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是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年，随着全国各个战场解放军转入优势，战争捷报频传，这时解放区的“三查”“土改”工作也已完成，我和一批从京津等地来到解放区的学生，聚集在冀东区党委等待分配工作，我们的心情轻松愉悦。狄枫和我同住在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天吃完中午的“派饭”，我们向住宿的小院走去。
　　这个村庄坐落在燕山群岭之中，向村后望去是绵延盘桓的山峰。村内却是一片平川。
　　狄枫是燕京大学的学生，23岁，身材瘦小，植着浓密的短发，皮肤白晳，明眸皓齿，形象轻盈俏丽，典型的南方女子。性格既沉稳静气，又开朗洒脱。我尤其羡慕她的学识与才华。
　　秋风吹过，天空更加晴朗。狄枫迈着轻快的步伐，和我并肩前行，在灿烂的阳光下，我看她眯起那双灵秀的眼睛，上面是长长的睫毛。我说：“你真好看，如果你画一张自己的头像留给我，是最好的纪念。”我们那时都忌讳说“漂亮”“美”这一类词汇，似乎这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语言。至于用“光彩照人”这一类词句形容她，那时我还没有学会。
　　听了我的话，她笑了起来，侧脸望着我说：“你才好看呢！穿这一身列宁服是一个女革命者的形集，我為你画一张素描，留做纪念吧！”
　　我高兴地连声说好。我比她早一年到解放区，有一身列宁服。我说：“分配了工作也会给你发一套的。”她的脸上抹过一丝微笑，又摇摇头说：“我个子矮，穿上列宁服装也不像革命者。”
　　一路说笑着，走到了我们住的农家小院，在门外，看到房东大娘正在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站在院中说话，我诧异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打量和猜测着她是谁，狄枫却大声叫道：“哦，是炎华同志，你来了，欢迎你！”
　　走进院中，炎华笑吟吟地向我们打招呼：“听说你们快分配了，赶紧来看看。”
　　大娘这时接过来说：“是啊，要是走了，我心里也舍不得。不走多好，在哪里不是革命。”我们都笑了起来。在解放区，“革命”一词用得最广泛，成为了大众语言。不是追时髦，而是一种习惯用语。
　　炎华这时向大娘说“大娘您忙着”，便随我们进到了住宿的小屋。狄枫拉着炎华的手坐在炕沿上。我坐在对面唯一一张凳子上，狄枫向我介绍说：“炎华是李大钊同志的二女儿，她也很了不起。在北京上学时是学联的积极分子，当过党的地下交通员。喜欢唱歌跳舞，演过革命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歌女》。在通县女师第一个参加并且号召同学们参加‘一二·九’运动。还参加了牺盟会，在山西培训。回家乡后，当过妇联主任，参加过翼东大暴动，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一口气如数家珍地向我做着介绍。
　　在此之前，狄枫曾和我谈过，她的伯父和大钊先烈是同学，以及大钊先烈殉难的情况。谈过李炎华曾在北京艺文中学读书，以及她们一起参加过斗争地主的大会等。今天算是向我又做了一次正式介绍。
　　我用好奇与崇敬的目光看着炎华，见她穿一身蓝阴丹士林布中式服装，黑布鞋。面庞和五官都很端正。只是脸上散着淡淡的天花斑点。目光显得深沉刚毅。尽管是一身农装，却掩盖不住有别于农村妇女的知识女性的庄重和大方，这可能是在家庭与北京女子学校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下形成的气质。是内涵的朴素美。
　　她见我仔细打量她，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转过脸对狄枫说：“以后不要介绍我是李大钊的女儿，也不要介绍我的历史。这样不好，我也感到惭愧。”我有些不解，是她谦虚，还是需要保密？后来我回忆，在她那坦诚的目光中反映出的是一种自律的美德。
　　狄枫答应着又说：“今天你有时间来，还希望你谈一谈大钊先烈的革命事迹，让我们也受到教育呢！”
　　这时根据地的党员和党组织尚未公开，我想她们俩人可能都是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想成为一名党员，便立即附和狄枫的意见说：“炎华同志，我也这样想的，难得认识你，希望你今天谈谈，使我受到教育。”
　　她看着我可能很虚心的样子，便亲切、诚挚地说：“这么多年，我学习荒废了，看不到书，应该向你学习，这不是客气话。”说完脸上露出了无奈与苦涩。这时，大娘送进来一碗白薯，听见我们的谈话，她说：“这是新下的，你们尝尝。我就是喜欢你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有文化，又能吃苦。”
　　我们都站了起来，为大娘让座。她说：“我还得忙活计呢，你们接着说话。”
