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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第二届上海慈善奖“慈善行为楷模”公布，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成为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电影人。本刊记者近日赴秦怡家中，带去了编辑部同仁的问候。
看着《检察风云》今年第14期客座总编文章标题，她对创新两个字，表达了很大的认同。2009年，出访美国的秦怡参加了当地的“无声电影展”，于是，由她发起并筹资主办的“首届上海中外无声影片展”在2010年成功举行并获得广泛赞誉。她笑着说，她也是勇于创新的一份子。
有着大爱情怀的秦怡老师，今年已经90岁高龄，与她一同生活的丈夫、儿子、姐姐都已相继离世。因为外出时间多，成为独居老人的她辞去了家中的保姆，抱着乐观的态度，依旧满腔热情地参与着各种社会活动。
和多年前见到她时不同，她消瘦了不少，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没有喝水。她说现在出门坐车也不敢吃东西，还要带着护垫，因为肠癌的原因，她不得不在路途和工作时控制饮食，久而久之胃也变得不太好了。但是，采访一开始，她依旧谈笑风生、思路清晰……
《检察风云》：从影74年，电影对您早期的人格形成和处事态度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秦怡：对于电影的接触，其实要推算到我儿童的时期。我记得七岁时常和爸爸一起去看电影，当时他在洋行做会计。他有个西式会计的朋友，受了朋友的影响，看电影也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11岁时，我参加了上海由田汉组织的少年宣讲团，每个礼拜有空就去看话剧、芭蕾，听儿童演讲学着唱歌，那时所学的东西都是进步的，潜移默化中，我便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那时我对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就很喜欢。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已经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了……
1941年，我参加了中共南方局的中华剧艺社，所演的话剧，也都是和抗日有关的，都是结合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抗战胜利了，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才能搞好其他的事。所以，就一鼓作气，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都努力去做，《遥远的爱》就是这个理念的体现。1946年，我回到上海，主演了《忠义之家》中飞行员的妻子。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讲述的是国民党飞行员沈从辉为了炸掉日本停在吴淞口的航空母舰，奋不顾身连人带机直接去撞，最后光荣牺牲的故事。当时我们面临日军每日疲劳轰炸，国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说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那些历史，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们该如何选择就很清楚了。
《检察风云》：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讲话中提到了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的问题，这也就是过去常提起的演员要下生活的老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秦怡：作为演员，我们就是要了解社会。我记得以前陈毅老总跟我们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不要怕，都要和他们交朋友。要出去看看，开开眼界。有一点直观的接触，看到过的，比单纯从书本上了解要好得多。演员知识面一定要宽，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情况、精神状态，要能用他们的语言说话。不管戏多戏少，我觉得只有了解了人物，抓得住特点，才能演得好。
我记得演《青春之歌》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我去天安门广场，当时造了很多新建筑，我带着《红旗飘飘》在人大礼堂周围的台阶上看书。我那时就在想，为什么当时革命者临危不惧，不怕牺牲。就像林红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枪毙，牺牲前还能照样教同志们学俄语、唱歌、锻炼身体。我揣摩着，革命者因为有自己的理想，即便牺牲了，也是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步。就像普通人，也是一样，有目标支撑着自己，勇气就来了。
《检察风云》：那些电影界的老艺术家，常常会回忆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界的关怀，您能跟大家谈谈那些往事吗？
