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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面对当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相关负责人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教育成本谁来买单？
从高等教育不断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长远角度来看，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本无可厚非。但这种转型的巨大成本和负担都由学生及其家长来承担，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
多年来，高等教育被当作产业来发展，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其毕业后获益很低。大学收取的是精英教育成本，而学生毕业后得到的却是普通劳动者的收益，教育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将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做法既不客观，也不厚道。难怪有人要问：“在入学率大众化的同时，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成本是否也足够大众化了？”在教育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硬把大学生往普通劳动者中间赶的做法，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请听一下大学生们的心声吧：“事实上我们也没想过自己高人一等，现在找份工作那么难，能做光荣的劳动者就不错了。只是有点心酸，如果大学生只是普通劳动者，那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的大学学费？培养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不用那么多钱的。”“精英”的培养成本与“草根”的就业窘况一旦构成一对矛盾体，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大学生及其家长。不解决好这对矛盾，大学生们的就业心态与定位就不能调整好。
众所周知，目前任何一所高校的招生简章上都没有说自己是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目标的，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生手册上也没有这样的表述。恰恰相反，所有高校在招生时，都反复强调自己是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标的。然而，大学四年宝贵的光阴过去了，教育部忽然宣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这让大学生们有种被捉弄的感觉。
当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时，教育部门又站出来空泛地动员毕业生去落后、艰苦的地方，接受月薪不足千元、社会保障残缺的工作。对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理想或梦想的年轻公民，他们能否长期接受，甚至容忍那样的生存环境？教育部门应该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大学生想一想。
很多家庭因为孩子上大学而致贫，即使不企望致富，也绝不能让其长期无法收回投资。一些地方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等社情民意，很值得我们关注。因此，要求教育部门分担大学生“普通劳动成本”应该不算过分。
培养模式导致无“业”可“就”
我们对大学生的教育，包括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社会预期等，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呢？现实的情况是，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应试教育中，大学生们被培养得除了考试，很难学到一技之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做普通劳动者是很强调动手能力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差，“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调查显示，“功利化教育导致中学生心力交瘁”，视力下降，体质下降，兴趣单一。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有可能导致社会“共同灾难”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应试教育惹的祸。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秉承的仍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精英化路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大学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因此，即便是大学生们愿意放下架子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能不能做得来还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定位不当、目标模糊、方法欠缺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陷入了难以成为精英、也难以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二难困境，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反思、考虑的吗？
虽然应试教育的成因是复杂的，但教育部门却无论如何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部门主导的教育模式把学生培养得从心理到身体都不适宜做普通劳动者，现在忽然又要求他们做普通劳动者，这种做法显然很难让人接受。
政策障碍更需关注
大学生应否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看起来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实质是政策原因和经济、文化等条件所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其成因，并制订相关解决方案。
大学生应否成为普通劳动者？很难给出否定性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普通劳动者；如何使他们的高额投入得到合理回报；如何使这些相对优秀的劳动者尽快得到合理的社会位置；如何建立积极、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使青年学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形成良性的社会流动，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如果毕业生因为年轻，缺乏足够的经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一般的工作，或者成为灵活多样的一般自主职业者，那么，将毕业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普通劳动者定位为非脑力劳动者，不仅浪费了总体上稀缺的人才资源，而且还由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等原因，让毕业生严重受挫，造成社会不公。因此，应当保证毕业生能够获得相对体面的脑力劳动就业机会，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使优秀的毕业生尽快获得较好的职位或机会，成为社会精英或栋梁。
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应建立人才合理配置使用、鼓励人们到落后地区工作并给予合理补偿的长效机制。必须承认大学毕业生与我们一样，关注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是非常必要的。教育部门不能简单地强求毕业生“你们正是带去现代文明的人，扎根基层和中西部地区是你们的使命”，——凭什么要大学毕业生去奉献，而不顾他们的正当权益与合理抱负如何实现。我国很多地方远离现代文明，政治生态低劣，是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的，包括生活在都市里的公民们，都要承担代价，不能苛求由青年毕业生去长期买单。
此外，国家应制定有效的政策，保证较好职位平等地向公民开放，建立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人事制度；鼓励并充分补偿那些到艰苦、落后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切实改善基层地方、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生态，使之成为高校毕业生——这些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公民能够扎根的地方。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学毕业生在关注自身权益、追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的历史和现实困难，在物质利益得到一定保障的情况下，还要讲求责任、使命和为国奉献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国家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用人机制，从普通劳动者做起，不断努力，公平竞争，较快地成为贡献更大、收益更多的“不普通劳动者”，才是大学生们的合理选择。
