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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东亚虽言语不通，儒生却可以文房四宝做缄默互谈，此类记载千载以前已见之，是为“汉文笔谈”。这种传意模式可上溯隋唐，于清季尤盛极一时，文献甚丰，甚至出现以此做跨文化越国界的多人会议，笔谈者来自中日朝越，多为士大夫及外交官。话音声波一瞬即逝，笔谈墨宝却可千载流传。这种互动沟通以书写为本，他方典籍似未尝见之，希腊语、拉丁语亦然。汉文笔谈曾于汉字文化圈中生气勃勃，惟今已遭遗忘。文章先述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之历史背景，后指出可按Brown和Yule（1983） 对层见迭出之笔谈语境分为“互动传意”“问讯传意”两类，亦会略述东西方学者对是课题之出版研究，最后提出汉文笔谈没落之因、今日仅见之残存形式。
关键词 汉文笔谈 缄默交谈 传意模式 近古东亚 历史文献
1905年，三位来自中国、越南的革命家——孙中山、潘佩珠、梁启超——远赴东京，与日本的政治家，如大隈重信、犬养毅，讨论当日时政。国父孙逸仙先生（1866—1925）曾赴夏威夷及中国香港肄业，学贯中西，通晓汉语、英语;潘佩珠（越南国语字作Phan B·i Chu， 1867—1940）幼年于塾馆习诗书，阮朝乡试解元出身，于20世纪初成立越南维新会，准备武装起义，反抗法国殖民入侵，1905年到日本求援，赴日前只会说越南语;梁启超（1873—1929）出身旧学，会试落第，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年轻时只会说粤语和官话;大隈重信（1838—1922）出身武士，曾于藩校习英语，后创立早稻田大学，并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1855—1932）就学于二松学舍，晚年成为第29任内阁总理大臣，只会说日语。五位名人并无共通口语，身旁并无翻译人员时，他们究竟如何交流？
潘佩珠（1999）于其自撰年表——《自判》中有如下记载：
“自价绍于梁启超先生……酬应语多曾公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话。梁公欲悉其辞。约于次日再会。笔话可三四点钟。”
“梁公偕余二人赴东京。先谒见犬养毅。又因犬养毅谒大隈伯爵。相见时宾主甚欢……座间有日本众议院议员柏原文太郎者。既阅尽余与三人笔谈之纸……”
“梁公复招余至。为余商雄图存之计。以笔谈互。问答甚详。”
“时夜八点钟矣。孙出笔纸。与余互谈革命事。”
按德范克（DeFrancis1977）161-162描述，当时潘佩珠与梁启超以毛笔书写交流内容，会面时要将纸张传来传去。以纸笔传话，交流思想，是为“笔谈”，或曰“笔话”。
以上各人，有三位只会说本土语，仅有两位会说英语，并无共通口头语言，不过众人皆熟读儒家经典，精通汉文，见面时即使不发一言但借文房四宝便可畅所欲言。以上事迹并非孤例，汉文笔谈远在隋唐文献已有记载，清代文献所记述者更是多不胜数。本文就此语言学现象的社会语言学背景、文献分类、近代研究、没落因由概述一二。
一、 笔谈的社会语言学背景
古代东亚语言殊异，然诸国儒生以习汉文为尚，中、日、朝、越、琉皆如是。由是，跨国面对面交谈以笔谈为主，甚少借助翻译人员，是为“汉文笔谈”。
在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前，文言广泛使用于朝廷文书及学术著作中，儒生以各地方音诵习经史子集，所撰文章皆仿先秦经典所用之语言而作，各地皆可以读懂，然于朝堂上，南方士人多不擅官话，皇帝有时无法听懂举人所言。（杨文信2000）
朝鲜、越南两国比邻中国，历史上部分疆土更曾属中国，文化上亦一直深受中国影响——高句丽于三国时代就兴起儒学，而汉武帝早于两千年前就在越南设立郡县。两国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前，皆曾仿效古中国，实施科举制度，考核儒生对儒家经典之认识。与古代中国一样，两地朝廷文书皆用汉文，日常沟通、解读经典时则仍用其本土语，而一般人诵读经典时，并非以中土语音读之，而是用“域外汉字音”。何谓“域外汉字音”？今天翻译外语时，由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等差异，不时会遇上无法意译之情况，音译为最便捷之解决办法，汉语中亦有不少人人皆懂，由来已久之音译词，如沙发、巧克力、菩萨等。古代朝鲜、越南人更进一步把经典中用得上的汉字，按其本土音系，有系统地“音译”成其本土语，卒为差不多每个汉字都配上一个域外方音，是为“汉韩音”“汉越音”。当然，正如陈第（1606/1987407，1606/1988vii）所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执（势）所必至。”语音不可能千年不变，域外方音亦不例外，也会跟随本土语之系统音变而有所发展。今天的汉韩音、汉越音的发音跟唐代朝鲜、越南民族所使用者，音值并非完全一样，不过变化不大，是构拟隋唐中古音之重要材料。对汉字借用史感兴趣之读者可参考韩哲夫之著作（如Handel2019[1]，相关书评见Li2020）。
