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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欧盟的改革一直是危机导向的，正是对欧盟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解体的恐惧，让欧盟各成员国接受了一条又一条严厉的改革措施。而英国的莽撞一搏也可能会带给欧盟领导机构一个更大的历史性机遇。
英国公投脱欧，已是一个现实。但看起来除了心灰意冷的卡梅伦，还有怒气难平的布鲁塞尔官僚。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破局来得如此容易：建设大欧盟筚路蓝缕，一朝毁弃，弃之如敝屣。
是英国人来得太过坚决果敢，还是欧盟所代表的全球化本就如此脆弱？推而广之，若欧盟成员都可以一言不合便轻易离开，那全球化还能经得起什么风浪？
如今的欧盟远称不上是全球化的标志和象征，但如果欧盟能够在历尽2008全球金融危机、成员国债务违约危机、移民危机的险恶风波后，再次勇敢地将英国脱欧这道旁门劈破，那么它真的有可能“始见大道”，成为一座灯塔。
平心而论，英国国内反欧盟的情绪不为无因，卡梅伦在过去几年喋喋不休地对欧盟的说教也并非没有道理。现在闹到国内非要举行脱欧公投，英国国内的亲欧派也是心怀委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然证明了欧盟臃肿腐败低效官僚机构的失败，但欧盟的这帮家伙还是那么一派高高在上的嘴脸，不但拒绝卡梅伦善意的改革建议，而且拒绝相信英国确实有脱欧的风险，反倒采取惩罚性措施一再羞辱英国。
最终，大量英国中间派被逼到脱欧派一边，造成了今天的悲剧。
但是，即便有各种可以说得通的理由，英国脱欧依然不能充分证明欧盟一体化道路的失败。或者说，英国从来不是评价欧盟成败的合适主体。英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路线之争，即便没有脱欧这样激烈的举措，双方依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眼中的英国，英国眼中的欧盟，大概都是嘻哈镜里的扭曲形象，难得客观。
回顾英国对欧盟的态度，自1945年丘吉尔提出大英帝国不应参与“欧洲合众国”而应充当起保护伞起，英国一直对欧洲大陆的紧密团结心怀疑虑。英国错过了煤钢联盟，用英联邦关税联盟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连加入欧盟都要附带一大堆的条件，别扭了10年才加入。
即便决定加入欧盟了，英国加入的过程也扭扭捏捏，签了一大堆的例外条款，就算英国海外贸易的50%以上是和欧盟完成的，其10大外贸伙伴中有8个在欧盟，英国历任首相仍然不放过任何机会贬损欧盟。撒切尔在其著名的反欧盟布鲁日讲演中，对欧共体转向欧盟的评价是“从后门输入社会主义”。
宁肯错过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机遇，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唱反调，英国的态度决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的单一视角解释，更可能的原因就是双方真的完全不合拍。既然在一大堆例外条款的包围下双方从未真的结合过，那所谓脱欧也不过是给名存实亡的“婚姻”做了一下正名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英国经济体量很大，但英国的离开与欧盟其他成员的离开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完全不具备代表性的。
更进一步说，即便英国今天离开欧盟已成定局，这也只能证明双方的路线和立场确实无法兼容，而不是说英国反对欧洲区域一体化或者全球化本身。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赢得国际资本市场青睐，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既用无数例外条款保证了其法律、制度和金融等层面的灵活性，又凭借欧盟成员的身份拥抱庞大的欧洲市场；英国也因此成为外部资本进入欧洲的踏板和阶梯。
