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血红袍、头戴白便帽的妇女，一队又一队出现在美国各地。从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到新罕布什尔的康科德，从俄亥俄的哥伦布到密苏里的杰斐逊城，她们在广场上举牌，在商业街游荡，在州议会前徘徊，甚至一次又一次，肃立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下。这些无声的抗议者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她们装扮成电视上的使女，讨要的却是现实中的权利。她们反对政治家和立法者开历史倒车。她们要做完整的和平等的人，不肯平白地沦为新世纪的性奴和“长着两条腿的子宫”——是的，这一切即将发生，甚至已经发生。她们的在场就是活体的证明。
　　创造了她们的形象、启发了她们行动的那个人，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由来

　　红衣使女出自阿特伍德1985年出版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这本书形同女权主义者的《一九八四》，也是妇女解放运动中常读常新的现代经典。
　　在阿特伍德笔下，极端基督教组织夺取了政权，以稳定秩序为名，中止宪法，改立基列共和国，推动政教合一，实施军事独裁，建立秘密警察机构“上帝的眼目”;又奉《旧约》时代为社会楷模，严格等级制度，全面限制人权。妇女的权利一律不予承认。女人无权选举，无权工作，无权开立银行账户，什么都无权拥有。她们从身体到意志，都是其丈夫、父亲或男主人的财产。统治阶级禁止女性识字，并将成年妇女以服从程度和男性需求分级，以功能和用途分类。四级男性统治阶层——首长、眼目、天使和卫士——从精神到肉体上对八级广大妇女——人妻、人女、使女、大娘、妈子、执帚、荡妇和非女——中的绝大多数实施野蛮的压迫与剥削。（上述分类在汉语译本中另译大主教、夫人、嬷嬷、马大、经济太太和坏女人等。）
　　每类人都依法着装，以颜色区别等级和身份：如黑衣首长、蓝衣人妻、棕衣大娘、红衣使女、绿衣妈子和灰衣非人。
　　最低贱的非女类，统统是容貌不美、思想不纯、事夫不力、生育不能的女人，以及不听男人摆布、不肯取悦男人的女人，还有寡妇、女权分子、女同性恋者和女异议分子。她们不能做女人了，只配关进“殖民地”（劳动营），处理有毒的工业废料，像牲口一样苟活，死了也没人管。
　　使女类的处境略好，但也只是奴隶或家妓与死刑犯的区别。她们一律穿红衣，标示出自己的身份，其他一切均予剥夺，甚至连名字都不能保留，而代之以表示从属关系的某某氏。小说的主人公和叙事者因为做了弗雷德首长家的使女，故而获名弗雷德氏（Offred，意为属于一个名叫弗雷德的男人，法译本作德弗雷德，俄译弗雷多娃，从属的意思一望即知。中文版音译奥芙弗雷德）。
　　弗雷德氏一家曾企图逃往自由的加拿大，但丈夫在美加边境被打死，女儿失踪，她被俘，接受大娘（导师）们的再教育后，以使女身份入职弗家，伺候弗雷德两口子，定期参加“仪式”，即按照法定体位——使女和衣躺在人妻两腿之间，头放在她肚子上，作为她的器官——与弗雷德进行合法性交，以求受孕，生出纯洁的下一代白人。
　　因此，弗雷德氏只是一个“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在两年的法定服务期内，如果她怀不上弗雷德的孩子，也就失去了女人的价值，有可能沦为等死的灰衣非女。如果她尽了使女的功用，还可能换到另一户人家服务，并随主人的名字变更自己的芳名：唐纳德氏、杰弗里氏、迈克氏，或贾里德氏。
　　在这个被称为基列共和国的地方，性交权不再是天赋人权。只有极少数的顶层男性有权充分性交，广大的中低男性统治阶级成员手淫亦属非法。一切色情文艺和春宫超市均遭取缔，耶洗别家（荡妇俱乐部或地下妓馆）却大行其道。男同性恋者属于非人，处在最底层，他们是“性别叛徒”，不是被吊死，就是发配殖民地。横竖都是死。
　　自从问世以来，《使女的故事》的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增长。1990年，德国大导演福尔克尔·施伦多夫把此书搬上了大银幕，出任该片编剧的是已故英国著名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
　　2017年，美国hulu公司又将它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大获成功，贏得了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在内的五项艾美奖。剧集的热播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销售，让《使女的故事》成了那一年的特大畅销书，也令使女的形象和她们背后的政治意义传遍了全世界。

见证人文学

　　阿特伍德从文之初，是远远称不上激进的。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解放运动当中，她甚至显得有些落伍。对这些思想，从接触到了解，从旁观到参与，在她身上有一个清晰的、渐进的过程。先是女权，然后是人权，继而也关注环境保护和权力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以《使女的故事》为代表的“见证人文学”。
　　1980年，她去美国波特兰参加诗歌节，恰逢火山爆发，机场关闭，航班停飞。她不得不与美国诗人卡罗琳·福歇结伴，驱车11个小时，转道旧金山搭机。在路上，福歇对她讲了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内战期间种种的酷刑和恐怖活动。结果这一路的长谈，促成了阿特伍德创作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她很快写出了小说《肉体伤害》，以加拿大女记者在加勒比岛国卷入政治暴动为背景，同时开始构思《使女的故事》。1984年客居西柏林期间，她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部小说。
　　柏林墙的阴影、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活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对妇女堕胎权利的完全剥夺，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有据可查的灵感来源。因此，故事虽然发生在将来，却常常给读者带来近在眼前的感受。
　　“弗雷德氏尽己所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阿特伍德2017年为《纽约时报》撰文时写道，“然后把它藏起来，相信以后会被有可能理解和分享它的人发现。这是一种代表希望的行为。” 　　这就是见证人文学的意义。或许也是阿特伍德为极权主义的美国取名“基列”的苦心所在。
　　《圣经地名词典》说，基列原意是“见证之堆”。
　　见证人文学指的是战争、灾难、暴行和社会动荡的亲历者为后世留下第一手的记录。它可以有多种形式。安妮·弗兰克用的是日记，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别人的声音，凯尔泰斯·伊姆雷把集中营的亲历写成小说，而阿特伍德用创造性的拼贴手段，把现实放进虚构的故事，替自己创造的角色发声。发声者在《使女的故事》中是被压迫的弗雷德氏，在续作《证言》里，则主要是莉迪娅大娘——压迫者当中的一员。

