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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但却并不局限于论文叙笔，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将传统的道器观熔铸于文章之中，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是一种灌注的脉络，深深根植于文章，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无限回归的“道”的文化，是一种文学与哲学的高度结合，是文论到文化的根本溯源。阐述其和谐统一的道器观有利于维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利于自身文化立足于世界之林。
关键词：《文心雕龙》 道器观 文化 形而上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的，也是无可名状的；器用之物是有形的，因此称为形而下。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指出：“《文心》体大而虑周。”此语可以说是定评。大到结构布局纲目篇章，具体到论述行文的思理逻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刘勰的深思熟虑。从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创作总论到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可谓用心为文，创作论和批评论也不乏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刘勰将其理论体系和情感立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根源深处，使其获得了古代文化体系与资源的支撑，也使其立论更加充满文化自信，行文间自有一种踏实和圆满。其中蕴含文化意味的突出特点是贯彻道器相合的总论，笔者在这里试将刘勰的道器观联系全书合而观之，并结合古代文化体系中的道器观简述刘勰文论的重要意义。
《原道》开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从这段可以看出刘勰是从天、地来谈文的，不过这并非文学。这里所说的文是一种显现，是象，也可以说是形而下的。但原道篇又是如何贯彻文章的呢？刘勰认为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极，属三才之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心灵产生了，语言也跟着确立，文章当然也跟着鲜明。可以说人是贯彻道的桥梁，这种宏大的生命意识构筑了其理论体系的根基。细究起来，这种由言、意、象构筑的形而下升华至形而上的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屡见不鲜。在《周易·系辞上》中如此言道：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意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从这段可以看出圣人充当天人的桥梁，将道、象、意、言贯通之。这里的乾坤是指天地，乾坤成列，而自然之道也运行其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往往是由宏观到微观，由群体到个体，由形而上到形而下。这种观照视野和阐释模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本来就是谈玄的时代，一个善于清谈的时代当然不会错过道的阐释与承载。因此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不难看出刘勰也置于其中，只不过刘勰是从形而上的道开始立论而已。
刘勰论文之始由宇宙天地之道谈起，一气灌注到作为“三才”之一的人类的性灵与文言，而以“天地之心”（人心文心）为焦点。这也正是刘勰相合道器观的体现。立足于形而下的心、物、言并非作者的真意，刘勰在《序志》篇中讲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縟成体，岂取驺奭之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有尽的人生尚不可为外物所局限，但文章承载的心意却是通向道的途径，语言文章是根源，也是家园，它将带领我们通向不可描述的道。可以说是不可为而为之，不可言而言之，因為人必须超越有形的器方能升华与道合一，这种道我将其解释为完满、自由，是至善至真至美的。可见刘勰以道之至高无上为归依，以性灵智术为内蕴，鍳照宇宙大地、日月山川，发而为美轮美奂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到作者的基本创作理念和心态：首先是对宇宙自然之道和儒家经学、圣人之道的依归，二是以语言承载人心，可以于此安身立命并坚信不疑。这再次印证刘勰相合为一的道器观。而这也正是古代士人的典型文化心态。
道家就是以“自然之道”界定文学本体，追求“无言之美”的境界。这种诗性传统可以追溯到老庄。《老子》一书中多次提到道，道是一种观念的预设，但却不局限为形而上的概念，老子五千言显然是在阐释道，具体又与人生发生关联。这时形而上的道已经不是一个挂空的概念，当它向下落实到经验界时，才对人产生重大的意义。那么老子的道德经实为“得道”经。先具体阐述下老子的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老子的道与刘勰的道都指向形而上的意义，但并不是虚空的，老子五千言已然与人生相连，更多的是一种“和其光，同其尘”，是人与道的合一，自然也是道与器的合一。
《文心雕龙·原道》所谓“文之为德”的“德”与庄子所说的“天德”之“德”相近相通。庄子在《天道》中说到：
吾师乎！吾师乎！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彫众形而不为巧（1），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2），其死也物化（3）。静而与阴同德（4），动而与阳同波（5）。’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6）；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庄子洋洋洒洒，在这里就是推崇以虚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虚空宁静与天地，通达与万物，自然而然达到天乐的境界。接着，他还借用舜的口吻，说到：