1945年和1960年两次离开欧盟搞自己小共同市场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背靠欧洲大陆才是英国经济未来的出路。从这一意义上讲，英国可以指责欧盟的一个又一个毛病，可以协议离婚恢复自由，但它绝没有让其他欧盟成员国效仿自己的打算，更不可能去另搞一套去扩大欧盟已有的裂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刻薄一点要没有欧盟的种种弊端，英国凭什么就能成为众多国际资本落脚之地呢，又凭什么在欧盟与外部世界间纵横捭阖呢？所以，英国不是欧盟的革命者，它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持之以恒推进其主张的能力，也不会像德国那样拿出真金白银援助小兄弟共度时艰。它的批评近似牢骚而远离实践，空有抱负却无担当，这就是英国脱欧之旅不具备示范效应的另一个原因。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像英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例外特权、如此好的牌面却还想着翻桌子的。
英国此次脱欧大抵上属于一个鲁莽又偏爱大场面的领导人，引领着一群被自己误读的国民，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有人为其欢呼，有人对其扼腕，这都不奇怪。但是，英国一改过去50年的别别扭扭，纵身一跃离开欧盟，如果说欧盟这艘大船毫无问题那是绝对说不通的。
舆论场和学界政界对欧盟经验几十年如一日的过度褒奖，将全球化有序发展希望寄托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过度偏爱，使欧洲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神话了。走上神坛的欧洲获得了民众更多的忠诚，得到了各方更多的支持与肯定，但也因此承担了更为苛刻的公众审视。欧盟的问题既是真实的，又可能是公众过高预期建构出来的，有时候人们其实分不清两者间的距离。
欧盟的第一个神话就是超国家治理机构可以替代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内承担了太多的非议。国家的自私、权欲、野心、短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灾难、治理困境、“公用地悲剧”等，都使有识之士迫切渴望世界能够摆脱国家间的无政府困境。
与上个世纪两场近乎自我毁灭的世界大战相比，欧盟建立的跨国机构使欧洲几乎转瞬间摆脱了继续流血的命运，实现了跨国经济合作与治理。这种太过鲜明的对比背后尽管原因很多，但欧盟仍因此被世人视为对旧秩序、旧观念与旧贵族的彻底颠覆。 欧盟的出现使很多人看到了希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欧盟并不能因此遮盖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对新秩序的所有尝试，也不能遮蔽主权国家在冷战后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的现实。
欧盟所建立的跨国治理结构，其实需要在抑制国家活力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为了把大量国家的职能转移到欧盟层面，欧盟不得不建立规模庞大的行政机构。这可以被认为是臃肿，但如果你把欧盟机制与各国统治机制相比，那么可以说这些机构不但谈不上大，甚至还远远不足。 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做到让富庶而有活力的28个成员国听命于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欧盟总部所在地），欧盟被迫收买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容忍他们的徇私逾矩、苟狗绳蝇、结党谋私。那些被外界指责的臃肿机构、优厚待遇、还有高昂的行政费用，最终所起到的作用都是要在28国精英间建立一种跨国的共同身份。他们在待遇上、情感上远离自己的祖国与国民，按照新的身份和规矩为欧洲做出选择。
先有欧洲精英，后有欧洲公民，这就是欧盟基本的政治逻辑。这一切不是无代价的。事实上盘踞于布鲁塞尔封闭、保守的小圈子，离自己的国民太远，已经使他们无力对基层社会发生的一切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反应，最后只好用空洞的治理概念替代活生生的现实生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的最大弱点，那就是沉湎于布鲁塞尔小圈子的欧洲精英们决策链条太长，以至于信息传导到成员国那里已经因迟缓失去了决策意义。
跨国治理结构因为无法处理具体矛盾，所以很难有效替代国家治理。一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爆发，欧盟的虚弱就暴露无余。喜欢搭便车如希腊，喜欢抢班夺权如英国，欧盟都拒斥无力。最重要的是，当危机分化成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是小而灵活的主权国家更能贴近民情，做出更好的应对。非欧元区的英国、丹麦、瑞典经济恢复速度较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主权国家，依然对民众拥有绝强的号召力，依然对国家实际情况最为熟悉，依然是让人信任的危机处理者。