　　大娘刚刚出去，狄枫便拿起一块白薯说：“我从小就喜欢吃白薯。上学下学的路上，只要看到卖白薯的就要买一块吃。”炎华见她吃得很急，笑着说：“你的祖籍是浙江，在家里当然吃不到，不过现在的白薯不甜，放一放，到了冬天就好吃了。”她从碗中拿了一块递给我说：“你也吃。”
　　当她伸手递过时，我看到她露出的手臂上有一道道新的、旧的划痕。我一边吃，一边想着：“不知她到农村几年了，她胳膊上的划痕是干什么弄的？农活划伤的吗？”
　　我正在想着，听到院中有人在喊狄枫。
　　狄枫离开后，我问炎华：“你读过好多书吧？喜欢哪类的书？”
　　她谦虚地笑了，想了一阵说：“狄枫不了解我。社会和家庭的动荡，我哪有可能读很多书。”说时脸上露出深深的遗憾，接着又说：“我在艺文中学读书时，学校实行的是美国的‘道尔顿制’，特点是靠学生自学、老师辅导和解答问题。我们经常组织社团读进步报刊、办壁报。七七事变后，师生们经常组织集会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些讲演不断增强了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斗争的意志，我喜欢参加这些活动。” 　　解放后，我在北京一个区委教育部工作，曾有意了解过艺文中学的情况，这所中学最早由高仁山、查良钊、胡适、阳翰生等创办。校长高仁山是留日、留美学生。曾担任北大教育系主任。1925年经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是国民党“左”派，因此艺文中学经常请一些进步人士、共产党员在“朝会”上讲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大钊先烈殉难后，高悲愤至极，到处痛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1927年9月也被反动政府杀害。学校也以“赤化窝巢”被查封。
　　她接着说：“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理论类、文史类的书，这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接着又用关切的口吻对我说：“你还这么年轻，年轻时多读一点书好，解放战争胜利后，有可能上学就去上学。你看狄枫只有23岁，已经大学毕业了，多么让人羡慕。”
　　我点点头，对她的这份真情心里很感激，由衷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和学习，早些争取入党。”想到她说的“我有这个体会”，便问道：“听说你有一个女儿了，她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她也在读书吗？”
　　她说：“女儿叫李爱兰，9岁了，跟着我上学，还有一个男孩……”
　　这时她是小学教师，1944年丈夫随抗日队伍走了，她便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学习，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她从不向别人诉说。
　　我见她似乎在想着心事，便说道：“小女孩的名字叫爱兰，这个名字很好听，你喜欢兰花吧？”
　　她可能觉得我提的问题很有趣，呵呵地笑了起来，反问道：“兰花清新素雅，你不喜欢吗？”
　　看着她含笑的目光，我为自己的幼稚觉得可笑，便拉回关于读书的话题说：“狄枫说你父亲知识渊博，文、史、哲、经都读过，写过很多文章，经常演讲，她的姑姑和姑父都听过他的演讲。”
　　人间沧桑，一言难尽。这时炎华的脸上露出了苦涩与哀伤，似乎回忆着深藏的往事。她沉思了许久，理了理思绪，然后说道：“是的，父亲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讲过‘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她见我听得专注，继续搜寻记忆说：“父亲还曾经到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讲过‘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我那时还小，都是后来听大哥、大姐和父亲的学生说的。”
　　我惊异地瞪大眼睛，想着我没有听过、学过的理论，而她能够如此地讲述。我还想听下去，她却叹了口气说：“父亲知识渊博，作为他的女儿读书少、知识少，我感到遗憾和惭愧。”
　　见她自责，我安慰她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狄枫说你在建国学院学习过理论。”
　　她又叹息道：“学习了几个月，战争环境中没有书，系统的学习知识和理论是很难的。”