一千多年前，日本派“遣唐使”来华学习典章制度，于明治维新前，社会制度积极仿效唐代所用者。日本不设科举，然儒家制度有助稳定社会，故天皇亦鼓励大臣武士学习儒家经典，是故当时汉学于日本甚为流行，一般曾受教育人士可读写汉文，甚或写汉诗，而彼阅汉文时，最流行者莫过于以日语特有之音读、训读作为发音基础，并以“汉文训读体”理解。简单而言，“汉文训读体”就是将汉文用一套以“训点”（くんてん，日语读作kunten）为标记的规则，按日语语序“硬译”，而此种文体更成为明治时的官方文体，直至战后才改为口语体。关于日语书写体之历史沿革可见Lurie（2011）。
以资讯交换之角度来看，一般而言，文字通讯于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甚为一致，纵时因歧义而致所欲传达之讯息变质。然而，因为汉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而东亚各地阅读文本所用之发音各异，此特点令其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一个老上海人与一个香港人笔谈，或一个韩国人与一个越南人笔谈，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于语音层面上通常差距甚大（例见表 1）;而双方亦深知口头语言互不相通，因此于笔谈中甚少会问对方某词某句的发音如何。 社会语言学有所谓“双言”现象（diglossia）——于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语言，地位较高者于正式场合所用，一般是官方语言，而地位较低者则作为方言口语所用，恒不能登大雅之堂，如今天中国的官方语言为普通话，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基础教育中，成为中国的交际语，而地方语言，可应用之场合有限。（详见Ferguson1959;陆镜光2005）
古代东亚亦广泛存在着类似之现象，朝堂文书、学术著作一般用汉文书写，而与本地人沟通则仍用地方语言。相异之处是汉文仅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使用，而非口语，魏朴和（Denecke2014）209称之为“交际文字”（scripta franca）。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跨国缄默交谈以文言为主，诸东亚儒生习汉学之时间、历程、条件、兴趣相异，但是清末的笔谈文献，文白夹杂者并非罕见。由是观之，有部分对汉学认识较深之儒生，不仅文言水平甚好，亦曾通过不同途径学习官话口语或白话文学，如宋代话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等。
二、 现存笔谈文献分类
就笔者所见，大部分笔谈文献集中于晚清，而汉文笔谈最早则可追溯至隋代。《扶桑略记》记圣德太子（572—621）派遣隋使小野妹子（约565—625）往南岳取经，语言不通，遂画地而书，与当地老僧笔谈，（阿阇梨皇圆1901）501[3]关于其他早期笔谈文献可参阅黄得森（2019）。
按Brown和Yule（1983） 所提出之传意模式分类，汉文笔谈大致上可分为“互动传意”及“问讯传意”两类（Li， Aoyama， Wong2020，见表2）。旧相识间常预先约好时间相聚，以“互动传意”之形式沟通，多带寒暄，交谈内容既深且广，可以无所不谈。互动传意之内容，或政情，或诗文。“政情笔谈”之一方必为政治人物，或朝廷命官，或有政治抱负之志士，内容以政府事务或政治为主。“诗文笔谈”一般出现于学富五车、能诗善画者间，内容多与文学、艺术作品相关。另一种传意模式——“问讯传意”则指偶遇者间之缄默对话，问题直接，回答简短，鲜带寒暄，交谈内容泰半单调乏味，对话者日后多无会因。问讯传意主要在漂流和游历两个情景中出现。“漂流笔谈”主要是“意外入境者”与外国人间之对话。“游历笔谈”一般是游人远赴外地和当地陌生人间之交流。