欧盟的第二个神话就是欧洲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民族、血缘、地缘、信仰的多元社会。“欧元之父”蒙代尔曾经自豪地宣称欧盟建立不仅消除了现实的边界，更消除了欧洲公民心灵间的距离。在危机尚未降临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申根协定所开创的开放空间，汲汲乐见多元民族的融合，欧盟的笃信者更是愿意将一个大欧洲社会视为欧洲前进的基石。
然而，高企的失业率、碰撞的价值观还有反恐、跨国犯罪造成的治安压力，给欧洲社会带来了难以负荷的心理负担。欧洲人担心在自己的家园成为少数民族，便不再具有那种包容一切的文化自信，开始担心街头巷尾国外面孔的人心怀叵测。最后，欧洲人致力于建设的强大社会成为欧盟最沉重的负担。无论是脱欧的大英帝国，还是极右翼盛行的大陆国家，都将社会的失序失控归咎于欧盟曾经引以为豪的多元政策。
东欧人曾经是西欧人心中的外乡人，现在轮到中东难民充当新老欧洲眼中的类似角色。欧盟从未这样和自己的人民处于对立的位置，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了价值观层面的尴尬与迷茫。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德国总理默克尔们的移民政策竟然比预防债务违约更让欧盟居民恐惧。如果欧盟的大门关闭，成千上万的妇孺老幼会死于战火及逃亡的路上；如果继续打开大门，欧盟将面对可能冲垮自己的移民洪流。
欧盟文化神话的核心在于欧盟可以吸纳来自不同地区、肤色、信仰、语言的人群，一旦这个自信消失，欧洲就变得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平凡，一样对难民挑挑拣拣，一样对移民百般挑剔。
当两个神话都已失效后，人们审视欧盟的眼光必然要发生变化。走下神坛后的欧盟依然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平台，但它的经验和模式不再是高人一等的。
事实上，欧盟内外近年来对欧盟的价值反思已经甚嚣尘上。以前英国的心怀不满转变成今天的毅然说再见，何尝不是欧盟神话破产后的副产品呢。当全世界都冷静下来开始心平气和地看待各国的全球化经验后，会发现在欧盟经验的阴影背后，各种新的一体化制度安排早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美国人已经推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推进的“经济北约”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地区发展良好的FTA（自贸协定），中国东盟10 1等，一波一波逐渐演进。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久拖不决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及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同样使各民族、各种族、各国家的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东亚地区一体化安排为例，东亚各国在主权的看法上更为传统，对区域一体化的预见也更为保守。东亚各国宁愿每一步迈得更小一些，目标定得更微观一些，也不愿制订一个像欧盟那样政治经济社会一把抓的宏大框架。东亚各国愿意把主权国家理解为充满风险的全球化过程中保驾护航的角色。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谨慎与欧盟先框架后细节的思路全然不同。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的全球化时代。
公允地讲，欧盟是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某种象征和标志，但欧盟并不能涵盖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全部，也不能被有意或无意拔高为灯塔或丰碑。但是，放大欧盟今天的狼狈，也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世界看到了历经种种挑战疲惫不堪的欧洲大陆，看到了忍受不了种种约束重投“小而灵活”主权体制的英国式“精明”，世界更应该看到，欧盟敢于挑战人类治理困境的勇气。
