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本文写于2014年“占中”风波期间，仅代表作者观点。
　　这场席卷香港的风波绝非表面上看起来或抗议者声称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直到回归前的155年间，香港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被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伦敦统治着。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强行夺走的，其后所有28位总督皆由英国政府任命。多年后，香港终于享有了法治和抗议权，但在英国统治下，它却连民主的皮毛都不曾拥有。香港现有的所有民主，都来源于中国政府，后者在1990年通过了《基本法》，承诺在2017年施行特首普选。
　　“一国两制”是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一种安排，是一种由中国人提出的伟大创新，这种创新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这种安排下，香港将保持其独特的、显著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50年不变，同时又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与此相反，西方则紧紧抱住“一国一制”不放，比如两德的统一。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更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历史地看，如果不是展现出更多的柔软身段，很难想象中国能把如此广袤的国土拢在一起。正是其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才建构出“一个文明、多种制度”的思想。
　　香港政权交接后的17年里，不管“反对派”们怎么说，中国政府完完全全地信守着“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的法律体系仍然根植于英国法律，法制健全，正如这些天来我们亲眼所见，游行示威的权利也未受到任何侵犯。中国政府言出必行。事实上，有理由认为，為了维护稳定，中国政府的行为甚至有些极端，用“谨小慎微”来形容其对待香港的态度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政权交接期间，以及1998年后我在香港生活的三年里，其实很难找出中国政府统治的标志：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面国旗。
　　尽管如此，香港自身及其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却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也是当前骚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即部分香港居民不断增长的错位感。回归前20年左右的时间，是香港的黄金时代：不是因为英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改革进程，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这种情况赐予了香港极佳的机会：香港成了中国的大门，许许多多想要进军中国市场的公司和银行被吸引到这里。香港因中国内地而变得富裕，同时也滋生出狂妄与傲慢。香港人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内地人，视后者为贫穷、无知、粗鄙的乡下人，与他们相差万里。某种程度上，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西方人而不是内地人，绝不是因为民主――英国人从未给过他们――而是因为金钱以及金钱带给他们的地位和资格。
　　1997年以来的变化太快，中国经济和民生成倍增长，香港已经失去了桥梁的作用。现在，如果要进军中国市场，在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以及其他众多大中城市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绕道香港？香港曾经是中国无与争锋的金融中心，现在正被上海快速赶超;直到不久前，香港还是中国最大的港口，现在上海和深圳已经超越了它，随后就会是广州。
　　20年前，西方人占据了赴港游客的主体，今天，内地人则占压倒性多数，其中很多人比香港人更有钱。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内地人移居香港——这也是香港人怨气与日俱增的一个重要根源。如果说，在早前，中国需要香港，现在则越来越不再是这样了。相反，没有中国内地的支持，香港将陷入深深的泥潭。
　　所有这一切，在普选问题上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演绎出来。此次风波，也暴露了中国治港的一个潜在短板。香港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仍然是内地政治存在的相对缺失。中国政府需要找到一条更有效的途径，以便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是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信然，很多香港人正极不情愿地向现实低头。他们正经历着身份认同危机和错位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将无可避免地与中国内地捆绑在一起，虽然意识到这个现实与拥抱它是截然不同的。但，中国是香港的未来，除此别无选择。
　　[编译自英国《卫报》]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