以下就上述四类笔谈各举一例：
（一） 政情笔谈
通常出现于外交官员奉命远赴别国与当地官员或士人交流时，言语不通，翻译者寡，遂借纸笔沟通，或有政治抱负之志士远赴他国欲寻求异邦人襄助。
孙中山先生为寻求国外志士支持其革命活动，于19世纪末赴日，后于1897年在横滨认识宫崎滔天，从此成为推心置腹之好友。以下为其中一小段笔谈内容，真迹见图1：
孙文： 斈（学）堂设于东京甚好，因可招我辈同志过来，名为教习，内可常议举事之策。
宫崎： 甚可也： ：
孙文： 望对犬养君言此意。
滔天： 敬承： ：
（二） 诗文笔谈
笔谈内容以文学、艺术作品为主，其他题材之闲谈为辅，多数是文人间谈论诗词歌赋、画作、书法作品、小说所遗下之笔谈记录，有时甚至是笔谈者之诗作。
李睟光（1563—1628）为朝鲜外交官，于1597年出使燕京，遇上安南国使臣冯克宽（1528—1613），并与之笔谈询问其国境况、互相赠诗唱和。以下为其中一首：
萬里来从瘴疠乡 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 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 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 千载风恬海不扬
（李睟光1597/2001）128
（三） 漂流笔谈
主要是船只遇上台风漂流至岸或登山者迷途后“意外入境”，地方政府缺乏翻译人才，因而向船民或迷路者以笔谈问讯。
以下漂流事件发生于1687年，有商船于农历2月18日从吴淞口出发，本拟将货物运至长崎，然遇上台风，卒漂至济州。当地司郎厅得悉有船漂至岸边后向船员查问究竟。
丁卯五月十五日
司 启辞，济州漂到人六十五名，一并昨入耒〔来〕，而日势已暮，未及问情。〔……〕
济州漂汉问情别单
问： 你等姓名谁？而何处人耶？
答： 俺等六十五人。顾如商年四十七，住苏州府，吴县人。〔……〕
问： 你等在本土时，有何身役，而以何事为业耶？
答： 俺等素无身役，以商贾为业耳。
问： 你等何时何处发舡〔船〕，徃〔往〕于何处，漂到本国，而同舡者几人耶？
答： 俺等今年二月十六日，纳税于户工部，十七日乘舡，〔……〕
〔……〕
问： 你等同时发船，欲向长崎岛者几舡耶？
答： 俺等蘓〔苏〕州三舡同发，而卒遇狂风，舡行如飞，故二只则不知去向矣。
〔……〕
（《备边司誊录》第四十一册： 44b-47a）[4]
（四） 游历笔谈
一般是游人远赴外地不谙外语但欲向当地陌生人询问求教故借笔谈问讯。
1862年，幕末开国后遣使团乘千岁丸远赴上海考察，日比野辉宽随行，于归国后亲笔将访华经过写成纪行文《赘肬录》，内含少量笔谈记录，如欲买墨块然言语不通故借纸笔与商贩交谈：
日比野： 此墨价若干？
商贩： 一元。
日比野： 虚价。
商贩： 真正实价/实价不二。
日比野： 墨色不好，且无香，想近制。
商贩： 都是陈货，香在内。
（日比野辉宽1862/199765，汉译见： 日比野辉宽1862/201256） 三、 笔谈文献之出版研究
汉文笔谈第一手材料的内容以汉文为主体，概因通晓汉文之西方学者寡，研究该课题之学者，泰半位于汉字文化圈内。近年中日韩越四地相继把笔谈文献影印出版，甚或整理汇编，例如日本松浦章（1984）早于20世纪就把《备边司誊录》内之笔谈部分辑录成文，后来又汇集其他资料另出中文版（松浦章2007）;而我国刘雨珍（2010）亦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之笔谈誊打汇编成两册，王宝平（2016）则把《大河内文书》全部彩色影印出版，共八册，凡3714页，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成果之一;韩国许敬震（2013）团队甚至把朝鲜通信使赴日所留下之笔谈唱和记录翻译成现代韩语。笔者未见越南曾为笔谈专门出版资料集，然而葛兆光、郑克孟（2010）早年出版之《越南燕行文献集成》亦含少许笔谈文献。四国之整理汇编概况详见黄得森（2019）。
东亚各地积极考察笔谈文献者，最早莫过于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研究笔谈文献，松浦章（1984，2014）曾撰不少漂着唐船之分析，而关西大学出版部亦积极出版“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刊”，内文不仅有原著影印，亦有题解。其他三地起步则较迟，至21世纪方积极研究，如张应斌（2004）讲述黄遵宪与其他中日文人间之笔谈，张真熀、许敬震（2009）考察刊行《坐间笔语》之意义，具智贤（2011）研究17世纪朝鲜通信使之书籍交流，而于向东、梁茂华（2013）及阮黄申、阮俊强（2019）则专门研究中越间之笔谈交流，至近年王勇、谢咏（2015）出版了专门研究笔谈之论文集。
