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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多时间以来，内地资本除了前所未见地在香港购买经营证券业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证券公司外，对一些经营长期保险业务（内地称“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亦不时大手笔收购。香港保险公司俨然成为内地企业的热门收购标的。
内地资本为何钟爱香港险企？
8月17日，云锋金融宣布，将联合蚂蚁金服、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机构斥资131亿港元收购美国万通香港和澳门的业务。
由于云锋金融的大股东之一是马云，同时蚂蚁金服亦是联合收购方，这笔交易引起了市场极大的关注。
但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内地资本便已拉开了收购香港险企的帷幕。
较为典型的是，2016年12月，九鼎投资以107亿港元收购了香港富通保险；今年6月19日，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以81亿港元完成收购香港大新金融集团旗下的寿险业务（包括大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大新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并与旗下大新银行有限公司签订了15年独家银保协议，为此向大新银行和澳门商业银行支付的独家银保和分销总代价约为26亿港元。
有关统计显示，3年来，针对香港保险公司的收购案达21个，其中有9个由内地企业发起。
而在今年1月，泰康保险集团宣布正在申请香港人身险公司牌照，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也正筹备在香港设立经营长期业务公司事宜。
内地资本在一个竞争早已呈白热化，且已基本瓜分完毕的市场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直观判断，一是看好这些标的公司的可用资金；二是考虑了在香港投资、配置资产的便利性和自由性；三是欲在满足内地日益增长的保险外部需求方面分一杯羹，以2016年为例，香港来自内地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就高达700亿港元。
而近些年内地投保人在香港支付的保险费之所以呈高速增长，一是香港的一些保险产品的性价比明显优于内地，二是可满足内地中产以上人士海外配置资产的需要。
内地资本所面对的香港保险市场压力
然而，从香港保险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现在还很难说内地资本的进入会把香港保险市场的“饼”做大，反而可能会给竞争极为残酷的保险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首先，从市场结构上看，香港保险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竞争自由化程度高，政府对保险费率无任何管制；二是市场集中度高，从今年5月公布的香港保险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据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香港共有160家获授权保险公司，其中94家经营一般业务，47家经营长期业务，其余19家则经营综合业务。截至第一季度末，香港长期有效业务保费收入总额较2016年同期上升22.8%至1080亿港元，长期业务（不包括退休计划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与2016年同期比较上升13.4% 至438亿港元。个人人寿及年金（投连）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上升74.4%至22亿港元。尽管保费增速可观，但无论是长期有效业务保费收入，还是新造保单保费收入，在60余家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保险公司中，业务量前十名的保险公司已分别占到了全部市场份额的89.3%和92.2%（见附表1及附表2），这意味着其余50余家保险公司的市场空间都极为有限，平均市场占有率仅在百分之零点几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欲鲤鱼跳龙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极为不易。
其次，从保险公司发展的依托模式上看，经营长期业务的保险公司基本是在三种模式上盘桓，一是走推销员（sales）兜售产品的道路，如友邦、保诚等；二是与银行合作拓展业务的模式，有的保险公司本身就是银行投资设立的专业化公司，如汇丰保险、中银集团保险、恒生保险等；三是拓展集团内部及关联程度高的公司的业务，这类公司的业务规模普遍都不大，而且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因此，内地资本进入香港保险市场，在模式选择上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局限和挑战。
第三，市场后进入者很难通过“减价战”或“成本战”来获得市场份额。香港长期业务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相对都很固定，流动性较低，“挖角”的成本极高；而各公司的产品设计在成本上都不可能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加上香港素来为营商成本较高的城市，越来越高的刚性成本支出亦对保险公司的减价竞争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抑制。
即使是与银行合作，因渠道的稀缺性，也使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难以承受与银行合作的代价，例如除了名目繁多的佣金、奖金之外，近年兴起的“渠道费”就已使很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以泰禾投资集团为例，它与大新银行的未来15年独家合作就需支付26亿港元的代价，颇具典型性。
当然，在自由经济体里任何市场参与者都可开展减价竞争甚至“自杀式竞争（以本伤人）”，但一定要有极为充裕的资本来源以及足够的偿付能力方可。
第四，在成熟的资本市場欲获得高于平均的资本回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在保险公司的投资及资产配置方面，香港保险监管机构如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监管一样，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地域、种类、计入公司偿付能力比例等都有较严格的约束，不会给保险公司过度涉险或投机留有法律空间，也不会给股东占用公司资产留有空间。这也对意图通过资产端实现投资管理的超额利润来赢得负债端“现金流业务”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约束和限制。
第五，从进入香港保险市场的内地资本原本所期望的内地投保人会对香港带来日益增多的保费贡献的现实情况看，伴随着内地有关部门对内地人境外购买保险的明令限制，再加之人民币对外汇率的渐趋稳定及贬值预期的相对改善，内地个人保险费流出势头也将变得和缓，即使仍有保险费流出，也并不一定会流向内地资本新控制的保险公司，反而会流入那些销售人员队伍庞大、销售触角无孔不入的保险机构。
