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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而他却似乎一直对媒体保持谨慎的态度。等真正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才发现他是那样的谦和平易、坦率豁达。
他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饱含感人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
问：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
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2006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财经界杂志社、搜狐网、中国推选网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接到通知说我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9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使我高兴的是这两个奖，都不是“文化界”评的。广大网友和各界评委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并且从“界外”选择了我。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以前得到的很多奖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三度获得了台湾的文学最高奖(蝉联两届联合报最佳书奖，一届白金作家奖)。看重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现代文学非常陌生，以为都是“伤痕文学”。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到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帐、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7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我小的时候跟着妈妈住在家乡，而爸爸则在上海工作，只有很短的探亲期，因此有点生疏。我到上海读书后爸爸工作一直很忙，一到“文革”他第一批被“打倒”，长期被关押。“文革”灾难过去后他已老了，而我则越来越忙，因此父子间沟通的机会仍然不多。但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突然产生了震撼性的感动。他的一个私人抽屉被打开了，我们发现他一直收藏着当年在关押时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大量申请书底稿，每一份都是为了家人的最低生活限度向当权者借钱，每送出一次都遭来一次批斗。但他还是一份份地送，在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尽着一个父亲、丈夫、儿子的责任。
他为了每次被批斗时的应答，留下了这些底稿，而我在那么多年后才看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羞愧。我在灾难期间为了表现出与当权的造反派誓不两立的坚定态度，居然完全没有为家人的衣食去求过他们。我没有被关押，如果申请，应该比爸爸方便得多，但我却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问：对您一生成就有影响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6件——
(1)在19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2)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3)“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4)在看似“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5)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6)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的考察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9·11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主要在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华文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演讲，都受到当地听众的热情欢迎。2004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并发表演讲；2005年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演讲题为《利玛窦的答案》)，引起极大反响。此外，我还在台湾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每场的听众都多达三四千人。
问：最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大的遗憾是，每当我在国外进行极其艰难的历险，或发表相当重要的演讲的时候，国内总有几个文人在媒体上造谣生事，而很多自称“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化传媒总是跟着这几个人胡言乱语，使得国内很多读者将信将疑，完全掩盖了我正在做的大事。等到我回国后终于把谣言一一戳破，那些文化传媒却又不做反应了。它们为了“刺激读者眼球”，似乎永远站在危言耸听的造谣者一边，这有点幽默。
最有趣的例子是，有一个文人指责我的书上有100多个“差错”，全国有152家报刊报道；很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出来对他一一进行驳斥，认为完全是一场可笑的文化诬陷，全国报纸就不感兴趣了，只有一家报纸刊登，152比1。那个人不甘心，为了消除章培恒教授发言的影响，伪称我在一本书上曾经“抄袭”过章培恒教授的一段论文，全国很多报刊又报道了。章培恒教授立即撰文《余秋雨先生何曾抄袭我》，全国只有一家杂志刊登。
这个现象，实在太奇怪了， 全世界绝无仅有。但是按照我的温和性格，我只能说是“遗憾”。
问：您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拥有那么多读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好回答。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在台湾发表过一个演讲，论述我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内长期受欢迎的原因，是“触及了中国文化的DNA”。他的演讲对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太高，我愧不敢当，但是有关“文化基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我在写《文化苦旅》之初就这么想的。
问：在一个官本位思想还很严重的社会里，您在十几年前就毅然辞去了不低的官职，这很令人意外。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辞职成功的?
答：当时辞职确实很艰难，因为没有先例。我在20多年前就被选拔为厅级干部，直到我辞职，还是全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正职负责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得知我要辞职，都坚决不同意，因此我整整辞了23次。我是在上级要想大大提拔我的一次谈话后决定辞职的，谈话的地点是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一位负责人要我在3个很高的职务中挑选。我选择了全部放弃，原因是，我已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途，以及文化心态的严重滞后，我应该以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而不是文化官员)的身份来投身创造。文化，只能靠作品发言。
22次辞职都不批准，我后来听进了一位文化部的顶头上司说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可能，除非你确实生了大病。”这句话启发我与医务室联手，大大夸张了我的一点小病。正巧，当时有两位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因为行政工作太忙而不幸逝世，中央发文要求不能再让中青年专家被行政事务压垮，我辞职的事也露出了一丝曙光。在这里，我至今仍要感谢最后终于批准我辞职的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高占祥等领导，还要感谢为我的辞职帮我一次次敲边鼓的汪道涵先生。
问：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一生走过的路吗?