欧盟已经走到了泥泞沼泽的边缘，它可能最后崩溃于曙光前的黑夜，但也有可能咬紧牙关，最后走向新的黎明。欧盟从未如过誉者夸奖的那样强大，也从未如今天悲观者蔑称的那样衰弱。欧盟只是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不是无路可走。是甩开包袱轻装上阵，还是一溃千里，自主权目前还握在容克、 默克尔、德拉吉（欧洲央行行长）、奥朗德（法国总统）等政治家手中。
欧盟的发展依然是全球化与区域化总体进程的重要一环。今天的问题在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之路，究竟如何给予4.4亿民众更多的信心？如何使国际资本市场和经济政治伙伴继续对其抱有预期？万众瞩目的欧盟起码要在三个方面需要对质疑的声音做出回应。
首先，欧洲大陆需要向世界表达，欧盟绝不妥协的坚定意志和绝不反悔的改革态度。从2010年欧盟将欧盟银行业委员会（EBC）改为欧洲银行监管局（EBA），从建立强制性财务纪律到严厉处置希腊债务违约危机，欧盟的政策已经给内部很多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造成这些国家内部局势的空前紧张。英国也正是瞧见了这一点，才希望充当民意领袖的角色逼迫欧盟让步的。局势发展到今天，不论当初的应急政策是否妥当，这些国家的需要是否合理，处于此时此地、面对此情此景，任何欧盟改变自己强硬态度的做法都可以诱发不可控的链式反应，使欧盟自2010年开始的制度重建工作彻底瓦解。欧盟不能发出退让的信号，这是维持欧盟改革集团团结的唯一途径。 其次，欧盟如今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英国社会因脱欧带来的混乱，及这些混乱对欧盟内部意志不坚者带来的警示氛围。欧盟这样的超大跨国组织，除非外部发生重大刺激，不可能也不适合做出任何激烈的改变。
评论家刻薄地讽刺布鲁塞尔的臃肿迟钝，却没有考虑过28个成员国凑到一起要做出事关各国民众福祉的重大选择何其艰难。对于其所谓的低效的责难，往往是政治选择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人事润滑。没有英国脱欧这样的大事，欧盟机制的任何改革者都无力作出勇敢而重大的抉择。
自2010年以来，欧盟的改革一直是危机导向的，正是对欧盟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解体的恐惧，让欧盟各成员国接受了一条又一条严厉的改革措施。而英国的莽撞一搏也可能会带给欧盟领导机构一个更大的历史性机遇。
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相一致的地方是，各国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欧盟社会力量，不同的是，英国社会其实不存在高度激进的民粹力量，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粹可就不是如此温良恭俭让了。这些社会力量如果借英国脱欧走上政治前台，这些国家社会撕裂的程度和痛苦也是更难预料的。这样的恐惧心理给了欧盟新的团结的理由，那些议而不决、左右为难、颇为冒险的改革措施在这一特殊时刻终于有可能获得处于应急状态的各国元首们的批准。为了“挽救欧盟”而形成的悲情效应，会最大限度地给予长期被戴上镣铐的政治家们以所需的自主权。
第三，欧盟的道路依然要坚持其引发巨大争议的价值导向。没有默克尔的移民政策，英国脱欧派不会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支持，但没有了这样的移民政策，欧盟所秉持的价值观也就不会再有吸引理想主义在者追随的动力。欧盟的政策大抵都是如此，从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到难民接受，金融监管，欧盟坚持的一套政策基本都是走价值观之上路线的。这种高度带给了民众痛苦与分裂，也给欧洲带来了力量与威望。
英国脱欧的中长期效应太过复杂，欧盟自身的体量和结构又太过庞大，分析人士根本无从短时间将其中的利弊一一列举清楚。就今天的局势来说，走哪条路、优先采取哪个步骤都还有很大商榷的余地，但这些都不是破局的关键。欧盟巨轮走势的关键在于欧洲如何展示出钢铁一般的意志、雷厉风行的手段以及将资源集中于重要方向的毅然决然来。以欧盟之庞大有力，只有上下同心、内外同欲，哪条路都是有可能走得通的。
所有对布鲁塞尔迟钝臃肿官僚机构嗤之以鼻的反对者都可以轻哼一声，“这就是欧洲。”所有对欧洲大陆命运饱含希望的人同样可以大声说一声，“这可是欧洲”。这是开拓了大航路、大工业时代的富庶土地，这是一片经历了百年杀戮、在两次大战废墟上重新崛起的土地。自恩里克王子扬帆大海之后500年的积淀，这里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500年余晖的制度与人民，创造出各种奇迹。只要欧洲团结起来，重新焕发血性。英国的离开不是问题，更多的国家以类似方式离开也不是致命的问题，只要剩下的国家和人民足够坚定、足够团结，欧盟的未来可期。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英国公投脱欧，已是一个现实。但看起来除了心灰意冷的卡梅伦，还有怒气难平的布鲁塞尔官僚。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破局来得如此容易：建设大欧盟筚路蓝缕，一朝毁弃，弃之如敝屣。
