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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政府，包括一些债务最重的国家，往往拥有出奇丰富的资产，它们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以外。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早就已经呈现在每个普罗大众的眼前。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将近10年，世界仍然一片混沌：过度负债，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极其缓慢的增长。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加快，给目前这个多极化世界新秩序带来了种种不安的因素，与之相伴的还有至少低于其潜在产能五分之一的增长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也面临着严峻的增速放缓，债务迅速崛起，资本流动动荡，以及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等急剧下降的局面。另外，几乎所有国家还面临着以下诸多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变暖，社会收入和财富差距巨大，可能摧毁就业机会的技术突破，人类迁徙，以及关于恐怖主义、领土冲突和公然爆发的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找可以重振未来的解决方案。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面临大萧条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大众带来了免于恐惧的希望，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承担投资来干预市场。当21世纪拉开序幕，在第一个10年里，市场上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担心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低效，有鉴于这种担心，削弱财政政策、加强货币以及监管政策的做法大行其道。当然，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于是公众开始再次讨论加强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关于在保持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财政赤字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政府收入（其中大部分是税收）是否可以一直远低于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国防和管理成本）？
除此之外，公共资产负债表是否处于可持续状态？
欧洲人率先执行了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财政缺口限制为GDP的3%，而主权债务规模则限制为GDP的60%。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违反了这些限制：经合组织（ OECD）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达到GDP的近100%，而日本等一些国家名下的总债务规模已然超过其GDP的200%。
当我们担心债务负担时，我们往往只关注政府的征税能力。民主政府害怕失去公众的支持率，因此总是抵触加税。另一种减少债务的办法是利用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将某个通货膨胀比率设为目标 -——不是消除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降低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水平而提升通胀。
然而，对许多主权资产负债表来说，有另外一面却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就是大多数政府，包括一些债务最重的国家政府，往往拥有出奇丰富的资产，这往往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它们包括国营行业留下来的明显的“遗产”—— 机场、港口、发电站和公共交通系统。还有更多不是特别显眼，却更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拥有的大规模财产投资组合，或者大片广袤的土地以及知识产权，它们都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这些资产可能价值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经合组织（OECD）主权债务的五分之一。
在《新国富论》一书中，戴格·戴特和斯泰芬·福斯特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如果我们真正地管理好这些公共财富，我们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为所有人提高整体福利。
第一个挑战是让这些公共资产透明化，弄清楚它们“到底有多少，位于何处，以及质量如何”。 2013年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文章估计，政府资产负债表内的非金融性资产占到了GDP的平均67%，这一均值的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差异非常大，日本和韩国超过了GDP的120%，而瑞士和中国香港仅为25%。
这些数字毫无疑问地被大大低估了。在戴特和福斯特看来，我们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大部分的国家资产事实上隐藏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中。它们或者是因为既得利益的关系，或者仅是因为不受重视而没人去评估，从而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以外。
一旦进入拥有商业头脑的专家之手，这些国有资产可以为政府开辟大量新收入。先不用考虑单独私有化的问题，仅仅是管理好公共商业资产，依据作者的估计，就能产生每年约2.7万亿美元的收益，比目前全球花在基础设施，交通、电力、水务及通信上的支出还要高。
最关键的是让这些资产处于专业管理之下，并且与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保持距离，与短期的政治利益绝缘。这可以通过将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透明、专业的资产开发公司——国家财富基金来实现——该基金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对现有的政治利益负责。管理基金的公司可以通过积极的所有权，开发所有经营性资产，提高其销售价值——确保经由许可才能进行土地开发，将低效率的商业资产合理化经营，或在一片土地被出售前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土地的价值。这并不是直接地大甩卖，而是一种对纳税人资产进行适当管理，以最大化其价值的更为合理的方式。有些资产甚至可能长期留在公有制体系内，经由妥善地管理，为纳税人产出不菲的收益。
这些听起来很难，但它已经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和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以及1990年代的瑞典，有着相当成功的运作。
2015年《新国富论》在国外出版时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中文版亦可谓非常及时，因为它提供了运用国际经验以改善中国公共资产管理的可能性。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博士和他的团队完成的工作表明，2013年年底，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政府并不是净借款人或债务人，而是掌控了相当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在2013年底，中国有691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以及35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7万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国的净资产是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9%。
当然，在中国，政府的大多数净资产是房地产；而在美国，金融性资产占了较大的份额。然而，就不同政府级别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净资产占GDP的42%，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三级）的净资产则高达GDP的123%。这意味着，这些资产的回报率如果提高1%，将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增加1.6个百分点。考虑到目前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约为6.5%，增幅是相当可观的。
让戴特和福斯特的书凸显价值的，是它改变了产生增长的传统方式——即要求私营部门做得更多，以缴纳更多的税款。管理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财富，可以更好地改善整体经济增长，为创新和变革解放出新的资产，并创造普遍的工作机会。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公共资产，否则我们只会对负债情况做出误导性判断。在关于经济复苏能力的判断上，这一点可谓是核心所在。