　　我们沉默了一阵，我又问他：“你父亲是个大知识分子，他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她的脸上又露出凄然与哀伤的神色，沉吟了许久，喃喃地说道：“父亲殉难已经20多年，他殉难时我只有9岁，什么也不懂，对他参加的革命活动知道的很少。只见他每天都很忙，在家里的时间极少。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他说话时清晰洪亮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至今这些影像仍历历在目，难以消失……”说到这里她眼中泪光闪闪，声音哽塞。
　　我那时感情很脆弱，见到她哀伤的样子，心中不禁难过，鼻子发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忙用手背拭去。但是，我们坐得近在咫尺，她看到了，她可能觉得我当时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出于要帮助我，她抑制住哀痛说：“父亲一生，忧国忧民，不畏强暴，和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牺牲的精神对我影最大。
　　“这是因为父亲从小看到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生活的艰难与困苦，他深切地同情劳苦大众。一生都是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父亲接受过传统的儒学思想教育，也比较早地接受了‘新学’的教育。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又很好学，读过许多进步的文章和书籍，从青年时期起，他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寻找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指的就是他的好学和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響。后来他去过苏联，亲眼看到了那里消灭了地主、资本家，他们的土地和房屋都归人民所有，尤其是儿童生活得很幸福。他认为苏联人民解放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她的这一番叙述，使我很佩服，她对她的父亲和苏联了解得那么多，我心中不断地赞叹：“她讲的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她的谈话，使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懂了很多很多：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要入党。几个月后，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两年多以后，我到人民大学夜大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都与这一次谈话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炎华讲这番话时，狄枫回来了，又转身到大娘屋中为她端来一碗水。这时我暗自责备自己，没有想到她说了这么多话会渴的，便讪讪地说：“我只顾听炎华同志讲了，没想到……”狄枫嘻嘻笑道：“只顾听讲说明了你的好学，不是缺点。”使我更为自己想不到送水而难堪。
　　狄枫回来，小屋内的气氛活跃起来，炎华眼中的泪光不见了。她喝了几口水，不等我们再提问，又说道：“许多人知道父亲有一幅送给朋友的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许多人又都说，这就是父亲理想、学问和人品的写照。”
　　这是从女儿嘴里说出来的，这是说给追随先烈的青年革命者的。从这时起，我心里萌动着学习、宣传大钊先生的初衷。
　　狄枫见她显得兴奋，怕她累了，便说道：“谈谈在家里你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还有你的母亲好吗？”