答：也许会。当然不必选择家破人亡的灾难了，但我还要选择在困境中的历练，在行政工作中的负责，然后，以丰富的人生经验投身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我在心灵上与广大同胞深层沟通，使我单薄的生命变得厚实。人来到世间一次很不容易，能以自己的文笔与万千苍生同悲欢，是一种福份。但是，和这一辈子一样，我虽然选择了文化，却不会选择“文化界”。因为我心中的文化与那种“界内互窥”无关。我在辞职时就说过：面对文化，背对文坛。如果重新选择，还是如此。
问：作为一个大名人，您在生活中有压力吗?
答：没有。不错，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认识我，签名、拍照什么的，这都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人家向你点头微笑，你也向人家点头微笑，这是人世间的善意往返、暖流互温，万不可冷漠以对，也不必过于在意。其实，一个服务态度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和菜场营业员也是天天以平静的微笑与人们相处的，想想他们就是了。
因为出了一点名，总会有一些人围着你的名字说东道西，不断编造出一些与你有关的谣言，造成大大小小的风波，这也是正常现象，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就不要当作压力。我的原则是，既然这些风波不是我要的，那就不要因我而扩大。即使有人向你投污，顺手能拍就拍掉一点，拍不掉也随它去，不要因此而放弃手上正在忙着的事。我说过，我宁肯做一个满身污迹的劳动者，也不愿做一个天天都在清理自己的衣冠而不劳动的“干净人”。
总之，名人不应该成天夸张自己承受着多大的压力，而应该成为“精神减压”的表率。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时代，除了工作上一些正常的压力外，不必再理会外面强加给我们的压力了。我们应该充分享受这个美好的时代。和谐社会，由精神和谐开始。
问：前不久网络和报纸上传言您要“辞去作家”，后来又有人说您没有说过。类似这种纷扰，会不会影响您的心情?
答：当然不会，至多一笑了之。一个人会写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本是一件平常事，就像一个人会做几个菜，会做一点体育运动一样。如果这两天你不想做菜，不想运动了，那就不做、不运动吧，干嘛宣布“辞去”做菜和运动呢?向谁辞?又向谁宣布?这真叫无事生非。对这种传言，根本不能当一件事。更大的传言也有，例如几乎每3个月总会传一次我和妻子离婚了，我和妻子一听总是哈哈大笑，觉得他们真正关心过头了。
问：说起您的妻子马兰，她也是一位大家敬重的杰出表演艺术家，有很长时间没看到她演出了。她好吗?在忙些什么?
答：她很好，成天平静而快乐。她虽然也承受了不少委屈，却从来不会去“品尝”委屈，而总是以善良之心面对世界。偶尔，她还会去做一些慈善演出，用演出酬劳去帮助当地的失学儿童。她最关心的是那些国际灾难，包括生态危机和战争，这一些她几乎都了如指掌。台湾媒体甚至因此要邀请她去做国际时事评论员，那是半开玩笑了。她离开原有的文艺体制已经整整7年，开始是被迫的，现在反倒变成了好事。今后还会在表演艺术方面做一点探索，但只是兴趣，没有丝毫名利目的，因此不急。这两天她的老父亲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她到医院去照顾了，已无大碍。我代表她感谢你们对她的问候。
问：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您最希望给社会留下什么?