是英国人来得太过坚决果敢，还是欧盟所代表的全球化本就如此脆弱？推而广之，若欧盟成员都可以一言不合便轻易离开，那全球化还能经得起什么风浪？
如今的欧盟远称不上是全球化的标志和象征，但如果欧盟能够在历尽2008全球金融危机、成员国债务违约危机、移民危机的险恶风波后，再次勇敢地将英国脱欧这道旁门劈破，那么它真的有可能“始见大道”，成为一座灯塔。
一场名存实亡“婚姻”的正名
平心而论，英国国内反欧盟的情绪不为无因，卡梅伦在过去几年喋喋不休地对欧盟的说教也并非没有道理。现在闹到国内非要举行脱欧公投，英国国内的亲欧派也是心怀委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然证明了欧盟臃肿腐败低效官僚机构的失败，但欧盟的这帮家伙还是那么一派高高在上的嘴脸，不但拒绝卡梅伦善意的改革建议，而且拒绝相信英国确实有脱欧的风险，反倒采取惩罚性措施一再羞辱英国。
最终，大量英国中间派被逼到脱欧派一边，造成了今天的悲剧。
但是，即便有各种可以说得通的理由，英国脱欧依然不能充分证明欧盟一体化道路的失败。或者说，英国从来不是评价欧盟成败的合适主体。英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路线之争，即便没有脱欧这样激烈的举措，双方依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眼中的英国，英国眼中的欧盟，大概都是嘻哈镜里的扭曲形象，难得客观。
回顾英国对欧盟的态度，自1945年丘吉尔提出大英帝国不应参与“欧洲合众国”而应充当起保护伞起，英国一直对欧洲大陆的紧密团结心怀疑虑。英国错过了煤钢联盟，用英联邦关税联盟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连加入欧盟都要附带一大堆的条件，别扭了10年才加入。
即便决定加入欧盟了，英国加入的过程也扭扭捏捏，签了一大堆的例外条款，就算英国海外贸易的50%以上是和欧盟完成的，其10大外贸伙伴中有8个在欧盟，英国历任首相仍然不放过任何机会贬损欧盟。撒切尔在其著名的反欧盟布鲁日讲演中，对欧共体转向欧盟的评价是“从后门输入社会主义”。
宁肯错过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机遇，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唱反调，英国的态度决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的单一视角解释，更可能的原因就是双方真的完全不合拍。既然在一大堆例外条款的包围下双方从未真的结合过，那所谓脱欧也不过是给名存实亡的“婚姻”做了一下正名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英国经济体量很大，但英国的离开与欧盟其他成员的离开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完全不具备代表性的。
更进一步说，即便英国今天离开欧盟已成定局，这也只能证明双方的路线和立场确实无法兼容，而不是说英国反对欧洲区域一体化或者全球化本身。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赢得国际资本市场青睐，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既用无数例外条款保证了其法律、制度和金融等层面的灵活性，又凭借欧盟成员的身份拥抱庞大的欧洲市场；英国也因此成为外部资本进入欧洲的踏板和阶梯。
1945年和1960年两次离开欧盟搞自己小共同市场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背靠欧洲大陆才是英国经济未来的出路。从这一意义上讲，英国可以指责欧盟的一个又一个毛病，可以协议离婚恢复自由，但它绝没有让其他欧盟成员国效仿自己的打算，更不可能去另搞一套去扩大欧盟已有的裂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刻薄一点要没有欧盟的种种弊端，英国凭什么就能成为众多国际资本落脚之地呢，又凭什么在欧盟与外部世界间纵横捭阖呢？所以，英国不是欧盟的革命者，它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持之以恒推进其主张的能力，也不会像德国那样拿出真金白银援助小兄弟共度时艰。它的批评近似牢骚而远离实践，空有抱负却无担当，这就是英国脱欧之旅不具备示范效应的另一个原因。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像英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例外特权、如此好的牌面却还想着翻桌子的。