西方学者仅有少数留意到笔谈文献，早期学者如Marr（1971）、德范克（DeFrancis1977）利用少量汉文笔谈史料研究越南殖民时期之历史，至十年前方有专门研究笔谈之著作，如Keaveney（2009）考察中日间如何以笔谈做跨文化交流，魏朴和（Denecke2014）从翻译之角度研究汉文笔谈之力量，而纪文（Clements2019）则深入讲述笔谈于日韩外交史上所扮演之角色。
四、 汉文笔谈之没落
汉文笔谈于19世纪曾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东亚诸国儒生之沟通桥梁，然而于20世纪渐渐被人遗忘，原因何在？19世纪末，西学东渐，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表音文字，认为其易学易记，乃促成西方科技发达之因;相反，汉字乃意音文字，难学易忘，遂生“汉字落后论”，并以之为远东落后的重要原因。由是，东亚诸国纷纷推行其字母文字，并效法欧洲推行“言文一致”运动（林少阳2019），推广各自之民族共同语，卒摒弃汉文，而东亚之共同语则渐为英语所取代。
虽然如此，对于保留使用汉字与否，诸国态度却大相径庭。去汉最彻底者莫过于越南，于对抗殖民统治时积极推广“国语”——这种字母文字以拉丁字母为本，由葡萄牙人创制，后经法国人改良——时至今日会汉字之越南人属凤毛麟角。于朝鲜半岛，汉字亦渐被边缘化，朝鲜自立国即采取“谚文专用”之政策，而韩国亦渐由普遍“汉谚混写”过渡到今天普遍谚文专用。现代日本书面语主要由汉字及假名组成，惟汉字之使用与战前相比已大幅减少;而唯一彻底保留汉字之地区为中国。
五、 余论
东亚文化圈中各地言语不通，诸国儒生于跨国交流时以缄默交谈为主，是为“汉文笔谈”。笔谈文献指出除口谈、手语以外，尚有一种会谈沟通模式，行之有效，这模式于拼音文字世界中鲜有所闻。
汉文笔谈乃历史文献，无疑是考察近代东亚史不可多得之第一手材料;于语言文化而言，笔谈是汉字文化圈之重要遗产，对研究东亚文化的学者尤为重要;于社会语用学而言，笔谈亦是会面沟通模式之一，但往往为人忽略，研究口语、手语者多，考察笔谈者寡，是故研究讨论的空间仍有不少。
时至今日，汉语共同语已趋普及，各方华人普遍以之互相沟通，而科技日新月异，即使不用可随身携带之语音翻译机，互联网上之文字翻译平台于使用上亦甚为便利，然则汉文笔谈在今天仍有地位吗？
王国华（2015）50记述其与饶宗颐先生笔谈之因由、结果如下：
我与饶公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我是山东口音，饶公是潮州口音。年龄上又是两代人，百岁饶公是国学大师，语言与学问上的落差，使我们交流时经常借助于笔谈。一次交流谈话，一般要写满一个本子。这也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虽然两位学者皆说汉语，惟各有口音，且遇上术语时往往茫无头绪，不知所指為何，交谈时仍须借助笔谈辨释普通话中之同音语素。
此外，有日本艺术家尝试将笔谈应用于心灵治疗。住吉山实理定期于中日韩各地举办笔谈会，其间只允笔谈，不许开口，由是参与者须等待、倾听对方“声音”，其目的不在交换大量讯息，而是在乎于把心从喧嚣繁华中抽离，使各人享受其间过程。[5]
汉文笔谈可谓先辈馈与后世之语言文化遗产，但愿东亚各地同人能积极推动其保存及研究。
附 注
[1]Sinography： The Borrowing and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此专著以汉字在中日韩越壮的历史借用为基础，提出一套跨语际的文字借用理论。
[2]拼写依据如右： 沪语——钱乃荣式上海话拼音方案，粤语——饶秉才所改良之广州话拼音方案，汉韩音——耶鲁拼法，日语——训令式。
[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供原书扫描：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096/258。原文誊打则见https：∥miko.org/%7Euraki/kuon/furu/text/kiryaku/fs04.htm。