答：给社会留下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倒是拥有不少读者和听众，算是留给别人一点东西了吧，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像我们似的。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天地中，留下污染物固然不好，留下过度“营养”也不好，过度“营养”就是污染，像昆明滇池似的。
(在此特别感谢金克林和唐建福先生对整个采访的支持)
他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饱含感人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
问：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
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2006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财经界杂志社、搜狐网、中国推选网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接到通知说我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9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使我高兴的是这两个奖，都不是“文化界”评的。广大网友和各界评委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并且从“界外”选择了我。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以前得到的很多奖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三度获得了台湾的文学最高奖(蝉联两届联合报最佳书奖，一届白金作家奖)。看重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现代文学非常陌生，以为都是“伤痕文学”。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到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帐、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7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我小的时候跟着妈妈住在家乡，而爸爸则在上海工作，只有很短的探亲期，因此有点生疏。我到上海读书后爸爸工作一直很忙，一到“文革”他第一批被“打倒”，长期被关押。“文革”灾难过去后他已老了，而我则越来越忙，因此父子间沟通的机会仍然不多。但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突然产生了震撼性的感动。他的一个私人抽屉被打开了，我们发现他一直收藏着当年在关押时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大量申请书底稿，每一份都是为了家人的最低生活限度向当权者借钱，每送出一次都遭来一次批斗。但他还是一份份地送，在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尽着一个父亲、丈夫、儿子的责任。
他为了每次被批斗时的应答，留下了这些底稿，而我在那么多年后才看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羞愧。我在灾难期间为了表现出与当权的造反派誓不两立的坚定态度，居然完全没有为家人的衣食去求过他们。我没有被关押，如果申请，应该比爸爸方便得多，但我却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问：对您一生成就有影响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6件——
(1)在19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2)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3)“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4)在看似“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5)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6)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的考察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9·11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主要在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华文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演讲，都受到当地听众的热情欢迎。2004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并发表演讲；2005年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演讲题为《利玛窦的答案》)，引起极大反响。此外，我还在台湾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每场的听众都多达三四千人。
问：最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大的遗憾是，每当我在国外进行极其艰难的历险，或发表相当重要的演讲的时候，国内总有几个文人在媒体上造谣生事，而很多自称“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化传媒总是跟着这几个人胡言乱语，使得国内很多读者将信将疑，完全掩盖了我正在做的大事。等到我回国后终于把谣言一一戳破，那些文化传媒却又不做反应了。它们为了“刺激读者眼球”，似乎永远站在危言耸听的造谣者一边，这有点幽默。
最有趣的例子是，有一个文人指责我的书上有100多个“差错”，全国有152家报刊报道；很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出来对他一一进行驳斥，认为完全是一场可笑的文化诬陷，全国报纸就不感兴趣了，只有一家报纸刊登，152比1。那个人不甘心，为了消除章培恒教授发言的影响，伪称我在一本书上曾经“抄袭”过章培恒教授的一段论文，全国很多报刊又报道了。章培恒教授立即撰文《余秋雨先生何曾抄袭我》，全国只有一家杂志刊登。
这个现象，实在太奇怪了， 全世界绝无仅有。但是按照我的温和性格，我只能说是“遗憾”。
问：您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拥有那么多读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好回答。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在台湾发表过一个演讲，论述我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内长期受欢迎的原因，是“触及了中国文化的DNA”。他的演讲对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太高，我愧不敢当，但是有关“文化基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我在写《文化苦旅》之初就这么想的。
问：在一个官本位思想还很严重的社会里，您在十几年前就毅然辞去了不低的官职，这很令人意外。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辞职成功的?
答：当时辞职确实很艰难，因为没有先例。我在20多年前就被选拔为厅级干部，直到我辞职，还是全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正职负责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得知我要辞职，都坚决不同意，因此我整整辞了23次。我是在上级要想大大提拔我的一次谈话后决定辞职的，谈话的地点是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一位负责人要我在3个很高的职务中挑选。我选择了全部放弃，原因是，我已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途，以及文化心态的严重滞后，我应该以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而不是文化官员)的身份来投身创造。文化，只能靠作品发言。
22次辞职都不批准，我后来听进了一位文化部的顶头上司说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可能，除非你确实生了大病。”这句话启发我与医务室联手，大大夸张了我的一点小病。正巧，当时有两位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因为行政工作太忙而不幸逝世，中央发文要求不能再让中青年专家被行政事务压垮，我辞职的事也露出了一丝曙光。在这里，我至今仍要感谢最后终于批准我辞职的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高占祥等领导，还要感谢为我的辞职帮我一次次敲边鼓的汪道涵先生。
问：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一生走过的路吗?