多元全球化时代到来
英国此次脱欧大抵上属于一个鲁莽又偏爱大场面的领导人，引领着一群被自己误读的国民，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点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有人为其欢呼，有人对其扼腕，这都不奇怪。但是，英国一改过去50年的别别扭扭，纵身一跃离开欧盟，如果说欧盟这艘大船毫无问题那是绝对说不通的。
舆论场和学界政界对欧盟经验几十年如一日的过度褒奖，将全球化有序发展希望寄托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过度偏爱，使欧洲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神话了。走上神坛的欧洲获得了民众更多的忠诚，得到了各方更多的支持与肯定，但也因此承担了更为苛刻的公众审视。欧盟的问题既是真实的，又可能是公众过高预期建构出来的，有时候人们其实分不清两者间的距离。
欧盟的第一个神话就是超国家治理机构可以替代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内承担了太多的非议。国家的自私、权欲、野心、短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灾难、治理困境、“公用地悲剧”等，都使有识之士迫切渴望世界能够摆脱国家间的无政府困境。
与上个世纪两场近乎自我毁灭的世界大战相比，欧盟建立的跨国机构使欧洲几乎转瞬间摆脱了继续流血的命运，实现了跨国经济合作与治理。这种太过鲜明的对比背后尽管原因很多，但欧盟仍因此被世人视为对旧秩序、旧观念与旧贵族的彻底颠覆。 欧盟的出现使很多人看到了希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欧盟并不能因此遮盖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对新秩序的所有尝试，也不能遮蔽主权国家在冷战后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的现实。
欧盟所建立的跨国治理结构，其实需要在抑制国家活力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为了把大量国家的职能转移到欧盟层面，欧盟不得不建立规模庞大的行政机构。这可以被认为是臃肿，但如果你把欧盟机制与各国统治机制相比，那么可以说这些机构不但谈不上大，甚至还远远不足。 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做到让富庶而有活力的28个成员国听命于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欧盟总部所在地），欧盟被迫收买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容忍他们的徇私逾矩、苟狗绳蝇、结党谋私。那些被外界指责的臃肿机构、优厚待遇、还有高昂的行政费用，最终所起到的作用都是要在28国精英间建立一种跨国的共同身份。他们在待遇上、情感上远离自己的祖国与国民，按照新的身份和规矩为欧洲做出选择。
先有欧洲精英，后有欧洲公民，这就是欧盟基本的政治逻辑。这一切不是无代价的。事实上盘踞于布鲁塞尔封闭、保守的小圈子，离自己的国民太远，已经使他们无力对基层社会发生的一切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反应，最后只好用空洞的治理概念替代活生生的现实生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的最大弱点，那就是沉湎于布鲁塞尔小圈子的欧洲精英们决策链条太长，以至于信息传导到成员国那里已经因迟缓失去了决策意义。
跨国治理结构因为无法处理具体矛盾，所以很难有效替代国家治理。一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爆发，欧盟的虚弱就暴露无余。喜欢搭便车如希腊，喜欢抢班夺权如英国，欧盟都拒斥无力。最重要的是，当危机分化成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是小而灵活的主权国家更能贴近民情，做出更好的应对。非欧元区的英国、丹麦、瑞典经济恢复速度较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主权国家，依然对民众拥有绝强的号召力，依然对国家实际情况最为熟悉，依然是让人信任的危机处理者。