　　她似乎轻松了一些，思索一阵，回忆像泉水般地涌了出来。“父亲朋友很多，有同仁、同志、朋友、学生。他尤其热爱青年，经常有许多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到家里来和他讨论问题。他在家中，来访的人就多了起来。”又说，“父亲很喜欢唐诗，在我家的厅堂里有一张旧的西餐桌，他就在上面给亲友们写条幅，大多是唐诗。父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记得有一次，我埋怨家中的饭菜不好，他说，你知道吗？唐山的工人两天只挣两角钱，矿上还不管饭，一头驴一天还要用5角钱的饲料喂它呢！他的话不仅使我了解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教育我有了吃苦的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中想想工人、农民的生活，就不会觉得苦了。” 　　她深深地回忆着黯然地说：“父亲很坚强、乐观。听哥、姐都说过，他从来没有灰心丧气，更没有流过泪，只见过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在家里痛哭流泪……”接着叹了一口气说：“这可能是因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失去了领导人而难过……”狄枫点头，沉重地说：“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革命一定会出现危机。”我们都心情沉重地思索着。
　　“父亲很爱孩子，对子女从来都很和蔼。我打碎了碗，母亲斥责我，父亲却说，她打碎碗，心里已经很难过，不要再责备她了。”“父亲在第三国际工作时，去莫斯科郊区看望苏联的少年儿童时有一张合影，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照片带回国内……”
　　过了很久，炎华说：“父亲很有学识，可是对母亲很敬重。”她的话题转到了她母亲，脸上又露出哀戚的神色。接着说：“我忘不了我的父亲，也永生永世忘不了我的母亲。父亲殉难，母亲病得已经难以支撑起家庭，可是她硬是在苦难中支撑了六年。是母亲的坚强，抚慰和化解了我们心中的巨大悲痛和困苦……”这时，她端起碗喝水，很明显，此举是在淡化她刻在心头的伤痛。
　　我在想，大钊先烈的牺牲和她家中的种种磨难，使她的母亲多么的孤苦无依，她还要用她心底的阳光安抚着几个孩子。心里一阵震颤，眼泪不由自主涌了出来。
　　她缓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母亲虽然是富家出身，但她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的薪水不少，但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朋友和学生，拿回家的钱却不多。一大家人要生活，母亲自己的陪嫁也都用上了，但对父亲从来没有怨言，甘愿过平民生活。父亲殉难后，我们有一段生活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忍饥挨饿的地步。父亲的同志和亲友帮助了我们，母亲总是念念不忘，让我们记住并且长大还给亲友。葆华哥去日本留学是父亲北大的同仁帮助的。星华姐姐一人在北京读书时吴景洲先生（吴祖光的父亲）收留了她，让她住在家里……”“我们被遣返回老家后，每到冬天，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我们坐在炕上还喊冷，母亲支着病弱的身体进进出出推磨、抱柴、烧炕、做饭，从不叫苦，也从不呵斥我们。我们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是坚强和吃苦耐劳，我们学到的也是这些。”
　　这时，我和狄枫都唏嘘起来。炎华虽然眼中浸满了泪水，看到我们俩的样子，有意转了话题说：“母亲也识字读书，她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她不只是一位贤妻良母，她也懂得什么叫革命、为什么革命……”
　　“母亲的性情精致秀雅、温和清淡，但是对子女要求严格。子女不好好读书，决不姑息。她用西汉文学家刘向说的‘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教育我们说，小的时候好好学习特别重要。”这时她眉宇间出现了一闪即逝的微笑，我的心也开始轻松了一些。“母亲经常用父亲的思想品徳教育我们说，你爹爹为的是劳苦大众，你们也要为劳苦大众。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有了学问要像你爹爹一样，为民众去服务。你们爹爹是教授，还总是看书，你们没有学问，还不好好念书，将来有什么用啊？”“我们在老家，勉强能够吃饱饭，但是母亲不仅仅让我们上学，还通过北大同仁帮助，让大姐星华回北京上大学。”又说：“我在北大短时期工作过，七七事变以后，我生了女儿不到一个月，经常挨饿，也是父亲同仁帮助我领到一些钱回到家乡的。”她说到这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说：“我说得很乱，这些都是一些平凡小事，但是母亲一生追随父亲，为父亲做出了牺牲，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得，也可以说是对革命的贡献。”