而若仅是围绕着早已饱和的只有700余万人口的香港保险市场打转转，任何新进入市场的资本都难有作为，也不可能靠买做大香港保险市场的“饼”；而若鲁莽行事，只能加剧市场的“血雨腥风”，很难说谁会最后成为市场的执牛耳者。
（作者曾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内地资本为何钟爱香港险企？
8月17日，云锋金融宣布，将联合蚂蚁金服、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机构斥资131亿港元收购美国万通香港和澳门的业务。
由于云锋金融的大股东之一是马云，同时蚂蚁金服亦是联合收购方，这笔交易引起了市场极大的关注。
但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内地资本便已拉开了收购香港险企的帷幕。
较为典型的是，2016年12月，九鼎投资以107亿港元收购了香港富通保险；今年6月19日，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以81亿港元完成收购香港大新金融集团旗下的寿险业务（包括大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大新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并与旗下大新银行有限公司签订了15年独家银保协议，为此向大新银行和澳门商业银行支付的独家银保和分销总代价约为26亿港元。
有关统计显示，3年来，针对香港保险公司的收购案达21个，其中有9个由内地企业发起。
而在今年1月，泰康保险集团宣布正在申请香港人身险公司牌照，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也正筹备在香港设立经营长期业务公司事宜。
内地资本在一个竞争早已呈白热化，且已基本瓜分完毕的市场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直观判断，一是看好这些标的公司的可用资金；二是考虑了在香港投资、配置资产的便利性和自由性；三是欲在满足内地日益增长的保险外部需求方面分一杯羹，以2016年为例，香港来自内地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就高达700亿港元。
而近些年内地投保人在香港支付的保险费之所以呈高速增长，一是香港的一些保险产品的性价比明显优于内地，二是可满足内地中产以上人士海外配置资产的需要。
内地资本所面对的香港保险市场压力
然而，从香港保险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现在还很难说内地资本的进入会把香港保险市场的“饼”做大，反而可能会给竞争极为残酷的保险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首先，从市场结构上看，香港保险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竞争自由化程度高，政府对保险费率无任何管制；二是市场集中度高，从今年5月公布的香港保险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据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3月31日，香港共有160家获授权保险公司，其中94家经营一般业务，47家经营长期业务，其余19家则经营综合业务。截至第一季度末，香港长期有效业务保费收入总额较2016年同期上升22.8%至1080亿港元，长期业务（不包括退休计划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与2016年同期比较上升13.4% 至438亿港元。个人人寿及年金（投连）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上升74.4%至22亿港元。尽管保费增速可观，但无论是长期有效业务保费收入，还是新造保单保费收入，在60余家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保险公司中，业务量前十名的保险公司已分别占到了全部市场份额的89.3%和92.2%（见附表1及附表2），这意味着其余50余家保险公司的市场空间都极为有限，平均市场占有率仅在百分之零点几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欲鲤鱼跳龙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极为不易。
其次，从保险公司发展的依托模式上看，经营长期业务的保险公司基本是在三种模式上盘桓，一是走推销员（sales）兜售产品的道路，如友邦、保诚等；二是与银行合作拓展业务的模式，有的保险公司本身就是银行投资设立的专业化公司，如汇丰保险、中银集团保险、恒生保险等；三是拓展集团内部及关联程度高的公司的业务，这类公司的业务规模普遍都不大，而且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因此，内地资本进入香港保险市场，在模式选择上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局限和挑战。
第三，市场后进入者很难通过“减价战”或“成本战”来获得市场份额。香港长期业务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相对都很固定，流动性较低，“挖角”的成本极高；而各公司的产品设计在成本上都不可能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加上香港素来为营商成本较高的城市，越来越高的刚性成本支出亦对保险公司的减价竞争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抑制。
即使是与银行合作，因渠道的稀缺性，也使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难以承受与银行合作的代价，例如除了名目繁多的佣金、奖金之外，近年兴起的“渠道费”就已使很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以泰禾投资集团为例，它与大新银行的未来15年独家合作就需支付26亿港元的代价，颇具典型性。
当然，在自由经济体里任何市场参与者都可开展减价竞争甚至“自杀式竞争（以本伤人）”，但一定要有极为充裕的资本来源以及足够的偿付能力方可。
第四，在成熟的资本市場欲获得高于平均的资本回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在保险公司的投资及资产配置方面，香港保险监管机构如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监管一样，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地域、种类、计入公司偿付能力比例等都有较严格的约束，不会给保险公司过度涉险或投机留有法律空间，也不会给股东占用公司资产留有空间。这也对意图通过资产端实现投资管理的超额利润来赢得负债端“现金流业务”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约束和限制。
第五，从进入香港保险市场的内地资本原本所期望的内地投保人会对香港带来日益增多的保费贡献的现实情况看，伴随着内地有关部门对内地人境外购买保险的明令限制，再加之人民币对外汇率的渐趋稳定及贬值预期的相对改善，内地个人保险费流出势头也将变得和缓，即使仍有保险费流出，也并不一定会流向内地资本新控制的保险公司，反而会流入那些销售人员队伍庞大、销售触角无孔不入的保险机构。
而若仅是围绕着早已饱和的只有700余万人口的香港保险市场打转转，任何新进入市场的资本都难有作为，也不可能靠买做大香港保险市场的“饼”；而若鲁莽行事，只能加剧市场的“血雨腥风”，很难说谁会最后成为市场的执牛耳者。
（作者曾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