欧盟的第二个神话就是欧洲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民族、血缘、地缘、信仰的多元社会。“欧元之父”蒙代尔曾经自豪地宣称欧盟建立不仅消除了现实的边界，更消除了欧洲公民心灵间的距离。在危机尚未降临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申根协定所开创的开放空间，汲汲乐见多元民族的融合，欧盟的笃信者更是愿意将一个大欧洲社会视为欧洲前进的基石。
然而，高企的失业率、碰撞的价值观还有反恐、跨国犯罪造成的治安压力，给欧洲社会带来了难以负荷的心理负担。欧洲人担心在自己的家园成为少数民族，便不再具有那种包容一切的文化自信，开始担心街头巷尾国外面孔的人心怀叵测。最后，欧洲人致力于建设的强大社会成为欧盟最沉重的负担。无论是脱欧的大英帝国，还是极右翼盛行的大陆国家，都将社会的失序失控归咎于欧盟曾经引以为豪的多元政策。
东欧人曾经是西欧人心中的外乡人，现在轮到中东难民充当新老欧洲眼中的类似角色。欧盟从未这样和自己的人民处于对立的位置，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了价值观层面的尴尬与迷茫。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德国总理默克尔们的移民政策竟然比预防债务违约更让欧盟居民恐惧。如果欧盟的大门关闭，成千上万的妇孺老幼会死于战火及逃亡的路上；如果继续打开大门，欧盟将面对可能冲垮自己的移民洪流。
欧盟文化神话的核心在于欧盟可以吸纳来自不同地区、肤色、信仰、语言的人群，一旦这个自信消失，欧洲就变得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平凡，一样对难民挑挑拣拣，一样对移民百般挑剔。
当两个神话都已失效后，人们审视欧盟的眼光必然要发生变化。走下神坛后的欧盟依然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平台，但它的经验和模式不再是高人一等的。
事实上，欧盟内外近年来对欧盟的价值反思已经甚嚣尘上。以前英国的心怀不满转变成今天的毅然说再见，何尝不是欧盟神话破产后的副产品呢。当全世界都冷静下来开始心平气和地看待各国的全球化经验后，会发现在欧盟经验的阴影背后，各种新的一体化制度安排早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美国人已经推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推进的“经济北约”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地区发展良好的FTA（自贸协定），中国东盟10 1等，一波一波逐渐演进。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久拖不决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及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同样使各民族、各种族、各国家的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东亚地区一体化安排为例，东亚各国在主权的看法上更为传统，对区域一体化的预见也更为保守。东亚各国宁愿每一步迈得更小一些，目标定得更微观一些，也不愿制订一个像欧盟那样政治经济社会一把抓的宏大框架。东亚各国愿意把主权国家理解为充满风险的全球化过程中保驾护航的角色。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谨慎与欧盟先框架后细节的思路全然不同。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的全球化时代。
“这就是欧洲”“这可是欧洲”
公允地讲，欧盟是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某种象征和标志，但欧盟并不能涵盖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全部，也不能被有意或无意拔高为灯塔或丰碑。但是，放大欧盟今天的狼狈，也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世界看到了历经种种挑战疲惫不堪的欧洲大陆，看到了忍受不了种种约束重投“小而灵活”主权体制的英国式“精明”，世界更应该看到，欧盟敢于挑战人类治理困境的勇气。
欧盟已经走到了泥泞沼泽的边缘，它可能最后崩溃于曙光前的黑夜，但也有可能咬紧牙关，最后走向新的黎明。欧盟从未如过誉者夸奖的那样强大，也从未如今天悲观者蔑称的那样衰弱。欧盟只是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不是无路可走。是甩开包袱轻装上阵，还是一溃千里，自主权目前还握在容克、 默克尔、德拉吉（欧洲央行行长）、奥朗德（法国总统）等政治家手中。