天德而土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可见在庄子心目中，云行雨施，四时代序，天地自然一气流行，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是和谐、完美的。这里的描述与《原道》篇同一思致，与《易经》所代表的先秦哲学如出一辙，代表着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对道的看法相同，那么由道联系到人生，由形而上又是如何贯彻到形而下的呢？《原道》篇如是说：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经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剩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段话与《易经·系辞上》同出一源，这是一种由根源“道”至“文”的思维模式，不难看出刘勰受其的影响。笔者再引用庄子《天道》篇中的一段话：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由此似乎有人会提问，庄子明显的是不推崇语言的，也似乎不推崇形和名的。而且《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但何以庄子会著述两万言而传世呢？并且也说过：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仔细揣摩，“得意忘言”与著书并不矛盾，并且可以看出庄子对语言的重视，认为语言是通向道的途径。人类需要超越形而下的器，就应该立足于语言。因为庄子其实也践行着对语言、圣人和经典的肯定。只是更加让人们认识到道的根源性，不要流连于外在的形名，而忘乎与天地精神相与为一的至上境界。儒家显然更加直白的推崇语言，《易·系辞传》中提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话语都赋予八卦符号和语言，同时也赋予了经典以神圣意义，是儒家语言观的体现。认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还有所谓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但文章却能千古存留，儒家这种入世哲学似乎将语言提升到显的位置，与道家实则是一致的，因为儒家并没有停留在语言上，而是将其上升到天地万物和道。就此而言，儒家和道家的语言观相反相成，并有其共通之处，也体现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命情感。
通过对《文心雕龙》的道器论述，我们可以联系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原道》篇作为总论的第一篇，就已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儒道兼容的文化哲学土壤，而《序志》篇也更加承接道文的行文思维贯彻一气，让笔者感受到“反者道之动”的无限归依，道器相合的文化心理始终体现在全书体系和字里行间。
如刘勰在《夸饰》中言：“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心雕龙》范畴研究往往注意梳理由道到器的脉络，却忽视求索器化中的道化可能。道化性，即形而上性。这里的形而上，是中国式的形而上，刘勰在《原道》中标举天、地、人三才，《情采》中把人文又分为形文、声文、情文，都是在探讨大道和人文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折射出刘勰游走于大文与大道之间的时的汇通精神。应该说，文论范畴的非器化研究是回归大道的一种体现，这是很精彩、很弘深的一种回归。《时序》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十六字里本身就彌漫着对文质关系深沉的整合化智慧。再看《体性》篇对“体”的理解。我们已经习惯把“体”器化为八种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分析两两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悟出“体”既是风格的代称，更是形而上的观念。刘勰言：“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里的“体”自然是器化中的“体”和道化中的“体”的合称，而“原道”、“宗经”、“征圣”的精神就潜在这合一中。他如“风骨”、“情采”、“隐秀”、“体势”等范畴也是徜徉于器化与道化的通变中，共同咀嚼无涯的文心之味。在道化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那种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文学、哲学意识共汇的境界。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是一颗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树，深植于中国古代文化、语言根基之中。刘勰撰写《文心》的过程，自始至终有着一种文化充实感，圆满、自信、从容、安宁和安稳。当刘勰撰述《文心》写到最后一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的时候，那种生命有寄，生命情感与思想有寄的圆满感，那种自信、自适、踏实、安宁与安稳的幸福感是溢于言表的。这一点特别能够引起我们，作为经历、传承和感受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社会震荡、心灵巨变和制度转型的漫长历史，仍然在找寻自己的文化之路，试图重建自己的文化根基与重心的学人的深切感喟。在文化心理上我们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家园，无法像刘勰那样获得传统意义上来自于整个文化体系和根源之处的文化支撑。也许，找寻我们新的文化重心和基础，整合、创造新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体系，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家园，还需要许多年，这，也正是我们现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2]中国诗学研究.第八辑《文心雕龙》研究专辑[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2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5.
