在离开大众视野多年后，终于与许秦豪、崔健合拍了新片《成都，我爱你》。影片的下半部(过去篇 未来篇)在9月份作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片，率先首映。此外，陈果也担任了威尼斯电影节另一部参赛华语片《泪王子》的制片人，记者就这两部影片和相关话题专访了陈果。
雕琢过去的时光
记者：这部《成都，我爱你》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段，你为什么选择导演“过去”那段?
陈果：崔健老师是拍“未来”那段，剩下“现在”和“过去”。韩国导演许秦豪跟我说，我对中国的现在不是太熟悉，那过去更不认识，更不用说了，所以“过去”那段落到了我身上。
记者：那你如何去表现这段历史呢?
陈果：这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你把自己当成正常观众去看，一部小品，那就无所谓了。如果你要用一种责任感去看，就显得比较沉重了。你会去雕琢里面的人物啊，历史背景啊。我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观影方式。我希望大家随意一点，不要太多的压力。
记者：我们看了片子，是个发生在茶馆的故事。为什么要把背景设置在1976年的茶馆?
陈果：这和人物、景观的来源有关，也影响了我们的创作动机。1976年的成都背景，现在也都被拆得七七八八了。当然，成都现在剩得最多的是茶馆，但很多老的茶馆也没有了，不少是重建的，要再找寻那个年代的景观是很难的。很多年前我也去过成都，当时还有不少旧的东西，现在都没了。影片中那个老街还是在郊区找到的，我听说可能过不了两年也要给拆掉了。不单是成都，这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是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有点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景观。
至于拍“过去”是哪年比较好呢?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就找，1976年是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听起来很遥远，其实离我们很近，特别是成都人民，因为他们去年就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上面有反射的作用，就决定拍摄1976年。后来我发现原来1976年还发生了其他很多事情(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逝世，四人帮倒台)，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背景。当然不可能在一个30分钟的短片中都涉及到这些事情。对一个短片，只能很隐晦地把人物放进背景里面。但是你要很聪明地看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你如何去拍摄出中国内地“文革”的背景?除了依靠资料。是不是你儿时在内地的经历也会对这个有帮助?
陈果：那是一段小时候的记忆。任何导演，如果拍摄和他的记忆没有关系的人和事，必须去找很多资料去开拓记忆。开始他们担心我拍不出那个阶段的中国。我说你们看过我的《榴莲飘飘》，觉得拍得怎么样呢?他们又担心我拍出来像第五代导演。我又去看第五代导演的戏，是沉重了点，但非常好看。所以到头来没有标准。
表演和拍摄都是命运
记者：在你的电影里面，郭涛扮演了一个有点疯癫的人物，而安雅扮演的角色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女孩，看起来和她的形象差别很大。您为什么会选他们来出演这个片子?
陈果：这个命题制作对我来说不是很沉重的历史题材，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的故事。其实这都不是埋在我们心里很久的东西，只是偶尔发生了。这就是命运，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和自己以前的做法有点不同，在被动的状态下，慢慢整理，大家对四川多了点了解。所以当时我就问郭涛、安雅，你们来不来?
记者：你对他们的表演有什么评价?
陈果：当然很好啦，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演员。安雅以前拍了很多商业片，拍惯商业片的演员，一下子拍摄艺术化的电影有时候很难一下扭转过来。但是还好，我们有时间慢慢去磨。电影中他们对茶壶的练习就很美，你已经看到了。
记者：这些年你拍的片子少了，据说是去了美国?
陈果：是呀，前几年工作太累了，后来去好莱坞拍了一部鬼片。好多人就问我哪里去了，怎么消失掉了。其实也没有，刚好在美国拍片时，四川地震了，美国人还问我，在四川有没有亲戚，我说没有。不过，心里一直想着那里，结果今年2-3月份回去的时候，我才真正去看了地震的地方，琢磨怎么拍。
记者：我记得那部鬼片好像叫《女幽灵》吧。你曾经说过这部电影丧失了你的风格，现在的《成都，我爱你》是不是又恢复了你的风格呢?
陈果：在好莱坞，你以为他们要你的风格，其实他们不要。因为剪辑权不在你手里，他们完全把你的风格毁掉，这其实是和亚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亚洲做导演还是比较能自由发挥的。《成都，我爱你》这个戏，我作为导演也不想固定在某种风格上面，当然还是离不了自己的特点的。有些导演说，这次我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只是永远在个性里面转而已，因为人的个性就是一辈子的事，改变是很难的。
《泪王子》的“革命性”美学
记者：《成都，我爱你》拍“文革”的地方在美学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不像通常那样写实。《泪王子》和《成都，我爱你》在美学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
陈果：我们考虑到现在的观众其实对过去很模糊，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令他们看得过瘾，所以在美学方面要创作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你看，《泪王子》基本上改变了台湾电影对眷村的描述。如果你看过以前王童、侯孝贤的片子，那是非常写实的。那么这种改变到底好不好呢?毕竟每一代的观众不一样，创作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泪王子》在台湾电影的美学创作方面是有革命性的。这种美学是向往亮丽的。人物穿着旗袍，就好比《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一身旗袍去买馄饨。好看就行了，不用追究历史真实。
记者：我们知道您来威尼斯电影节很多次了，是威尼斯电影节对您比较偏爱，还是你偏爱威尼斯电影节?