[4]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提供原书扫描： http：∥kyudb.snu.ac.kr/。国史编纂委员会提供原文誊打： http：∥db.history.go.kr，亦可参看松浦章（1984）。 [5]详见2018台北艺术节《岛屿酒吧》之宣传单张： http：∥61.64.60.109/185taipeifestival.Web/FileDownLoadAPI.aspx？ID=5，存取于202004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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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责任编辑 马 沙）
关键词 汉文笔谈 缄默交谈 传意模式 近古东亚 历史文献
1905年，三位来自中国、越南的革命家——孙中山、潘佩珠、梁启超——远赴东京，与日本的政治家，如大隈重信、犬养毅，讨论当日时政。国父孙逸仙先生（1866—1925）曾赴夏威夷及中国香港肄业，学贯中西，通晓汉语、英语;潘佩珠（越南国语字作Phan B·i Chu， 1867—1940）幼年于塾馆习诗书，阮朝乡试解元出身，于20世纪初成立越南维新会，准备武装起义，反抗法国殖民入侵，1905年到日本求援，赴日前只会说越南语;梁启超（1873—1929）出身旧学，会试落第，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年轻时只会说粤语和官话;大隈重信（1838—1922）出身武士，曾于藩校习英语，后创立早稻田大学，并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1855—1932）就学于二松学舍，晚年成为第29任内阁总理大臣，只会说日语。五位名人并无共通口语，身旁并无翻译人员时，他们究竟如何交流？
潘佩珠（1999）于其自撰年表——《自判》中有如下记载：
“自价绍于梁启超先生……酬应语多曾公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话。梁公欲悉其辞。约于次日再会。笔话可三四点钟。”
“梁公偕余二人赴东京。先谒见犬养毅。又因犬养毅谒大隈伯爵。相见时宾主甚欢……座间有日本众议院议员柏原文太郎者。既阅尽余与三人笔谈之纸……”
“梁公复招余至。为余商雄图存之计。以笔谈互。问答甚详。”
“时夜八点钟矣。孙出笔纸。与余互谈革命事。”
按德范克（DeFrancis1977）161-162描述，当时潘佩珠与梁启超以毛笔书写交流内容，会面时要将纸张传来传去。以纸笔传话，交流思想，是为“笔谈”，或曰“笔话”。
以上各人，有三位只会说本土语，仅有两位会说英语，并无共通口头语言，不过众人皆熟读儒家经典，精通汉文，见面时即使不发一言但借文房四宝便可畅所欲言。以上事迹并非孤例，汉文笔谈远在隋唐文献已有记载，清代文献所记述者更是多不胜数。本文就此语言学现象的社会语言学背景、文献分类、近代研究、没落因由概述一二。
一、 笔谈的社会语言学背景
古代东亚语言殊异，然诸国儒生以习汉文为尚，中、日、朝、越、琉皆如是。由是，跨国面对面交谈以笔谈为主，甚少借助翻译人员，是为“汉文笔谈”。
在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前，文言广泛使用于朝廷文书及学术著作中，儒生以各地方音诵习经史子集，所撰文章皆仿先秦经典所用之语言而作，各地皆可以读懂，然于朝堂上，南方士人多不擅官话，皇帝有时无法听懂举人所言。（杨文信2000）
朝鲜、越南两国比邻中国，历史上部分疆土更曾属中国，文化上亦一直深受中国影响——高句丽于三国时代就兴起儒学，而汉武帝早于两千年前就在越南设立郡县。两国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前，皆曾仿效古中国，实施科举制度，考核儒生对儒家经典之认识。与古代中国一样，两地朝廷文书皆用汉文，日常沟通、解读经典时则仍用其本土语，而一般人诵读经典时，并非以中土语音读之，而是用“域外汉字音”。何谓“域外汉字音”？今天翻译外语时，由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等差异，不时会遇上无法意译之情况，音译为最便捷之解决办法，汉语中亦有不少人人皆懂，由来已久之音译词，如沙发、巧克力、菩萨等。古代朝鲜、越南人更进一步把经典中用得上的汉字，按其本土音系，有系统地“音译”成其本土语，卒为差不多每个汉字都配上一个域外方音，是为“汉韩音”“汉越音”。当然，正如陈第（1606/1987407，1606/1988vii）所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执（势）所必至。”语音不可能千年不变，域外方音亦不例外，也会跟随本土语之系统音变而有所发展。今天的汉韩音、汉越音的发音跟唐代朝鲜、越南民族所使用者，音值并非完全一样，不过变化不大，是构拟隋唐中古音之重要材料。对汉字借用史感兴趣之读者可参考韩哲夫之著作（如Handel2019[1]，相关书评见Li2020）。
