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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来说，如何去吸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或者说，创意人才的关注点在哪？
城市多样性影响创意人才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斌，在此前的研究中，就专门探讨过创意人才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他向《经济》记者表示，大城市对于创意人才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多样性，多样性意味着城市的宽容度较高。
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就已经关注到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创意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怎么样去吸引这些有创造力的人？那时就已经开始提创意城市、创意人才、创意阶层等概念。“原来是工厂在哪儿，工人就在哪，人是跟着产业在走的。包括工业革命以来逻辑就是这样的，但全球化以后，工厂慢慢的搬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留下的主要是白领阶层。因为信息交流非常便捷，其对工作地点的选择就能脱离原来的工厂在哪就去哪的逻辑，所以研究者就开始更加关注什么样的城市更吸引这些创意人才。”黄斌说。
这种猜想在当时有了很多的理论研究进展。
例如在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描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城市及经济。
蓝领阶层兴起于19世纪，白领阶层滥觞于20世纪，21世纪是创意阶层的世纪。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这个新生社会阶层——“创意阶层”中的一员。
“城市的多样性和宽容度是创意人才选择城市的重要参照。”黄斌表示，这是第一条逻辑线。
产业根植性直接决定创意人才去留
但是对于创意人才来说，有没有就业才是决定能不能留下的根本影响因素。这就在第一条逻辑线上，出现了第二条逻辑线，基于社会经济学里的观点，城市文化由于具有根植性，城市文化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文化根植性所产生的一些城市产业的根植性，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和黏性更高。
根植性的含义是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波兰尼在19世纪中期首创“根植性”这一概念，提出了经济学家缺少关注的制度特征和市场的社会体系支持的影响力，经济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和文化根植性，以及社会制度的社会建构。
“比如说泰国曼谷是东南亚的金饰手工艺中心，主要就是整个东南亚和南亚文化中，对黄金饰品的偏好，这种产业的根植性跟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量的产业配套和非贸易关系，非正式关系，比如你离开好莱坞，要拍电影就很费劲，找剧本、找人、找钱、找设备都困难。”黄斌说，这第二个逻辑线，有些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
城市的多样性和产业的根植性是相辅相成的。城市的发展既要有定位，像大树一样有主干，但城市的定位也是很有艺术性的，不能太窄太细，尤其是不能只保留主干，把别的枝桠都剪掉。毕竟经济社会变化很快，现在的主导产业一定会衰落，未来的产业潜力很有可能是从主导产业中长出来的，但从哪个枝桠上长出来，是市场决定的。
有些老工业基地所以出现产业衰退，就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看重主业、主干，把树的枝桠都剪掉了。例如底特律，从昔日的工业中心变为“破产之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日系、欧系汽车的崛起，美国汽车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全球的份额也在下滑，底特律却仍死守着一个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的产业，下滑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们研究创意产业的时候往往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做的，因为创意产业或者来源于早期的手工艺，或者来源于大工业时代的配套或者前后端服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创意产业是工业设计或者创意设计，它其实是服务于大工业的，包括广告、会展等也无不如此。比如汽车设计附加值很高，但是它能发展起来，首先是当地的汽车制造业很发达，汽车设计就是汽车产业的一个枝杈，就看城市能不能在发展主干的时候，不过分修剪，甚至有意识的培育这些枝杈。”黄斌说。
对于这一点，城市的产业政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很多人说产业政策没有用，或者是经济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没有用了，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也不完全是这样。”
黄斌说，即便是产业走向高级，但高级是向前端科创走还是向后端营销走？政府就这么点资源配置给谁？虽然两个选择回过头来看可能都对，但在当时可能还是面临着一个“豪赌”，选了一个对另一个的支持就肯定会减少。
“最大的產业政策就是怎么提高人的技能的通用性，提高相近范围内职业转换的能力。如果只有一个主导产业，系统风险很大，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技能单一，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提升，师傅带徒弟，所有的人都只会干这个，不干了就只能走。而城市应该创造的多样性，是你想干什么行业都有机会，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最后能变成未来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后现代城市，就是具有多样性的城市。”