答：也许会。当然不必选择家破人亡的灾难了，但我还要选择在困境中的历练，在行政工作中的负责，然后，以丰富的人生经验投身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我在心灵上与广大同胞深层沟通，使我单薄的生命变得厚实。人来到世间一次很不容易，能以自己的文笔与万千苍生同悲欢，是一种福份。但是，和这一辈子一样，我虽然选择了文化，却不会选择“文化界”。因为我心中的文化与那种“界内互窥”无关。我在辞职时就说过：面对文化，背对文坛。如果重新选择，还是如此。
问：作为一个大名人，您在生活中有压力吗?
答：没有。不错，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认识我，签名、拍照什么的，这都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人家向你点头微笑，你也向人家点头微笑，这是人世间的善意往返、暖流互温，万不可冷漠以对，也不必过于在意。其实，一个服务态度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和菜场营业员也是天天以平静的微笑与人们相处的，想想他们就是了。
因为出了一点名，总会有一些人围着你的名字说东道西，不断编造出一些与你有关的谣言，造成大大小小的风波，这也是正常现象，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就不要当作压力。我的原则是，既然这些风波不是我要的，那就不要因我而扩大。即使有人向你投污，顺手能拍就拍掉一点，拍不掉也随它去，不要因此而放弃手上正在忙着的事。我说过，我宁肯做一个满身污迹的劳动者，也不愿做一个天天都在清理自己的衣冠而不劳动的“干净人”。
总之，名人不应该成天夸张自己承受着多大的压力，而应该成为“精神减压”的表率。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时代，除了工作上一些正常的压力外，不必再理会外面强加给我们的压力了。我们应该充分享受这个美好的时代。和谐社会，由精神和谐开始。
问：前不久网络和报纸上传言您要“辞去作家”，后来又有人说您没有说过。类似这种纷扰，会不会影响您的心情?
答：当然不会，至多一笑了之。一个人会写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本是一件平常事，就像一个人会做几个菜，会做一点体育运动一样。如果这两天你不想做菜，不想运动了，那就不做、不运动吧，干嘛宣布“辞去”做菜和运动呢?向谁辞?又向谁宣布?这真叫无事生非。对这种传言，根本不能当一件事。更大的传言也有，例如几乎每3个月总会传一次我和妻子离婚了，我和妻子一听总是哈哈大笑，觉得他们真正关心过头了。
问：说起您的妻子马兰，她也是一位大家敬重的杰出表演艺术家，有很长时间没看到她演出了。她好吗?在忙些什么?
答：她很好，成天平静而快乐。她虽然也承受了不少委屈，却从来不会去“品尝”委屈，而总是以善良之心面对世界。偶尔，她还会去做一些慈善演出，用演出酬劳去帮助当地的失学儿童。她最关心的是那些国际灾难，包括生态危机和战争，这一些她几乎都了如指掌。台湾媒体甚至因此要邀请她去做国际时事评论员，那是半开玩笑了。她离开原有的文艺体制已经整整7年，开始是被迫的，现在反倒变成了好事。今后还会在表演艺术方面做一点探索，但只是兴趣，没有丝毫名利目的，因此不急。这两天她的老父亲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她到医院去照顾了，已无大碍。我代表她感谢你们对她的问候。
问：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您最希望给社会留下什么?
答：给社会留下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倒是拥有不少读者和听众，算是留给别人一点东西了吧，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像我们似的。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天地中，留下污染物固然不好，留下过度“营养”也不好，过度“营养”就是污染，像昆明滇池似的。
(在此特别感谢金克林和唐建福先生对整个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