一千多年前，日本派“遣唐使”来华学习典章制度，于明治维新前，社会制度积极仿效唐代所用者。日本不设科举，然儒家制度有助稳定社会，故天皇亦鼓励大臣武士学习儒家经典，是故当时汉学于日本甚为流行，一般曾受教育人士可读写汉文，甚或写汉诗，而彼阅汉文时，最流行者莫过于以日语特有之音读、训读作为发音基础，并以“汉文训读体”理解。简单而言，“汉文训读体”就是将汉文用一套以“训点”（くんてん，日语读作kunten）为标记的规则，按日语语序“硬译”，而此种文体更成为明治时的官方文体，直至战后才改为口语体。关于日语书写体之历史沿革可见Lurie（2011）。
以资讯交换之角度来看，一般而言，文字通讯于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甚为一致，纵时因歧义而致所欲传达之讯息变质。然而，因为汉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而东亚各地阅读文本所用之发音各异，此特点令其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一个老上海人与一个香港人笔谈，或一个韩国人与一个越南人笔谈，编码前与解码后之语言形式，于语音层面上通常差距甚大（例见表 1）;而双方亦深知口头语言互不相通，因此于笔谈中甚少会问对方某词某句的发音如何。 社会语言学有所谓“双言”现象（diglossia）——于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语言，地位较高者于正式场合所用，一般是官方语言，而地位较低者则作为方言口语所用，恒不能登大雅之堂，如今天中国的官方语言为普通话，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基础教育中，成为中国的交际语，而地方语言，可应用之场合有限。（详见Ferguson1959;陆镜光2005）
古代东亚亦广泛存在着类似之现象，朝堂文书、学术著作一般用汉文书写，而与本地人沟通则仍用地方语言。相异之处是汉文仅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使用，而非口语，魏朴和（Denecke2014）209称之为“交际文字”（scripta franca）。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跨国缄默交谈以文言为主，诸东亚儒生习汉学之时间、历程、条件、兴趣相异，但是清末的笔谈文献，文白夹杂者并非罕见。由是观之，有部分对汉学认识较深之儒生，不仅文言水平甚好，亦曾通过不同途径学习官话口语或白话文学，如宋代话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等。
二、 现存笔谈文献分类
就笔者所见，大部分笔谈文献集中于晚清，而汉文笔谈最早则可追溯至隋代。《扶桑略记》记圣德太子（572—621）派遣隋使小野妹子（约565—625）往南岳取经，语言不通，遂画地而书，与当地老僧笔谈，（阿阇梨皇圆1901）501[3]关于其他早期笔谈文献可参阅黄得森（2019）。
按Brown和Yule（1983） 所提出之传意模式分类，汉文笔谈大致上可分为“互动传意”及“问讯传意”两类（Li， Aoyama， Wong2020，见表2）。旧相识间常预先约好时间相聚，以“互动传意”之形式沟通，多带寒暄，交谈内容既深且广，可以无所不谈。互动传意之内容，或政情，或诗文。“政情笔谈”之一方必为政治人物，或朝廷命官，或有政治抱负之志士，内容以政府事务或政治为主。“诗文笔谈”一般出现于学富五车、能诗善画者间，内容多与文学、艺术作品相关。另一种传意模式——“问讯传意”则指偶遇者间之缄默对话，问题直接，回答简短，鲜带寒暄，交谈内容泰半单调乏味，对话者日后多无会因。问讯传意主要在漂流和游历两个情景中出现。“漂流笔谈”主要是“意外入境者”与外国人间之对话。“游历笔谈”一般是游人远赴外地和当地陌生人间之交流。
以下就上述四类笔谈各举一例：
（一） 政情笔谈
通常出现于外交官员奉命远赴别国与当地官员或士人交流时，言语不通，翻译者寡，遂借纸笔沟通，或有政治抱负之志士远赴他国欲寻求异邦人襄助。
孙中山先生为寻求国外志士支持其革命活动，于19世纪末赴日，后于1897年在横滨认识宫崎滔天，从此成为推心置腹之好友。以下为其中一小段笔谈内容，真迹见图1：
孙文： 斈（学）堂设于东京甚好，因可招我辈同志过来，名为教习，内可常议举事之策。
宫崎： 甚可也： ：
孙文： 望对犬养君言此意。
