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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绍兴文理学院,作家梁晓声竟用了3个星期6堂课的时间讲这两个字。
为了说明“人文”,梁晓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着外交部的车去郊区。
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着她们的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我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
我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下来一位先生,对我们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我们先过,我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告诉我:“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他还说,‘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梁晓声说,就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
对照别人,看看我们自己,我想,感到羞愧的不应只是梁晓声。
(节节高摘自《非常可乐》2009年第9期)
为了说明“人文”,梁晓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着外交部的车去郊区。
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着她们的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我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
我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下来一位先生,对我们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我们先过,我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告诉我:“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他还说,‘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梁晓声说,就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
对照别人,看看我们自己,我想,感到羞愧的不应只是梁晓声。
(节节高摘自《非常可乐》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