多样性的前提是文化的包容，但结果一定要反映到产业的多样性。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经济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面临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浪潮，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还有一些弯道超车的机会，这些弯道超车产业不太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本的积累，而是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仅仅依靠人力资本就能创造出一些高成长性的产业。
大城市的非正式网络
所以回归到城市来说，吸引了人才之后要做什么？
在黄斌看来，大城市是创新的最重要载体，而创新源于知识外溢，创业是知识外溢的导体，知识外溢取决于人才和产业网络。多样性是大城市的生命，人口的多样性、消费的多样性、生产的多样性、业态的多样性、个人选择的多样性等，这些多样性共同编织了一张创业网络和人才网络。
“知识的外溢有两种渠道，一种可以通过书本知识学到，还有一种外溢，就是所谓的非正规知识，其实比较准确的学术的表达叫缄默知识，这种知识的传递更多发生在所谓的非正式场合，例如大家一起开个会、喝个咖啡等，尤其是跳槽和工作变动。”黄斌说，大城市创造多样性的目的不是说有1万个人，而是要将这1万人连成网，要有交流，形成创新、创意、创业的人才网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双创当时做了好多咖啡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它的理论源头，其实就是怎么提高城市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便利性，怎么提高城市非正式交流的频率，来提高知识的外溢。”黄斌说。
黄斌给记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事，说的是创意人才喜欢住在哪儿。
“比如说硅谷，其实很多人上班在郊区，但是都愿意住在旧金山市区。年轻人特别喜欢住大城市的市中心，就是因为公共服务完善，人和人的交流多，业余生活丰富。我们现在已经一定程度上遇到这个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个词语叫‘士绅化’，意思就是这些有钱的年轻人重新搬回市中心，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去酒吧等休闲去处，例如北京的三里屯、成都的宽窄巷子、重庆的磁器口等。很多城市也意识到这个现象，开始去创造这些场所来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对本地的文化认同，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基于这种观察，可以更多、更深地看到创新创意人才对于大城市的需求是什么，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人才也好，或者创业人才也好，这些年轻的有活力的人他们当前的需求是什么？同时，对所谓的中高端人才而言，更关心的是未来的成长，吸引了这些人，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人的职业路径、城市中人才能不能交流起来，创业企业能不能相互借力形成网络，同时这些人也要结婚生子，想把人才留住，至少得有5年、10年的长远打算，这5年、10年是这些人才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黄斌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司和产业都要围绕这些创新型人才来走。
城市多样性影响创意人才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斌，在此前的研究中，就专门探讨过创意人才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他向《经济》记者表示，大城市对于创意人才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多样性，多样性意味着城市的宽容度较高。
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就已经关注到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创意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怎么样去吸引这些有创造力的人？那时就已经开始提创意城市、创意人才、创意阶层等概念。“原来是工厂在哪儿，工人就在哪，人是跟着产业在走的。包括工业革命以来逻辑就是这样的，但全球化以后，工厂慢慢的搬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留下的主要是白领阶层。因为信息交流非常便捷，其对工作地点的选择就能脱离原来的工厂在哪就去哪的逻辑，所以研究者就开始更加关注什么样的城市更吸引这些创意人才。”黄斌说。
这种猜想在当时有了很多的理论研究进展。
例如在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描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城市及经济。
蓝领阶层兴起于19世纪，白领阶层滥觞于20世纪，21世纪是创意阶层的世纪。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这个新生社会阶层——“创意阶层”中的一员。
“城市的多样性和宽容度是创意人才选择城市的重要参照。”黄斌表示，这是第一条逻辑线。
产业根植性直接决定创意人才去留
但是对于创意人才来说，有没有就业才是决定能不能留下的根本影响因素。这就在第一条逻辑线上，出现了第二条逻辑线，基于社会经济学里的观点，城市文化由于具有根植性，城市文化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文化根植性所产生的一些城市产业的根植性，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和黏性更高。
根植性的含义是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波兰尼在19世纪中期首创“根植性”这一概念，提出了经济学家缺少关注的制度特征和市场的社会体系支持的影响力，经济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和文化根植性，以及社会制度的社会建构。
“比如说泰国曼谷是东南亚的金饰手工艺中心，主要就是整个东南亚和南亚文化中，对黄金饰品的偏好，这种产业的根植性跟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量的产业配套和非贸易关系，非正式关系，比如你离开好莱坞，要拍电影就很费劲，找剧本、找人、找钱、找设备都困难。”黄斌说，这第二个逻辑线，有些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
