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拆违”，拆除违章建筑之简称也。我的家乡杭州，前些年，“拆违”之声不绝于耳，拆来拆去，拆东拆西，少不得有人心惊肉跳、喊爹骂娘，但一路拆下来，生活在杭州和新到杭州的人感慨不已，说尼克松过世早了些，不然旧地重游，他要为当年那句“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道歉了。
　　说来巧合，800多年前，杭州历史上的南宋时期，也有过一次大张旗鼓的“拆违”行动，而它的动机，不是为了美化城市，纯粹是消防上的原因。
　　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定都杭州，尤其是南宋绍兴和议后，南宋与女真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时局趋稳，北方民众纷纷南移。人口的急剧增加，房屋的拥挤稠密，给都城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火灾就是其中之一。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觉得用砖瓦代替竹木、茅草来盖屋，让道路畅通无阻，房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防火措施。而且这方面的建筑材料，在宋代已经有了大的进步。砖的产量比唐代增加，不少城市用砖砌城墙，城内地面也铺砌砖面，同时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规模浩大的砖塔，墓葬也多用砖砌造。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改善建筑防火条件，“教用陶瓦，以宁火患”，成为当时一些官员的建树。例如北宋政和年间，杭州人史徽出任青田县令，发现当地用茅草修屋，火灾不断，遂要求用陶瓦代替，果然平安了许多。
　　但问题在于，砖的成本较高，不要说平民望之莫及，一般的官员也承受不起。所以在宋代，绝大多数地区，房屋建筑材料多用竹、木、茅草等，由此也增加了火灾的危险。
　　南宋初年，北望中原，国耻未雪，朝廷不敢大兴土木，暂时以原州治作为临时行宫，宫室较为简陋。许多兵营都是茅草所盖，连行宫中很多房屋也很低矮，官舍民居多为竹木结构，屋顶多以草覆盖，称为“蓆屋”。都城之内，往往“一家不谨（火），万家受祸”，仅仅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前后不过30年，杭州每年都有大火，每次受灾在一万户以上。城内官员百姓不得安宁，连皇帝本人也“宫中惊惧，不寒而栗”。
　　造成火灾蔓延的原因，朝廷当然清楚。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宋高宗赵构在一道严令火禁的诏书中，明确指示临安府，必须有计划地开辟火巷：“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约阔三丈”；又指示有关部门改建宫室，应“盖瓦房务要宽阔”。针对都城火灾严重，朝廷几次下令拆除“蓆屋”，改建瓦房。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九月，在都城一次大火烧毁省部仓库之后，高宗赵构再次下旨，“如敢不行”，要加重治罪。地方官府也限令5天内拆除全部“蓆屋”。
　　但这些从最高层到地方的消防指示，三令五申，听起来如雷贯耳，却始终未得到良好的执行。说到原因，关键的一条，“盖朝天门一带，多堂吏所居故也”。有权势的官员维护自身利益，迟迟不肯拆除，是实施这一防火计划的最大障碍。直到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九月，太庙附近居民家失火，朝廷下令太庙周围“各撤屋十五步，以备不虞”。问题连太庙附近也没解决，其治理的艰难可见一斑。
　　对宋代在拆迁问题上的政令不畅，我们今天并不能轻松地加以嘲笑，不妨拿中世纪的欧洲来作一比较。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以丹麦为例，说为消除众所周知的火灾隐患，“费了350年的功夫，13位国王的政治权威，才把草盖的屋顶从丹麦城市里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