秦怡：我记得我在重庆时，周总理每年要从延安到白区重庆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当时其实也很危险。周总理就此认识了不少重庆演员，张瑞芳、赵丹、白杨、郑君里啊，他都认识。后来的陈毅市长也喜欢电影，也很关心我们。
周总理不但关心我们，还直接参与电影的讨论。比如《林则徐》这部电影，讲得是清朝道光年间中国人和英国人打仗，从战争结果来说是打败的，但在精神上是胜利了。当时抽鸦片的人和现在吸毒的差不多，吸了以后就什么也不管了。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却被那个时代的领导——皇帝发配到伊犁，当时的皇帝是糊涂的。总理把郑君里找去，研究这个片子。总理说我们拍的《林则徐》，如果说战争胜利了，就不真实。三元里老百姓代表着全中国愿意禁烟的人们，又有林则徐这样的好官来禁烟，我们就是要从精神上胜利的角度来反映这部片子。
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次数很多。我参加政协会议，他每年都要接见我们，每次都请我们到他家里。甚至半夜两点也要挤出时间来接见我们。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半壁江山，那些辉煌的历史离不开他的影响。当然，以后历任总理，对我们的电影也都很关心……
《检察风云》：您的自传里，有一篇关于跑龙套的文章，很多读者都印象很深。
秦怡：这篇文章怎么来的呢，我30岁出头时看过一部苏联影片《海军上将乌萨科夫》，上将告老还乡，走的时候向水兵们告别，水兵在军舰上列队。这时镜头摇到一个老兵的时候稍微长了几秒钟，就在这个特写镜头里，老兵长年海上生活在面部留下的印记，以及表情中对上将的爱戴、不舍，都表现得极其充分。就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乌萨科夫上将跟水兵们的关系、对海军所作的贡献、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老兵的形象依然留在我脑海里。所以，我觉得戏不在于多和少。我们现在有些粗制滥造的宫廷戏，皇太后、皇后都装扮不错，但那些演宫女的群众演员却是剧组为了节省开销，随便找一个当地的妇女来充数的，从装扮、皮肤、表情等等一看就不像。我以前在剧社没戏的时候常常就演个宫女之类的，下个跪捧个杯都要像，角色虽小也要演到位，这样整个戏就好了。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勉励。
所以，我觉得跑龙套也是重要的，不应该轻视它。我们都是国家的演员，给什么角色，都不挑的，国家的电影制片厂，只要有角色就去演。戏多戏少，都去演。《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里的角色戏份其实都不多，不过我还是很乐于去演。 《检察风云》：第二届上海慈善奖“慈善行为楷模”公布，您成为了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电影人，能和我们谈谈您的感受吗？
秦怡：慈善楷模也谈不上，文艺界要有人参加，所以就推选了我。其实我的这个行为是日常的。比如2008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的希望小学，去浙江前一天通知我，请我和我儿子各画一幅画。那时我儿子还活着，我就让他起来画画。我儿子画了两张，我本来要捐两张的，杭州有人同情我儿子的病，有个朋友悄悄给我儿子的画配了镜框，放在家里。后来我自己也画了个自画像，希望钱能卖得多一点，多出点力。我拿着照片和镜子，当时想晚上就算不睡觉，也要画出来。那时老师教儿子画画，我也在边上听，把老师说的告诉他。他也有很多想法，老师说儿子虽然是刚刚学画，但是那作品大师也不一定能画出来。儿子提醒我，我的脸当时很尖的，头发是往后梳的，我就慢慢画出来了。后来一本杂志，把我画眼睛的画做了封面，给了文史馆。文史馆把这个封面作为一个由头，放了一些其他画，一共拍得了60万元，这就是我最近的一次捐款参与。这个我还是要说明下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情况很严重，我想我们年纪大了，也不能到现场去做点什么，后来想最实际的行动就是捐款。20万对我来说是积攒了很长的时间，不过我孩子走了，我每个月都有收入，还有一点小的外快。所以，我想捐款还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之前也都有三五万的捐，就看自己能捐多少，总之多尽力吧。
去年我捐的党费也是因为替电影《建党伟业》做宣传，江平同志来找我，送我一个建党90周年的金牌。我说我想捐了，结果拿去拍卖，拍到了25万元，便拿去缴了党费。
平时我也捐过很多衣服，我捐的衣服都是新的，有毛皮的、新的大衣、毛衣、毯子。我为什么捐到慈善基金会，就是有个地方。这个习惯来自于我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逃难的人，我出门就每次准备一把零钱，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就给点。虽然，这不一定能帮上别人什么，但是我觉得能帮点总归是好的。
采访结束时，秦怡老师目送我们一直到电梯关门，并感谢我们一并带去的问候。而此时，时钟已经快指向下午一点，她连饭也没顾得上吃。采访中，不时打来的电话和她紧凑的工作安排，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的忙碌。刚刚热播完毕的《心术》中，她的客串也为这部电视剧增色不少。她说，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才会倍加珍惜人生，才希望在作品中为那些失去希望的人带去对幸福的憧憬。