城市的多样性和产业的根植性是相辅相成的。城市的发展既要有定位，像大树一样有主干，但城市的定位也是很有艺术性的，不能太窄太细，尤其是不能只保留主干，把别的枝桠都剪掉。毕竟经济社会变化很快，现在的主导产业一定会衰落，未来的产业潜力很有可能是从主导产业中长出来的，但从哪个枝桠上长出来，是市场决定的。
有些老工业基地所以出现产业衰退，就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看重主业、主干，把树的枝桠都剪掉了。例如底特律，从昔日的工业中心变为“破产之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日系、欧系汽车的崛起，美国汽车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全球的份额也在下滑，底特律却仍死守着一个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的产业，下滑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们研究创意产业的时候往往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做的，因为创意产业或者来源于早期的手工艺，或者来源于大工业时代的配套或者前后端服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创意产业是工业设计或者创意设计，它其实是服务于大工业的，包括广告、会展等也无不如此。比如汽车设计附加值很高，但是它能发展起来，首先是当地的汽车制造业很发达，汽车设计就是汽车产业的一个枝杈，就看城市能不能在发展主干的时候，不过分修剪，甚至有意识的培育这些枝杈。”黄斌说。
对于这一点，城市的产业政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很多人说产业政策没有用，或者是经济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没有用了，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也不完全是这样。”
黄斌说，即便是产业走向高级，但高级是向前端科创走还是向后端营销走？政府就这么点资源配置给谁？虽然两个选择回过头来看可能都对，但在当时可能还是面临着一个“豪赌”，选了一个对另一个的支持就肯定会减少。
“最大的產业政策就是怎么提高人的技能的通用性，提高相近范围内职业转换的能力。如果只有一个主导产业，系统风险很大，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技能单一，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提升，师傅带徒弟，所有的人都只会干这个，不干了就只能走。而城市应该创造的多样性，是你想干什么行业都有机会，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最后能变成未来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后现代城市，就是具有多样性的城市。”
多样性的前提是文化的包容，但结果一定要反映到产业的多样性。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经济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面临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浪潮，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还有一些弯道超车的机会，这些弯道超车产业不太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本的积累，而是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仅仅依靠人力资本就能创造出一些高成长性的产业。
大城市的非正式网络
所以回归到城市来说，吸引了人才之后要做什么？
在黄斌看来，大城市是创新的最重要载体，而创新源于知识外溢，创业是知识外溢的导体，知识外溢取决于人才和产业网络。多样性是大城市的生命，人口的多样性、消费的多样性、生产的多样性、业态的多样性、个人选择的多样性等，这些多样性共同编织了一张创业网络和人才网络。
“知识的外溢有两种渠道，一种可以通过书本知识学到，还有一种外溢，就是所谓的非正规知识，其实比较准确的学术的表达叫缄默知识，这种知识的传递更多发生在所谓的非正式场合，例如大家一起开个会、喝个咖啡等，尤其是跳槽和工作变动。”黄斌说，大城市创造多样性的目的不是说有1万个人，而是要将这1万人连成网，要有交流，形成创新、创意、创业的人才网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双创当时做了好多咖啡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它的理论源头，其实就是怎么提高城市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便利性，怎么提高城市非正式交流的频率，来提高知识的外溢。”黄斌说。
黄斌给记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事，说的是创意人才喜欢住在哪儿。
“比如说硅谷，其实很多人上班在郊区，但是都愿意住在旧金山市区。年轻人特别喜欢住大城市的市中心，就是因为公共服务完善，人和人的交流多，业余生活丰富。我们现在已经一定程度上遇到这个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个词语叫‘士绅化’，意思就是这些有钱的年轻人重新搬回市中心，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去酒吧等休闲去处，例如北京的三里屯、成都的宽窄巷子、重庆的磁器口等。很多城市也意识到这个现象，开始去创造这些场所来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对本地的文化认同，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基于这种观察，可以更多、更深地看到创新创意人才对于大城市的需求是什么，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人才也好，或者创业人才也好，这些年轻的有活力的人他们当前的需求是什么？同时，对所谓的中高端人才而言，更关心的是未来的成长，吸引了这些人，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人的职业路径、城市中人才能不能交流起来，创业企业能不能相互借力形成网络，同时这些人也要结婚生子，想把人才留住，至少得有5年、10年的长远打算，这5年、10年是这些人才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黄斌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司和产业都要围绕这些创新型人才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