欧盟的发展依然是全球化与区域化总体进程的重要一环。今天的问题在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之路，究竟如何给予4.4亿民众更多的信心？如何使国际资本市场和经济政治伙伴继续对其抱有预期？万众瞩目的欧盟起码要在三个方面需要对质疑的声音做出回应。
首先，欧洲大陆需要向世界表达，欧盟绝不妥协的坚定意志和绝不反悔的改革态度。从2010年欧盟将欧盟银行业委员会（EBC）改为欧洲银行监管局（EBA），从建立强制性财务纪律到严厉处置希腊债务违约危机，欧盟的政策已经给内部很多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造成这些国家内部局势的空前紧张。英国也正是瞧见了这一点，才希望充当民意领袖的角色逼迫欧盟让步的。局势发展到今天，不论当初的应急政策是否妥当，这些国家的需要是否合理，处于此时此地、面对此情此景，任何欧盟改变自己强硬态度的做法都可以诱发不可控的链式反应，使欧盟自2010年开始的制度重建工作彻底瓦解。欧盟不能发出退让的信号，这是维持欧盟改革集团团结的唯一途径。 其次，欧盟如今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英国社会因脱欧带来的混乱，及这些混乱对欧盟内部意志不坚者带来的警示氛围。欧盟这样的超大跨国组织，除非外部发生重大刺激，不可能也不适合做出任何激烈的改变。
评论家刻薄地讽刺布鲁塞尔的臃肿迟钝，却没有考虑过28个成员国凑到一起要做出事关各国民众福祉的重大选择何其艰难。对于其所谓的低效的责难，往往是政治选择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人事润滑。没有英国脱欧这样的大事，欧盟机制的任何改革者都无力作出勇敢而重大的抉择。
自2010年以来，欧盟的改革一直是危机导向的，正是对欧盟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解体的恐惧，让欧盟各成员国接受了一条又一条严厉的改革措施。而英国的莽撞一搏也可能会带给欧盟领导机构一个更大的历史性机遇。
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相一致的地方是，各国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欧盟社会力量，不同的是，英国社会其实不存在高度激进的民粹力量，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粹可就不是如此温良恭俭让了。这些社会力量如果借英国脱欧走上政治前台，这些国家社会撕裂的程度和痛苦也是更难预料的。这样的恐惧心理给了欧盟新的团结的理由，那些议而不决、左右为难、颇为冒险的改革措施在这一特殊时刻终于有可能获得处于应急状态的各国元首们的批准。为了“挽救欧盟”而形成的悲情效应，会最大限度地给予长期被戴上镣铐的政治家们以所需的自主权。
第三，欧盟的道路依然要坚持其引发巨大争议的价值导向。没有默克尔的移民政策，英国脱欧派不会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支持，但没有了这样的移民政策，欧盟所秉持的价值观也就不会再有吸引理想主义在者追随的动力。欧盟的政策大抵都是如此，从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到难民接受，金融监管，欧盟坚持的一套政策基本都是走价值观之上路线的。这种高度带给了民众痛苦与分裂，也给欧洲带来了力量与威望。
英国脱欧的中长期效应太过复杂，欧盟自身的体量和结构又太过庞大，分析人士根本无从短时间将其中的利弊一一列举清楚。就今天的局势来说，走哪条路、优先采取哪个步骤都还有很大商榷的余地，但这些都不是破局的关键。欧盟巨轮走势的关键在于欧洲如何展示出钢铁一般的意志、雷厉风行的手段以及将资源集中于重要方向的毅然决然来。以欧盟之庞大有力，只有上下同心、内外同欲，哪条路都是有可能走得通的。
所有对布鲁塞尔迟钝臃肿官僚机构嗤之以鼻的反对者都可以轻哼一声，“这就是欧洲。”所有对欧洲大陆命运饱含希望的人同样可以大声说一声，“这可是欧洲”。这是开拓了大航路、大工业时代的富庶土地，这是一片经历了百年杀戮、在两次大战废墟上重新崛起的土地。自恩里克王子扬帆大海之后500年的积淀，这里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500年余晖的制度与人民，创造出各种奇迹。只要欧洲团结起来，重新焕发血性。英国的离开不是问题，更多的国家以类似方式离开也不是致命的问题，只要剩下的国家和人民足够坚定、足够团结，欧盟的未来可期。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