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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院产生于唐朝，消失于清朝光绪年间，历时千余年，经历了萌芽（唐）、巩固（宋元）、繁荣（明清）、衰微（清末）四个阶段。本文着眼于史料，以朝代为段，分论书院在历史时空中的兴衰，总结其时代特色，探索书院生存状态的缘由，叙论其发展趋势，力图构建中国古代书院完整的历史框架。
[关键词]中国书院；官学；私学书院制度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56-05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5000余年，与文化传承相始终的教育，也相伴于斯，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发展至今。纵观教育发展史，在时间纬度上具有一贯性，而空间经度上却呈现出时代有别的多元性特点。就传统的教育机构而言：有官学、私学、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就教育方式而言，始于孔子时代的问答式、历代王朝教化民俗的宣教式、有后来普及的教授式以及士大夫喜好的讲学式；就教育目的而论有教化风尚、宣扬伦理、传播学术、科举入仕等。可谓教育的历史与5000年中华文明史一样深邃。
一、书院体系概述
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阵地之一，书院有别于官学、私塾、社学等教学育才、敦化风气的地方。它始于唐初（623）、兴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两代，最后融入现代教育的时势潮流中，历时千年，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及中华文明的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官学是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创办并管辖的学校，其管理者由政府委派，经费由政府提供，教学内容由政府规定，规章制度由政府拟定，完全为了满足国家文化需要，纳入国家官僚制度当中。私塾则是民间有文学才华的士人自己开馆授课、招生纳徒的教育机构，它的成长土壤多立足于乡村，创办的目的一方面为收受学金，一方面也为启发童蒙、培育人才。私塾面向乡里的学童，满足基本教育的需要。社学具有一定的官学性质，它主要由政府倡言，地方官主导兴办，功能相对单一，大多只为教化乡里， 宣读《乡约》，树立君臣之纲、父子之孝等儒家的“三纲五常”。书院则是中国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宗教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并逐渐完善的一种全新的学校制度，它既与官学、私学有联系，又不同于官学和私学。如上所述，书院的前身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某种程度上是私人所有，具有独立性和学术性，其功能更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特点。从有关书院的资料可以看出，士人所创办的民间书院除了为读书备考而藏书、教学之外，还有把酒题诗、以文会友、互赠诗礼等娱乐风雅之项，更有定期讲会、谈论政治、开堂讲学等学术交流功能。官方书院的功能，据《唐六典》记载：“集贤院学士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由此推知，有刊辑经籍、收求遗书、匡国大典、征求贤才、申表学术、顾问应对等政治性功能。可见源于官办和民办的两种书院，功能上各具特色，互补长短，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书院功能的多元性和全面性，确立了书院的重要地位，在以“文治武功”为传统的封建王朝里独占鳌头，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方式之一，由唐至清，而留史千载。
二、唐代时期的书院
中国书院有史可查的最初朝代是唐朝，地方志记载的最早一批书院分别为雍正《陕西通志》卷27载“瀛州书院”、嘉靖《青州府志》之“李公书院”、弘治《保定郡志》之“张说书院”，推测其创建年代分别为623年之前、649年之前、689年之前，均为唐朝初年。然书院之名可定，书院之实难辨，即书院是否有教学活动，限于史料有限，无从考证。有据可循的第一所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是松洲书院，乾隆《龙溪县志》载：“松洲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创建于尹宏当龙溪县令的三年时间里（707～709），这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使书院彻底摆脱了个人书斋的桎梏，因服务乡民和士人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教学功能成为书院核心部分开启先机，并最终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动力。
共有据史料记载，唐代书院46所左右，数量不多，但有开创之功。其特点有：
（一）多创建于形胜之地
临古寺，据青山，环境清幽，山形水色点缀其间，宛如仙境，不是桃园，胜似桃园。有诗为证，唐诗《题玉真观李泌书院》云：“白云斜日影深松，玉宇瑶坛知几重。”《题宇文山寺度书院》云：“读书林下诗，不出动经年。”①
（二）多为读书处
书院由个人读书治学之书斋转为向公众开放，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时完全蜕变。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书院则直接由士人读书之书斋转变而来。如“李公书院，在（临眗）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此阅司马兵法”；②李宽中书院，一名秀才书院，为邑人李宽中读书治学之所，刺史吕温到访院中题诗作纪：“闲院开轩笑语澜，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③
（三）具有士人创建之色彩
唐代40余所书院中，由士人亲力亲为而创建的书院有之；因士人之名望，在其曾经读书之地建立的书院亦有之。
（四）延续了书斋的部分功能