文/本刊记者 黄灵 图/沈建一
看着《检察风云》今年第14期客座总编文章标题，她对创新两个字，表达了很大的认同。2009年，出访美国的秦怡参加了当地的“无声电影展”，于是，由她发起并筹资主办的“首届上海中外无声影片展”在2010年成功举行并获得广泛赞誉。她笑着说，她也是勇于创新的一份子。
有着大爱情怀的秦怡老师，今年已经90岁高龄，与她一同生活的丈夫、儿子、姐姐都已相继离世。因为外出时间多，成为独居老人的她辞去了家中的保姆，抱着乐观的态度，依旧满腔热情地参与着各种社会活动。
和多年前见到她时不同，她消瘦了不少，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没有喝水。她说现在出门坐车也不敢吃东西，还要带着护垫，因为肠癌的原因，她不得不在路途和工作时控制饮食，久而久之胃也变得不太好了。但是，采访一开始，她依旧谈笑风生、思路清晰……
《检察风云》：从影74年，电影对您早期的人格形成和处事态度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秦怡：对于电影的接触，其实要推算到我儿童的时期。我记得七岁时常和爸爸一起去看电影，当时他在洋行做会计。他有个西式会计的朋友，受了朋友的影响，看电影也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11岁时，我参加了上海由田汉组织的少年宣讲团，每个礼拜有空就去看话剧、芭蕾，听儿童演讲学着唱歌，那时所学的东西都是进步的，潜移默化中，我便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那时我对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就很喜欢。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已经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了……
1941年，我参加了中共南方局的中华剧艺社，所演的话剧，也都是和抗日有关的，都是结合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抗战胜利了，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才能搞好其他的事。所以，就一鼓作气，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都努力去做，《遥远的爱》就是这个理念的体现。1946年，我回到上海，主演了《忠义之家》中飞行员的妻子。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讲述的是国民党飞行员沈从辉为了炸掉日本停在吴淞口的航空母舰，奋不顾身连人带机直接去撞，最后光荣牺牲的故事。当时我们面临日军每日疲劳轰炸，国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说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那些历史，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们该如何选择就很清楚了。
《检察风云》：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讲话中提到了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的问题，这也就是过去常提起的演员要下生活的老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秦怡：作为演员，我们就是要了解社会。我记得以前陈毅老总跟我们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不要怕，都要和他们交朋友。要出去看看，开开眼界。有一点直观的接触，看到过的，比单纯从书本上了解要好得多。演员知识面一定要宽，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情况、精神状态，要能用他们的语言说话。不管戏多戏少，我觉得只有了解了人物，抓得住特点，才能演得好。
我记得演《青春之歌》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我去天安门广场，当时造了很多新建筑，我带着《红旗飘飘》在人大礼堂周围的台阶上看书。我那时就在想，为什么当时革命者临危不惧，不怕牺牲。就像林红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枪毙，牺牲前还能照样教同志们学俄语、唱歌、锻炼身体。我揣摩着，革命者因为有自己的理想，即便牺牲了，也是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步。就像普通人，也是一样，有目标支撑着自己，勇气就来了。
《检察风云》：那些电影界的老艺术家，常常会回忆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界的关怀，您能跟大家谈谈那些往事吗？
秦怡：我记得我在重庆时，周总理每年要从延安到白区重庆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当时其实也很危险。周总理就此认识了不少重庆演员，张瑞芳、赵丹、白杨、郑君里啊，他都认识。后来的陈毅市长也喜欢电影，也很关心我们。