滔天： 敬承： ：
（二） 诗文笔谈
笔谈内容以文学、艺术作品为主，其他题材之闲谈为辅，多数是文人间谈论诗词歌赋、画作、书法作品、小说所遗下之笔谈记录，有时甚至是笔谈者之诗作。
李睟光（1563—1628）为朝鲜外交官，于1597年出使燕京，遇上安南国使臣冯克宽（1528—1613），并与之笔谈询问其国境况、互相赠诗唱和。以下为其中一首：
萬里来从瘴疠乡 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 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 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 千载风恬海不扬
（李睟光1597/2001）128
（三） 漂流笔谈
主要是船只遇上台风漂流至岸或登山者迷途后“意外入境”，地方政府缺乏翻译人才，因而向船民或迷路者以笔谈问讯。
以下漂流事件发生于1687年，有商船于农历2月18日从吴淞口出发，本拟将货物运至长崎，然遇上台风，卒漂至济州。当地司郎厅得悉有船漂至岸边后向船员查问究竟。
丁卯五月十五日
司 启辞，济州漂到人六十五名，一并昨入耒〔来〕，而日势已暮，未及问情。〔……〕
济州漂汉问情别单
问： 你等姓名谁？而何处人耶？
答： 俺等六十五人。顾如商年四十七，住苏州府，吴县人。〔……〕
问： 你等在本土时，有何身役，而以何事为业耶？
答： 俺等素无身役，以商贾为业耳。
问： 你等何时何处发舡〔船〕，徃〔往〕于何处，漂到本国，而同舡者几人耶？
答： 俺等今年二月十六日，纳税于户工部，十七日乘舡，〔……〕
〔……〕
问： 你等同时发船，欲向长崎岛者几舡耶？
答： 俺等蘓〔苏〕州三舡同发，而卒遇狂风，舡行如飞，故二只则不知去向矣。
〔……〕
（《备边司誊录》第四十一册： 44b-47a）[4]
（四） 游历笔谈
一般是游人远赴外地不谙外语但欲向当地陌生人询问求教故借笔谈问讯。
1862年，幕末开国后遣使团乘千岁丸远赴上海考察，日比野辉宽随行，于归国后亲笔将访华经过写成纪行文《赘肬录》，内含少量笔谈记录，如欲买墨块然言语不通故借纸笔与商贩交谈：
日比野： 此墨价若干？
商贩： 一元。
日比野： 虚价。
商贩： 真正实价/实价不二。
日比野： 墨色不好，且无香，想近制。
商贩： 都是陈货，香在内。
（日比野辉宽1862/199765，汉译见： 日比野辉宽1862/201256） 三、 笔谈文献之出版研究
汉文笔谈第一手材料的内容以汉文为主体，概因通晓汉文之西方学者寡，研究该课题之学者，泰半位于汉字文化圈内。近年中日韩越四地相继把笔谈文献影印出版，甚或整理汇编，例如日本松浦章（1984）早于20世纪就把《备边司誊录》内之笔谈部分辑录成文，后来又汇集其他资料另出中文版（松浦章2007）;而我国刘雨珍（2010）亦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之笔谈誊打汇编成两册，王宝平（2016）则把《大河内文书》全部彩色影印出版，共八册，凡3714页，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成果之一;韩国许敬震（2013）团队甚至把朝鲜通信使赴日所留下之笔谈唱和记录翻译成现代韩语。笔者未见越南曾为笔谈专门出版资料集，然而葛兆光、郑克孟（2010）早年出版之《越南燕行文献集成》亦含少许笔谈文献。四国之整理汇编概况详见黄得森（2019）。
东亚各地积极考察笔谈文献者，最早莫过于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研究笔谈文献，松浦章（1984，2014）曾撰不少漂着唐船之分析，而关西大学出版部亦积极出版“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刊”，内文不仅有原著影印，亦有题解。其他三地起步则较迟，至21世纪方积极研究，如张应斌（2004）讲述黄遵宪与其他中日文人间之笔谈，张真熀、许敬震（2009）考察刊行《坐间笔语》之意义，具智贤（2011）研究17世纪朝鲜通信使之书籍交流，而于向东、梁茂华（2013）及阮黄申、阮俊强（2019）则专门研究中越间之笔谈交流，至近年王勇、谢咏（2015）出版了专门研究笔谈之论文集。
西方学者仅有少数留意到笔谈文献，早期学者如Marr（1971）、德范克（DeFrancis1977）利用少量汉文笔谈史料研究越南殖民时期之历史，至十年前方有专门研究笔谈之著作，如Keaveney（2009）考察中日间如何以笔谈做跨文化交流，魏朴和（Denecke2014）从翻译之角度研究汉文笔谈之力量，而纪文（Clements2019）则深入讲述笔谈于日韩外交史上所扮演之角色。