压迫者的证词也是证词

　　《使女的故事》问世34年后，阿特伍德出版了它的续作《证言》。中译本也已在近日上市。
　　故事发生在《使女》最后一幕十五年后，基列共和国仍然存在，使女弗雷德氏已经死了，作为恐怖分子和国家敌人而死的。她遗下两个女儿，一个是老大阿格尼丝·杰迈玛，作为人女在首长及其人妻家中长大，像国内绝大部分女孩一样，她是个虔诚的文盲，正在为许身另一位黑衣首长、从而晋级蓝衣人妻阶层做准备;另一个则是弗雷德氏早年偷运出国的二女儿妮科尔宝贝，现以黛西之名生活在自由的加拿大，后受抵抗组织的派遣，潜回基列，与反动政权内部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娘接头，执行秘密使命。姐妹俩终将展开各自的寻根之旅，了解母亲的故事，确立自己的身份，辨明历史的真相，求取人生的意义。
　　根据未来历史学家的发现，读者看到了三份基列妇女的证词，其叙事者分别是黛西、阿格尼丝和莉迪娅大娘。
　　莉迪娅大娘本来是旧美国的法官，基列立国后属于受压迫阶级，入狱受刑，终于认识到“朝别人扔石头好过让别人朝自己扔石头”，于是选择与统治者合作，在体育场举枪射杀女犯后，晋身棕衣大娘里的四大元老，不仅在新政权下顺利苟活，还以高明而冷血的政治手腕，一步步在权力的阶梯上攀爬。她自称“后宫里的宦官”，借助秘密收集各位首长和其他大娘的黑材料，跻身全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列。由于对基列统治阶层的腐败和伪善产生幻灭，她开始与抵抗组织暗通款曲，并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声作为证词，写入了传诸后世的日记：“黄叶森林里分岔出两条路，我选了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上尸横遍野，因为多数人走的路多半如此。但你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本人的尸体不在其中。”
　　《证言》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书，并继2000年的《盲刺客》之后，在2019年为阿特伍德赢得了第二个布克奖，使她在79岁之年成了该奖历史上的最高龄得主。

加拿大的国宝

　　一头乱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仁不让的加拿大国宝。
　　2017年，为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加拿大图书网针对本国读者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发现最著名的加拿大作家是阿特伍德。
　　在要求受访者说出一位加拿大作家的名字时，37%的人提到了阿特伍德，而提到诺贝尔奖得主艾丽斯·芒罗的人仅有2%。
　　除了一枝独秀的阿特伍德，没有一位作家的知名度达到5%。
　　国宝的一部分童年是在加拿大北部度过的。“北方没有电影或戏院，收音机收讯也不佳，但我身旁总是有书。”她后来回忆，“我很早就学会识字，热爱阅读，找到什么就读什么——从来没人告诉我哪本书不可以看。我母亲喜欢小孩安安静静，而一个正读着书的小孩是很安静的。”
　　刚过5岁，她就读了未删节本的《格林童话》，其中的恐怖故事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大约7岁时，她写了一个剧本，自导自演，观众也是她自己，“主角是个巨人;主题是关于罪与罚，罪行是说谎（对一个未来的小说作者而言挺合适的），惩罚则是被月亮砸死。”
　　10岁以后，她开始读爱伦坡、福尔摩斯、简·奥斯汀和《白鲸》。1956年，她17岁，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穿过一片足球场时，忽然在脑海里作了一首诗，从此便欲罢不能，立志以写作为业。
　　26岁时，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但诗人并不好当。“在我头两本薄薄的诗集出版之后，人家不是问我会不会自杀，而是问我什么时候自杀。”她回忆，“身为一个女诗人，除非你愿意冒生命危险——或者彻底放弃生命——否则别人不会太认真看待你，至少这套神话是这样规定的。幸好我除了寫诗也写小说，虽然自杀的小说家也不乏人在，不过我确实感觉写作非诗类文字有平衡的效果。可以说是盘子上多了一点肉和马铃薯，少了一些砍下来的人头。”
　　1969年，她凭借小说《可以食用的女人》成名，自此以多产的作品、女性视角和性别主题广获国际声誉。她的主要小说作品，如《盲刺客》《羚羊与秧鸡》《别名格雷斯》《猫眼》和诗集《吃火》等，均已有中文版出版，而她的文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早在1991年便译成了中文。
　　阿特伍德已经80岁了。在长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她写了17部长篇小说、17本诗集、10本随笔或文论集、8本短篇小说集、8本儿童读物和3部绘本小说。
　　除了诺贝尔奖，她几乎已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尽数收入囊中。2017年，她还作为仅有的两位作家代表，和美国当红小说家科尔森·怀特黑德一起，入选了《时代》周刊评出的世界最具影响力一百人。
　　在颁授2016年的品特奖给阿特伍德时，英国笔会主席莫琳·弗雷利赞扬说：“她不仅坚持自己的原则，她还在一部又一部的小说中让这些原则经受着考验。她身为活动家的所作所为，一向都只是为了深化她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作品。她启发了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