[4]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作者介绍：尹辉，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
关键词：《文心雕龙》 道器观 文化 形而上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的，也是无可名状的；器用之物是有形的，因此称为形而下。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指出：“《文心》体大而虑周。”此语可以说是定评。大到结构布局纲目篇章，具体到论述行文的思理逻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刘勰的深思熟虑。从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创作总论到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可谓用心为文，创作论和批评论也不乏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刘勰将其理论体系和情感立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根源深处，使其获得了古代文化体系与资源的支撑，也使其立论更加充满文化自信，行文间自有一种踏实和圆满。其中蕴含文化意味的突出特点是贯彻道器相合的总论，笔者在这里试将刘勰的道器观联系全书合而观之，并结合古代文化体系中的道器观简述刘勰文论的重要意义。
《原道》开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从这段可以看出刘勰是从天、地来谈文的，不过这并非文学。这里所说的文是一种显现，是象，也可以说是形而下的。但原道篇又是如何贯彻文章的呢？刘勰认为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极，属三才之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心灵产生了，语言也跟着确立，文章当然也跟着鲜明。可以说人是贯彻道的桥梁，这种宏大的生命意识构筑了其理论体系的根基。细究起来，这种由言、意、象构筑的形而下升华至形而上的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屡见不鲜。在《周易·系辞上》中如此言道：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意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从这段可以看出圣人充当天人的桥梁，将道、象、意、言贯通之。这里的乾坤是指天地，乾坤成列，而自然之道也运行其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往往是由宏观到微观，由群体到个体，由形而上到形而下。这种观照视野和阐释模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本来就是谈玄的时代，一个善于清谈的时代当然不会错过道的阐释与承载。因此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不难看出刘勰也置于其中，只不过刘勰是从形而上的道开始立论而已。
刘勰论文之始由宇宙天地之道谈起，一气灌注到作为“三才”之一的人类的性灵与文言，而以“天地之心”（人心文心）为焦点。这也正是刘勰相合道器观的体现。立足于形而下的心、物、言并非作者的真意，刘勰在《序志》篇中讲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縟成体，岂取驺奭之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有尽的人生尚不可为外物所局限，但文章承载的心意却是通向道的途径，语言文章是根源，也是家园，它将带领我们通向不可描述的道。可以说是不可为而为之，不可言而言之，因為人必须超越有形的器方能升华与道合一，这种道我将其解释为完满、自由，是至善至真至美的。可见刘勰以道之至高无上为归依，以性灵智术为内蕴，鍳照宇宙大地、日月山川，发而为美轮美奂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到作者的基本创作理念和心态：首先是对宇宙自然之道和儒家经学、圣人之道的依归，二是以语言承载人心，可以于此安身立命并坚信不疑。这再次印证刘勰相合为一的道器观。而这也正是古代士人的典型文化心态。
道家就是以“自然之道”界定文学本体，追求“无言之美”的境界。这种诗性传统可以追溯到老庄。《老子》一书中多次提到道，道是一种观念的预设，但却不局限为形而上的概念，老子五千言显然是在阐释道，具体又与人生发生关联。这时形而上的道已经不是一个挂空的概念，当它向下落实到经验界时，才对人产生重大的意义。那么老子的道德经实为“得道”经。先具体阐述下老子的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老子的道与刘勰的道都指向形而上的意义，但并不是虚空的，老子五千言已然与人生相连，更多的是一种“和其光，同其尘”，是人与道的合一，自然也是道与器的合一。
《文心雕龙·原道》所谓“文之为德”的“德”与庄子所说的“天德”之“德”相近相通。庄子在《天道》中说到：
吾师乎！吾师乎！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彫众形而不为巧（1），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2），其死也物化（3）。静而与阴同德（4），动而与阳同波（5）。’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6）；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庄子洋洋洒洒，在这里就是推崇以虚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虚空宁静与天地，通达与万物，自然而然达到天乐的境界。接着，他还借用舜的口吻，说到：