四、 汉文笔谈之没落
汉文笔谈于19世纪曾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东亚诸国儒生之沟通桥梁，然而于20世纪渐渐被人遗忘，原因何在？19世纪末，西学东渐，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表音文字，认为其易学易记，乃促成西方科技发达之因;相反，汉字乃意音文字，难学易忘，遂生“汉字落后论”，并以之为远东落后的重要原因。由是，东亚诸国纷纷推行其字母文字，并效法欧洲推行“言文一致”运动（林少阳2019），推广各自之民族共同语，卒摒弃汉文，而东亚之共同语则渐为英语所取代。
虽然如此，对于保留使用汉字与否，诸国态度却大相径庭。去汉最彻底者莫过于越南，于对抗殖民统治时积极推广“国语”——这种字母文字以拉丁字母为本，由葡萄牙人创制，后经法国人改良——时至今日会汉字之越南人属凤毛麟角。于朝鲜半岛，汉字亦渐被边缘化，朝鲜自立国即采取“谚文专用”之政策，而韩国亦渐由普遍“汉谚混写”过渡到今天普遍谚文专用。现代日本书面语主要由汉字及假名组成，惟汉字之使用与战前相比已大幅减少;而唯一彻底保留汉字之地区为中国。
五、 余论
东亚文化圈中各地言语不通，诸国儒生于跨国交流时以缄默交谈为主，是为“汉文笔谈”。笔谈文献指出除口谈、手语以外，尚有一种会谈沟通模式，行之有效，这模式于拼音文字世界中鲜有所闻。
汉文笔谈乃历史文献，无疑是考察近代东亚史不可多得之第一手材料;于语言文化而言，笔谈是汉字文化圈之重要遗产，对研究东亚文化的学者尤为重要;于社会语用学而言，笔谈亦是会面沟通模式之一，但往往为人忽略，研究口语、手语者多，考察笔谈者寡，是故研究讨论的空间仍有不少。
时至今日，汉语共同语已趋普及，各方华人普遍以之互相沟通，而科技日新月异，即使不用可随身携带之语音翻译机，互联网上之文字翻译平台于使用上亦甚为便利，然则汉文笔谈在今天仍有地位吗？
王国华（2015）50记述其与饶宗颐先生笔谈之因由、结果如下：
我与饶公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我是山东口音，饶公是潮州口音。年龄上又是两代人，百岁饶公是国学大师，语言与学问上的落差，使我们交流时经常借助于笔谈。一次交流谈话，一般要写满一个本子。这也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虽然两位学者皆说汉语，惟各有口音，且遇上术语时往往茫无头绪，不知所指為何，交谈时仍须借助笔谈辨释普通话中之同音语素。
此外，有日本艺术家尝试将笔谈应用于心灵治疗。住吉山实理定期于中日韩各地举办笔谈会，其间只允笔谈，不许开口，由是参与者须等待、倾听对方“声音”，其目的不在交换大量讯息，而是在乎于把心从喧嚣繁华中抽离，使各人享受其间过程。[5]
汉文笔谈可谓先辈馈与后世之语言文化遗产，但愿东亚各地同人能积极推动其保存及研究。
附 注
[1]Sinography： The Borrowing and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此专著以汉字在中日韩越壮的历史借用为基础，提出一套跨语际的文字借用理论。
[2]拼写依据如右： 沪语——钱乃荣式上海话拼音方案，粤语——饶秉才所改良之广州话拼音方案，汉韩音——耶鲁拼法，日语——训令式。
[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供原书扫描：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096/258。原文誊打则见https：∥miko.org/%7Euraki/kuon/furu/text/kiryaku/fs04.htm。
[4]韩国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提供原书扫描： http：∥kyudb.snu.ac.kr/。国史编纂委员会提供原文誊打： http：∥db.history.go.kr，亦可参看松浦章（1984）。 [5]详见2018台北艺术节《岛屿酒吧》之宣传单张： http：∥61.64.60.109/185taipeifestival.Web/FileDownLoadAPI.aspx？ID=5，存取于20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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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