　　这时，狄枫接过她的话：“你母亲并不平凡，她为革命贡献很大，很了不起。”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狄枫说：“你没有带孩子来，该回去给他们做晚饭了。”炎华突然醒悟，她说；“是喽，我该回去了。”她站了起来，有些恋恋不舍地说：“以后再来看你们，你们分配到哪里也告诉我一声。我不怕走路，可以去看你们。”送炎华出了小院，一路走着，狄枫谈到她在北京时从北大红楼去景山公园爬山，站在山的最高处，看到故宫辉煌壮丽的美景。谈到蒋家王朝覆灭后，再去天安门、故宫、景山……这时炎华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中也闪动着幸福的光彩。
　　到了村口，炎华不让再送，催我们回去。她转身踏着湿润的、带着泥土芳香的小路走了。
　　送走了炎华，在我的脑海中经常浮现出她的音容笑貌：历经苦难艰辛，坚强、诚实、质朴。這是她留给我的印象，使我久久难忘。

二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之快是难以意料的。炎华走后的第三天，我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冀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妇部工作。狄枫分配到哪里，她当时只说没有定，我也多方打听不到她的去向。若干年后，有人告诉我，她可能被派遣回京做秘密工作，我一直为找不到她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报到的前一天，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午后，雨刚刚停下，狄枫约我去看炎华和她的两个孩子。我们向房东大爷借了两顶草帽便动身了。
　　走在凄风苦雨后泥泞的黄土路上，看着路旁刚刚收完的庄稼，狄枫告诉我，遵化离北京不过300里，这里之所以叫遵化，是遵守朝廷教化的意思。这个县有山、丘陵、平川。我问她，你来过这里，她说没有，是听炎华说的。我们的话题由天气、即将离别，又转到那一天炎华谈话的内容。狄枫望着远处莽莽的山峦说：“大钊先烈牺牲后，我的伯父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悼念他。”
　　我很喜欢古诗词，便催促她背诵。她说：“时间太久了，许多句子我都忘记了。等到我想得差不多了，写给你看。”
　　我急不可待地说：“凭你的聪明，会记不住吗？”她嘻嘻地笑道：“这和聪明没有关系，又不是我做诗。”
　　我只好恳求她说：“狄枫同志，我就要去报到了。我走了以后，到哪里去找你啊！你现在就好好想想吧！”
　　她见我真的着急，便说：“好，好！别打扰我，我慢慢想想。”
　　她默默地回忆着，偶尔背诵出一两个句子。摇摇头，想想又背诵出一两个句子。我不再说话，望着远处的山峦想着：“燕山的苍茫很像烈士的骨气：坚实、巍峨、神圣……”
　　这时，我们俩人的鞋上踩满了泥泞，却又都浑然不觉。又走了一段路，蜿蜒的长城出现在眼前。狄枫似乎已经成竹在胸。她说：“我想得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念给你听。”她断断续续地背诵了一遍，又向我解释说：“这首诗的题目把大钊先烈称为‘吾师’，同学、同仁都可以这样称呼，以表示尊崇。”接着她又背诵起来。这一遍显得流畅，语音抑扬顿挫，充满了敬仰悼念之情： 　　悼吾师守常先生
　　此生最幸得识君，
　　唤起万众为取义。
　　东瀛聆教醒醐醇，
　　慷慨半生竟成仁。
　　补天一片七彩玉，
　　血荐轩辕旌猎猎。
　　兴邦两只妙手春，
　　神州恸地哭沉沉。
　　她背完解释道：“旌猎猎指冯玉祥将军传令全军下半旗志哀。猎猎：悲壮。”
　　我一边听着，在心里背诵着，一边望着巍然屹立的古长城被雨淋过黑沉沉的砖石，心情陡然变得哀伤沉重，再看看满山的枯木在秋风中摇曳着的枝条和满地的落叶，心头又像枝条和落叶一样的凄凉。
　　狄枫见我凄楚的样子，了解我在为烈士的殉难而感伤，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指着时而被云雾遮住，时而露出峥嵘的古长城感慨地说：“革命就要付出代价，大钊先烈不在了，但是他的英名、他的思想却像长城一样千古永存！”接着，她又指了指地上或红或橙或黄的落叶说道：“我和你好比这些落叶，随着风雨就落地了，消失了。”
　　她显然是针对我的感伤情绪说这番话的，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我说：“你是红叶，我是落叶，我不如你。”
　　她又嘻嘻地笑了，说：“一样么，叶片总是要落下来的。落叶也好，春天时化做泥土，潜入大地，为新的生命去催生……”
　　她又指了指由灰蒙蒙转向晴朗的天空中，向南飞的排列整齐的人字形雁群说：“我如果早一点看到这些大雁，就把名字改成凌空、凌云或凌志，飞到天上去。”
　　听着她半真半假的话，我忍不住哈哈笑了。我说：“你真是一位才女，能说会道，我佩服你。”