天德而土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可见在庄子心目中，云行雨施，四时代序，天地自然一气流行，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是和谐、完美的。这里的描述与《原道》篇同一思致，与《易经》所代表的先秦哲学如出一辙，代表着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对道的看法相同，那么由道联系到人生，由形而上又是如何贯彻到形而下的呢？《原道》篇如是说：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经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剩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段话与《易经·系辞上》同出一源，这是一种由根源“道”至“文”的思维模式，不难看出刘勰受其的影响。笔者再引用庄子《天道》篇中的一段话：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由此似乎有人会提问，庄子明显的是不推崇语言的，也似乎不推崇形和名的。而且《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但何以庄子会著述两万言而传世呢？并且也说过：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仔细揣摩，“得意忘言”与著书并不矛盾，并且可以看出庄子对语言的重视，认为语言是通向道的途径。人类需要超越形而下的器，就应该立足于语言。因为庄子其实也践行着对语言、圣人和经典的肯定。只是更加让人们认识到道的根源性，不要流连于外在的形名，而忘乎与天地精神相与为一的至上境界。儒家显然更加直白的推崇语言，《易·系辞传》中提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话语都赋予八卦符号和语言，同时也赋予了经典以神圣意义，是儒家语言观的体现。认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还有所谓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但文章却能千古存留，儒家这种入世哲学似乎将语言提升到显的位置，与道家实则是一致的，因为儒家并没有停留在语言上，而是将其上升到天地万物和道。就此而言，儒家和道家的语言观相反相成，并有其共通之处，也体现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命情感。
通过对《文心雕龙》的道器论述，我们可以联系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原道》篇作为总论的第一篇，就已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儒道兼容的文化哲学土壤，而《序志》篇也更加承接道文的行文思维贯彻一气，让笔者感受到“反者道之动”的无限归依，道器相合的文化心理始终体现在全书体系和字里行间。
如刘勰在《夸饰》中言：“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心雕龙》范畴研究往往注意梳理由道到器的脉络，却忽视求索器化中的道化可能。道化性，即形而上性。这里的形而上，是中国式的形而上，刘勰在《原道》中标举天、地、人三才，《情采》中把人文又分为形文、声文、情文，都是在探讨大道和人文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折射出刘勰游走于大文与大道之间的时的汇通精神。应该说，文论范畴的非器化研究是回归大道的一种体现，这是很精彩、很弘深的一种回归。《时序》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十六字里本身就彌漫着对文质关系深沉的整合化智慧。再看《体性》篇对“体”的理解。我们已经习惯把“体”器化为八种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分析两两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悟出“体”既是风格的代称，更是形而上的观念。刘勰言：“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里的“体”自然是器化中的“体”和道化中的“体”的合称，而“原道”、“宗经”、“征圣”的精神就潜在这合一中。他如“风骨”、“情采”、“隐秀”、“体势”等范畴也是徜徉于器化与道化的通变中，共同咀嚼无涯的文心之味。在道化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那种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文学、哲学意识共汇的境界。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是一颗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树，深植于中国古代文化、语言根基之中。刘勰撰写《文心》的过程，自始至终有着一种文化充实感，圆满、自信、从容、安宁和安稳。当刘勰撰述《文心》写到最后一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的时候，那种生命有寄，生命情感与思想有寄的圆满感，那种自信、自适、踏实、安宁与安稳的幸福感是溢于言表的。这一点特别能够引起我们，作为经历、传承和感受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社会震荡、心灵巨变和制度转型的漫长历史，仍然在找寻自己的文化之路，试图重建自己的文化根基与重心的学人的深切感喟。在文化心理上我们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家园，无法像刘勰那样获得传统意义上来自于整个文化体系和根源之处的文化支撑。也许，找寻我们新的文化重心和基础，整合、创造新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体系，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家园，还需要许多年，这，也正是我们现代学人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2]中国诗学研究.第八辑《文心雕龙》研究专辑[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2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5.
[4]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作者介绍：尹辉，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