我大力推荐这本书，因为在“如何更好地管理国有和公共资产以实现中国梦”这个目前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上，本书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本文是作者为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新国富论》一书所作序言。）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早就已经呈现在每个普罗大众的眼前。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将近10年，世界仍然一片混沌：过度负债，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极其缓慢的增长。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加快，给目前这个多极化世界新秩序带来了种种不安的因素，与之相伴的还有至少低于其潜在产能五分之一的增长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也面临着严峻的增速放缓，债务迅速崛起，资本流动动荡，以及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等急剧下降的局面。另外，几乎所有国家还面临着以下诸多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变暖，社会收入和财富差距巨大，可能摧毁就业机会的技术突破，人类迁徙，以及关于恐怖主义、领土冲突和公然爆发的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找可以重振未来的解决方案。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面临大萧条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大众带来了免于恐惧的希望，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承担投资来干预市场。当21世纪拉开序幕，在第一个10年里，市场上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担心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低效，有鉴于这种担心，削弱财政政策、加强货币以及监管政策的做法大行其道。当然，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于是公众开始再次讨论加强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关于在保持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财政赤字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政府收入（其中大部分是税收）是否可以一直远低于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国防和管理成本）？
除此之外，公共资产负债表是否处于可持续状态？
欧洲人率先执行了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财政缺口限制为GDP的3%，而主权债务规模则限制为GDP的60%。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违反了这些限制：经合组织（ OECD）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达到GDP的近100%，而日本等一些国家名下的总债务规模已然超过其GDP的200%。
当我们担心债务负担时，我们往往只关注政府的征税能力。民主政府害怕失去公众的支持率，因此总是抵触加税。另一种减少债务的办法是利用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将某个通货膨胀比率设为目标 -——不是消除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降低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水平而提升通胀。
然而，对许多主权资产负债表来说，有另外一面却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就是大多数政府，包括一些债务最重的国家政府，往往拥有出奇丰富的资产，这往往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它们包括国营行业留下来的明显的“遗产”—— 机场、港口、发电站和公共交通系统。还有更多不是特别显眼，却更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拥有的大规模财产投资组合，或者大片广袤的土地以及知识产权，它们都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这些资产可能价值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经合组织（OECD）主权债务的五分之一。
在《新国富论》一书中，戴格·戴特和斯泰芬·福斯特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如果我们真正地管理好这些公共财富，我们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为所有人提高整体福利。
第一个挑战是让这些公共资产透明化，弄清楚它们“到底有多少，位于何处，以及质量如何”。 2013年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文章估计，政府资产负债表内的非金融性资产占到了GDP的平均67%，这一均值的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差异非常大，日本和韩国超过了GDP的120%，而瑞士和中国香港仅为25%。
这些数字毫无疑问地被大大低估了。在戴特和福斯特看来，我们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大部分的国家资产事实上隐藏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中。它们或者是因为既得利益的关系，或者仅是因为不受重视而没人去评估，从而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以外。
一旦进入拥有商业头脑的专家之手，这些国有资产可以为政府开辟大量新收入。先不用考虑单独私有化的问题，仅仅是管理好公共商业资产，依据作者的估计，就能产生每年约2.7万亿美元的收益，比目前全球花在基础设施，交通、电力、水务及通信上的支出还要高。
最关键的是让这些资产处于专业管理之下，并且与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保持距离，与短期的政治利益绝缘。这可以通过将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透明、专业的资产开发公司——国家财富基金来实现——该基金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对现有的政治利益负责。管理基金的公司可以通过积极的所有权，开发所有经营性资产，提高其销售价值——确保经由许可才能进行土地开发，将低效率的商业资产合理化经营，或在一片土地被出售前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土地的价值。这并不是直接地大甩卖，而是一种对纳税人资产进行适当管理，以最大化其价值的更为合理的方式。有些资产甚至可能长期留在公有制体系内，经由妥善地管理，为纳税人产出不菲的收益。
这些听起来很难，但它已经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和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以及1990年代的瑞典，有着相当成功的运作。
2015年《新国富论》在国外出版时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中文版亦可谓非常及时，因为它提供了运用国际经验以改善中国公共资产管理的可能性。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博士和他的团队完成的工作表明，2013年年底，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政府并不是净借款人或债务人，而是掌控了相当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在2013年底，中国有691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以及35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7万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国的净资产是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9%。
当然，在中国，政府的大多数净资产是房地产；而在美国，金融性资产占了较大的份额。然而，就不同政府级别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净资产占GDP的42%，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三级）的净资产则高达GDP的123%。这意味着，这些资产的回报率如果提高1%，将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增加1.6个百分点。考虑到目前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约为6.5%，增幅是相当可观的。
让戴特和福斯特的书凸显价值的，是它改变了产生增长的传统方式——即要求私营部门做得更多，以缴纳更多的税款。管理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财富，可以更好地改善整体经济增长，为创新和变革解放出新的资产，并创造普遍的工作机会。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公共资产，否则我们只会对负债情况做出误导性判断。在关于经济复苏能力的判断上，这一点可谓是核心所在。
我大力推荐这本书，因为在“如何更好地管理国有和公共资产以实现中国梦”这个目前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上，本书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本文是作者为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新国富论》一书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