　　她听后，指着脚下泥泞的路说：“逗你高兴，这样难走的路，走起来也不觉得累了。”说笑着，她又指着东北方向远处的山陵和茂密的树丛说：“那里是马兰峪，清东陵。如果我们不离开遵化，有时间去看看，许多男同志去过了。”又说：“建国学院就在那里。炎华在那里学习时，带着两个孩子，每天出操、跑步。她那一段学习也很不容易。”
　　这时，我想起看到的炎华手臂上一道道的划痕，问她是干什么活儿划的，她沉吟了一下说：“可能是上山打柴划的，但是她自己从来不说……”

三

　　进了南小庄村，狄枫是熟路，她带我直接朝炎华的住处走去，还告诉我，以前炎华一家住在小学校内，校外是野地。她们的住室和教室相连，通着窗户。一天夜里，狼进了教室，母子三人吓坏了，正好赶上村干部散会路过小学校，他们大声喊叫爷爷、伯伯、叔叔，干部们开枪把狼给赶跑了。后来他们才搬出小学校。我听着感到有点毛骨悚然，缩着脖子说：“真可怕呀！炎华同志真够苦的。”
　　她又嘻嘻笑道：“看你这胆小的样子，碰到狼会把你吓死，然后狼把你吃掉。”我想想她说的可能是事实，但很不服气地说：“我不信你不怕狼，碰上狼也会把你吃掉。”她不置可否地说：“以后我们都会遇到狼，向老乡问问遇到狼怎么对付是真的。”
　　进到炎华的住处，狄枫大声喊着她的名字。这时从屋内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妈妈不在，去马兰峪了。”我随狄枫进入她們住宿的屋内，只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赤着脚站在炕上，用陌生的大眼晴看着我们，狄枫摘下草帽，她似乎认出来，羞怯地叫着阿姨。大概看到我比她大不了几岁，不知叫什么好，只是用友善和好奇的目光打量我。狄枫向她介绍了我，又向我说：“她就是爱兰，别看她这么小，参加了儿童团，还去站岗放哨，会打霸王鞭，唱二小放牛郎，是一个小革命。”爱兰听着又羞怯地笑了。狄枫又问：“弟弟呢？”这时爱兰委屈地说：“妈妈带弟弟去了，不带我去，怕我踩湿了鞋。”说着眼中竟布满了泪花。狄枫拍了拍她的头说：“好孩子，妈妈是怕你弄湿了鞋，别委屈了。”爱兰懂事地擦去了眼泪。
　　我打量着屋内，南面一张土炕上铺着一床破旧的炕席，炕上放了一张退了漆、看不出颜色的小炕桌。桌上有一些零星的写了字的纸片，还有吃剩下的菜籽酱。看来，这张桌子就是她们学习和吃饭用的了。地上堆了一些草筐、麻袋之类的物品，除此之外，一无什物。再看炕上的被褥还显干净。我一边看着，一边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烈士、教授后代的生活。她没有鞋穿、没有菜吃、没有书本……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不禁一阵心酸。
　　房东大嫂抱着孩子过来了。她见过狄枫，便快人快语地说开了。她先说爱兰懂事。有一次弟弟病了，她一个人去买药，天黑了，回来的路上，为了防止被狼吃掉，点了一根草绳。狼怕火，但是狗不怕火，快进村时，全村的狗看见火都叫了起来，她妈听见后赶忙去接女儿，见到爱兰惊吓的样子，娘俩抱在一起哭，接着又说：“冬天快到了，她们的柴火不多，爱兰没有棉鞋。去年她妈妈用染了的线绳给她勾鞋穿，这样的鞋怎么会暖和……”
　　我们听着，狄枫的脸上露出了不安，我心里也着急，不知该怎样帮助他们，因为我们那时也一无所有。
　　听完大嫂的叙述，狄枫嘱咐了爱兰几句话。我们随大嫂走出来，在院中捡了两个玉米棒擦着鞋上的泥土。热情善良的大嫂又说起炎华上山砍柴的不易……
　　狄枫擦完鞋上的泥土，直起身子，恳切地对她说：“大嫂，你们住在一起，尽可能地多给她们一些照顾，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你们的。”大嫂频频点头说：“是嘞，是嘞，放心嘞。”
　　狄枫又想了一阵，觉得自己的话未免空泛。战争时期，群众的生活也很难，家中的男劳力或者参军，或者担负支援战争抬担架、运输等劳务。便又对大嫂说：“过几天，我想办法送一点钱来，大嫂替她们买一点柴，给爱兰买双鞋，好吗？”热情善良的大嫂又频频地说：“好人嘞！不用送钱了，我会做鞋嘞！”
　　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着“卖火柴的小女孩”，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心中黯然。
　　第二天，我去冀东团区委报到，狄枫送给我一张我的头像的铅笔素描。我含泪收下，向她告别，心中祝福她一生平安幸福。没有想到我们三人刚刚相识，转瞬又分别，并且成为永别！人生何其多舛短暂。到了晚年，我才深切体会到，友谊同生命一样重要。要十分珍惜它，爱护它！至今，仍然感激炎华和狄枫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并且为我留下的有关大钊先烈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佩衡，笔名叶秋，北京联合大学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