教育成本谁来买单？
从高等教育不断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长远角度来看，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本无可厚非。但这种转型的巨大成本和负担都由学生及其家长来承担，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
多年来，高等教育被当作产业来发展，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其毕业后获益很低。大学收取的是精英教育成本，而学生毕业后得到的却是普通劳动者的收益，教育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将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做法既不客观，也不厚道。难怪有人要问：“在入学率大众化的同时，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成本是否也足够大众化了？”在教育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硬把大学生往普通劳动者中间赶的做法，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请听一下大学生们的心声吧：“事实上我们也没想过自己高人一等，现在找份工作那么难，能做光荣的劳动者就不错了。只是有点心酸，如果大学生只是普通劳动者，那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的大学学费？培养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不用那么多钱的。”“精英”的培养成本与“草根”的就业窘况一旦构成一对矛盾体，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大学生及其家长。不解决好这对矛盾，大学生们的就业心态与定位就不能调整好。
众所周知，目前任何一所高校的招生简章上都没有说自己是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目标的，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生手册上也没有这样的表述。恰恰相反，所有高校在招生时，都反复强调自己是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标的。然而，大学四年宝贵的光阴过去了，教育部忽然宣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这让大学生们有种被捉弄的感觉。
当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时，教育部门又站出来空泛地动员毕业生去落后、艰苦的地方，接受月薪不足千元、社会保障残缺的工作。对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理想或梦想的年轻公民，他们能否长期接受，甚至容忍那样的生存环境？教育部门应该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大学生想一想。
很多家庭因为孩子上大学而致贫，即使不企望致富，也绝不能让其长期无法收回投资。一些地方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等社情民意，很值得我们关注。因此，要求教育部门分担大学生“普通劳动成本”应该不算过分。
培养模式导致无“业”可“就”
我们对大学生的教育，包括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社会预期等，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呢？现实的情况是，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应试教育中，大学生们被培养得除了考试，很难学到一技之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做普通劳动者是很强调动手能力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差，“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调查显示，“功利化教育导致中学生心力交瘁”，视力下降，体质下降，兴趣单一。问题之严重，已经到了有可能导致社会“共同灾难”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应试教育惹的祸。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秉承的仍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精英化路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大学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因此，即便是大学生们愿意放下架子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能不能做得来还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定位不当、目标模糊、方法欠缺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陷入了难以成为精英、也难以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二难困境，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育机构应当认真反思、考虑的吗？
虽然应试教育的成因是复杂的，但教育部门却无论如何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教育部门主导的教育模式把学生培养得从心理到身体都不适宜做普通劳动者，现在忽然又要求他们做普通劳动者，这种做法显然很难让人接受。
政策障碍更需关注
大学生应否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看起来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实质是政策原因和经济、文化等条件所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其成因，并制订相关解决方案。
大学生应否成为普通劳动者？很难给出否定性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普通劳动者；如何使他们的高额投入得到合理回报；如何使这些相对优秀的劳动者尽快得到合理的社会位置；如何建立积极、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使青年学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形成良性的社会流动，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如果毕业生因为年轻，缺乏足够的经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一般的工作，或者成为灵活多样的一般自主职业者，那么，将毕业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普通劳动者定位为非脑力劳动者，不仅浪费了总体上稀缺的人才资源，而且还由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等原因，让毕业生严重受挫，造成社会不公。因此，应当保证毕业生能够获得相对体面的脑力劳动就业机会，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使优秀的毕业生尽快获得较好的职位或机会，成为社会精英或栋梁。
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应建立人才合理配置使用、鼓励人们到落后地区工作并给予合理补偿的长效机制。必须承认大学毕业生与我们一样，关注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是非常必要的。教育部门不能简单地强求毕业生“你们正是带去现代文明的人，扎根基层和中西部地区是你们的使命”，——凭什么要大学毕业生去奉献，而不顾他们的正当权益与合理抱负如何实现。我国很多地方远离现代文明，政治生态低劣，是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的，包括生活在都市里的公民们，都要承担代价，不能苛求由青年毕业生去长期买单。
此外，国家应制定有效的政策，保证较好职位平等地向公民开放，建立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人事制度；鼓励并充分补偿那些到艰苦、落后地区工作的毕业生；切实改善基层地方、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生态，使之成为高校毕业生——这些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公民能够扎根的地方。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学毕业生在关注自身权益、追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的历史和现实困难，在物质利益得到一定保障的情况下，还要讲求责任、使命和为国奉献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国家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用人机制，从普通劳动者做起，不断努力，公平竞争，较快地成为贡献更大、收益更多的“不普通劳动者”，才是大学生们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