周总理不但关心我们，还直接参与电影的讨论。比如《林则徐》这部电影，讲得是清朝道光年间中国人和英国人打仗，从战争结果来说是打败的，但在精神上是胜利了。当时抽鸦片的人和现在吸毒的差不多，吸了以后就什么也不管了。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却被那个时代的领导——皇帝发配到伊犁，当时的皇帝是糊涂的。总理把郑君里找去，研究这个片子。总理说我们拍的《林则徐》，如果说战争胜利了，就不真实。三元里老百姓代表着全中国愿意禁烟的人们，又有林则徐这样的好官来禁烟，我们就是要从精神上胜利的角度来反映这部片子。
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次数很多。我参加政协会议，他每年都要接见我们，每次都请我们到他家里。甚至半夜两点也要挤出时间来接见我们。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半壁江山，那些辉煌的历史离不开他的影响。当然，以后历任总理，对我们的电影也都很关心……
《检察风云》：您的自传里，有一篇关于跑龙套的文章，很多读者都印象很深。
秦怡：这篇文章怎么来的呢，我30岁出头时看过一部苏联影片《海军上将乌萨科夫》，上将告老还乡，走的时候向水兵们告别，水兵在军舰上列队。这时镜头摇到一个老兵的时候稍微长了几秒钟，就在这个特写镜头里，老兵长年海上生活在面部留下的印记，以及表情中对上将的爱戴、不舍，都表现得极其充分。就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乌萨科夫上将跟水兵们的关系、对海军所作的贡献、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老兵的形象依然留在我脑海里。所以，我觉得戏不在于多和少。我们现在有些粗制滥造的宫廷戏，皇太后、皇后都装扮不错，但那些演宫女的群众演员却是剧组为了节省开销，随便找一个当地的妇女来充数的，从装扮、皮肤、表情等等一看就不像。我以前在剧社没戏的时候常常就演个宫女之类的，下个跪捧个杯都要像，角色虽小也要演到位，这样整个戏就好了。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勉励。
所以，我觉得跑龙套也是重要的，不应该轻视它。我们都是国家的演员，给什么角色，都不挑的，国家的电影制片厂，只要有角色就去演。戏多戏少，都去演。《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里的角色戏份其实都不多，不过我还是很乐于去演。 《检察风云》：第二届上海慈善奖“慈善行为楷模”公布，您成为了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电影人，能和我们谈谈您的感受吗？
秦怡：慈善楷模也谈不上，文艺界要有人参加，所以就推选了我。其实我的这个行为是日常的。比如2008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的希望小学，去浙江前一天通知我，请我和我儿子各画一幅画。那时我儿子还活着，我就让他起来画画。我儿子画了两张，我本来要捐两张的，杭州有人同情我儿子的病，有个朋友悄悄给我儿子的画配了镜框，放在家里。后来我自己也画了个自画像，希望钱能卖得多一点，多出点力。我拿着照片和镜子，当时想晚上就算不睡觉，也要画出来。那时老师教儿子画画，我也在边上听，把老师说的告诉他。他也有很多想法，老师说儿子虽然是刚刚学画，但是那作品大师也不一定能画出来。儿子提醒我，我的脸当时很尖的，头发是往后梳的，我就慢慢画出来了。后来一本杂志，把我画眼睛的画做了封面，给了文史馆。文史馆把这个封面作为一个由头，放了一些其他画，一共拍得了60万元，这就是我最近的一次捐款参与。这个我还是要说明下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情况很严重，我想我们年纪大了，也不能到现场去做点什么，后来想最实际的行动就是捐款。20万对我来说是积攒了很长的时间，不过我孩子走了，我每个月都有收入，还有一点小的外快。所以，我想捐款还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之前也都有三五万的捐，就看自己能捐多少，总之多尽力吧。
去年我捐的党费也是因为替电影《建党伟业》做宣传，江平同志来找我，送我一个建党90周年的金牌。我说我想捐了，结果拿去拍卖，拍到了25万元，便拿去缴了党费。
平时我也捐过很多衣服，我捐的衣服都是新的，有毛皮的、新的大衣、毛衣、毯子。我为什么捐到慈善基金会，就是有个地方。这个习惯来自于我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逃难的人，我出门就每次准备一把零钱，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就给点。虽然，这不一定能帮上别人什么，但是我觉得能帮点总归是好的。
采访结束时，秦怡老师目送我们一直到电梯关门，并感谢我们一并带去的问候。而此时，时钟已经快指向下午一点，她连饭也没顾得上吃。采访中，不时打来的电话和她紧凑的工作安排，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的忙碌。刚刚热播完毕的《心术》中，她的客串也为这部电视剧增色不少。她说，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才会倍加珍惜人生，才希望在作品中为那些失去希望的人带去对幸福的憧憬。
文/本刊记者 黄灵 图/沈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