陈果：我是第五次来威尼斯了。《香港有个好莱坞》我和周迅一起来，《榴莲飘飘》是和秦海璐来，《人民公厕》我忘了有没有演员来，《饺子》的短版在这里上映，但是《饺子》的长版去了柏林电影节，当时一部电影的两个版本去两个电影节是少有的。威尼斯，我很熟悉，也觉得来得太多有点累了(笑)。
以《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在国际上扬名，偏爱拍摄社会边缘人物的陈果，在离开大众视野多年后，终于与许秦豪、崔健合拍了新片《成都，我爱你》。影片的下半部(过去篇 未来篇)在9月份作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片，率先首映。此外，陈果也担任了威尼斯电影节另一部参赛华语片《泪王子》的制片人，记者就这两部影片和相关话题专访了陈果。
雕琢过去的时光
记者：这部《成都，我爱你》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段，你为什么选择导演“过去”那段?
陈果：崔健老师是拍“未来”那段，剩下“现在”和“过去”。韩国导演许秦豪跟我说，我对中国的现在不是太熟悉，那过去更不认识，更不用说了，所以“过去”那段落到了我身上。
记者：那你如何去表现这段历史呢?
陈果：这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你把自己当成正常观众去看，一部小品，那就无所谓了。如果你要用一种责任感去看，就显得比较沉重了。你会去雕琢里面的人物啊，历史背景啊。我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观影方式。我希望大家随意一点，不要太多的压力。
记者：我们看了片子，是个发生在茶馆的故事。为什么要把背景设置在1976年的茶馆?
陈果：这和人物、景观的来源有关，也影响了我们的创作动机。1976年的成都背景，现在也都被拆得七七八八了。当然，成都现在剩得最多的是茶馆，但很多老的茶馆也没有了，不少是重建的，要再找寻那个年代的景观是很难的。很多年前我也去过成都，当时还有不少旧的东西，现在都没了。影片中那个老街还是在郊区找到的，我听说可能过不了两年也要给拆掉了。不单是成都，这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是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有点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景观。
至于拍“过去”是哪年比较好呢?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就找，1976年是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听起来很遥远，其实离我们很近，特别是成都人民，因为他们去年就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上面有反射的作用，就决定拍摄1976年。后来我发现原来1976年还发生了其他很多事情(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逝世，四人帮倒台)，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背景。当然不可能在一个30分钟的短片中都涉及到这些事情。对一个短片，只能很隐晦地把人物放进背景里面。但是你要很聪明地看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你如何去拍摄出中国内地“文革”的背景?除了依靠资料。是不是你儿时在内地的经历也会对这个有帮助?
陈果：那是一段小时候的记忆。任何导演，如果拍摄和他的记忆没有关系的人和事，必须去找很多资料去开拓记忆。开始他们担心我拍不出那个阶段的中国。我说你们看过我的《榴莲飘飘》，觉得拍得怎么样呢?他们又担心我拍出来像第五代导演。我又去看第五代导演的戏，是沉重了点，但非常好看。所以到头来没有标准。
表演和拍摄都是命运
记者：在你的电影里面，郭涛扮演了一个有点疯癫的人物，而安雅扮演的角色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女孩，看起来和她的形象差别很大。您为什么会选他们来出演这个片子?
陈果：这个命题制作对我来说不是很沉重的历史题材，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的故事。其实这都不是埋在我们心里很久的东西，只是偶尔发生了。这就是命运，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和自己以前的做法有点不同，在被动的状态下，慢慢整理，大家对四川多了点了解。所以当时我就问郭涛、安雅，你们来不来?
记者：你对他们的表演有什么评价?
陈果：当然很好啦，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演员。安雅以前拍了很多商业片，拍惯商业片的演员，一下子拍摄艺术化的电影有时候很难一下扭转过来。但是还好，我们有时间慢慢去磨。电影中他们对茶壶的练习就很美，你已经看到了。
记者：这些年你拍的片子少了，据说是去了美国?
陈果：是呀，前几年工作太累了，后来去好莱坞拍了一部鬼片。好多人就问我哪里去了，怎么消失掉了。其实也没有，刚好在美国拍片时，四川地震了，美国人还问我，在四川有没有亲戚，我说没有。不过，心里一直想着那里，结果今年2-3月份回去的时候，我才真正去看了地震的地方，琢磨怎么拍。
记者：我记得那部鬼片好像叫《女幽灵》吧。你曾经说过这部电影丧失了你的风格，现在的《成都，我爱你》是不是又恢复了你的风格呢?
陈果：在好莱坞，你以为他们要你的风格，其实他们不要。因为剪辑权不在你手里，他们完全把你的风格毁掉，这其实是和亚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亚洲做导演还是比较能自由发挥的。《成都，我爱你》这个戏，我作为导演也不想固定在某种风格上面，当然还是离不了自己的特点的。有些导演说，这次我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只是永远在个性里面转而已，因为人的个性就是一辈子的事，改变是很难的。
《泪王子》的“革命性”美学
记者：《成都，我爱你》拍“文革”的地方在美学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不像通常那样写实。《泪王子》和《成都，我爱你》在美学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
陈果：我们考虑到现在的观众其实对过去很模糊，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令他们看得过瘾，所以在美学方面要创作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你看，《泪王子》基本上改变了台湾电影对眷村的描述。如果你看过以前王童、侯孝贤的片子，那是非常写实的。那么这种改变到底好不好呢?毕竟每一代的观众不一样，创作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泪王子》在台湾电影的美学创作方面是有革命性的。这种美学是向往亮丽的。人物穿着旗袍，就好比《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一身旗袍去买馄饨。好看就行了，不用追究历史真实。
记者：我们知道您来威尼斯电影节很多次了，是威尼斯电影节对您比较偏爱，还是你偏爱威尼斯电影节?
陈果：我是第五次来威尼斯了。《香港有个好莱坞》我和周迅一起来，《榴莲飘飘》是和秦海璐来，《人民公厕》我忘了有没有演员来，《饺子》的短版在这里上映，但是《饺子》的长版去了柏林电影节，当时一部电影的两个版本去两个电影节是少有的。威尼斯，我很熟悉，也觉得来得太多有点累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