书院延续的书斋功能包括藏书功能、研究著述功能等。如东佳书院，义门陈氏创建于大顺元年（890）以前，“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并拟《陈氏家法》发明其藏书、教学等规制。至于著述研究功能，在唐诗里最明了：“年少今白头，删诗到几篇。”“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④
（五）书院分布与后来书院中心局限于南方的现象不同
唐朝书院分布多集中在长江流域，约为35/47，其中湖南第一，为8所；江西和陕西第二，为7所。由于资料收集不全，姑且认为湖南、江西、陕西同时为唐代书院的几个基地，共领风骚。
三、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 唐朝末年，南方分封割据，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南下，逐鹿中原。南北军事势力互争雌雄，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先后建立的政权有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南方政权有后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历时半个多世纪（907～960）。这一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战火连年、民不聊生，文化因战火而消歇，书院建设亦呈收缩之势。然幸有十余所书院，力图拯斯文于不坠，诚如钱穆先生在《五代十国之书院》一文中称：“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因其历史短暂，书院未有长足发展，但其是书院产生以来的第一个重要铺垫阶段，连接唐宋书院发展的纽带。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书院的特殊魅力和闪闪亮光。
书院经唐初至五代十国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获得了皇帝亲赐匾额并发布敕书的最高荣誉，这标志着政府已注意到了民间书院这一新事物，并予以肯定和嘉赏。这一举措给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由于得到了朝廷的表彰，书院具有了合法性，一方面，减小了民办书院时，来自条规陋习的阻力；另一面，则提升了士子入院就学的吸引力。后唐皇帝李嗣源所发敕书称：“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寻因养病遂而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⑤
在五代的13所书院中，有8所书院建于后唐或者南唐政权，其核心地域则直指江西。除了黄河流域的3所书院外，书院的地域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有9所约占70%的书院位于长江流域，这点相似于唐代的分布风格；而位于江西的书院比例激增，由唐代的15%飞升至61%，成为了毋庸置疑的领军地，预示了江西成为中国书院中心地的先兆。
四、两宋时期的书院
赵宋王朝，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历时167年（960～1126），南宋历时153年（1126～1279），共计32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进行了一系列整合功能、完善体制、扩大影响等工作，终于完成了化蛹为蝶的蜕变过程，由稚嫩而成熟，在历史舞台上独占一隅，为书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
（一）北宋时期
赵氏北宋王朝虽一统中原，但仍然受到五代十国战乱遗祸之影响，花了20年的时间才剪灭前蜀等政权。其国域北有大辽压境，西北有西夏对峙，国帑耗于边战，却战绩不佳。在政府心态上，武功无处宣扬，而转向于文治教化，加倍扩大科举取士员额；对于士人而言，无法以政府在军事上的成功（宋朝几乎没有战胜的记录）宣泄“以夏化夷”的大一统诉求，又厌恶战争带来的破坏，只能把文化上的话语权作为宋与对峙政权的第二战场。这样一来，就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加之政府迫于财政上的窘迫，无力大兴官学，但又不甘心退出“文化战场”，转而采取政策上鼓励与嘉奖民间私学，为兴办书院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北宋书院发展的最大成果是使书院扬名天下。北宋存续167年，兴办书院百余所，书院之名妇孺皆知。书院之名扬天下，除了上述契机外，主要还与北宋政府早期的书院政策有关。政府通过赐田、赐书、赐额、召见山长、封官赐爵等方式，大力倡导、表彰书院的创建，也借此机会参与书院的管理。书院办学条件、经济来源得到改善和保证的同时因为中国官本位的思想，其声望、影响等无形资本更是无可度量，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所谓“书院之称闻于天下”。从宋人争论的“天下四大书院”、“天下三大书院”的言词争辩中，也可以看出，在北宋时，书院就有了“天下”这一空间的范围。并在一次次政府褒奖之中，扬名天下（见表1）。
（注：表1只是受封书院的部分列表，资料来源：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史》）
北宋初期，书院曾有代替官学之强势，这是其时代背景和政府书院政策所致，官学的低迷不振使得民间书院成为统治者养士及取士的主要途径。书院与科举的结合加强了书院的教育功能——为科举应试服务。随着北宋经济力量的回升，政府必然会收回养士与取士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书院作为科举应试的培养场所，不可避免要受到科举制度本身腐败因素的影响。自庆历起的三次振兴官学的运动，对书院的冲击甚大，在其影响之下，名声素著的岳麓书院也不得不与潭州州学“合而为一”。
（二）南宋时期
南宋历时153年，创建与复兴的书院约有440多所，属于南宋创建的书院有300余所。南宋书院发展的高潮在理宗朝，与北宋书院比较来看（北宋书院不过百余所），明显可以感到书院蓬勃发展的势头。南宋虽然是偏安一隅的半壁王朝，但其在文化、经济上的繁兴却是中国历史的亮点。在书院发展史上，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完成了书院制度的确立，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关于这点的最好证明就是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学规》，成为了后来中国书院精神的象征，以致于在清朝仍被作为许多书院的学规典范。南宋书院制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山长、堂长负责制；师资的管理规范；生徒管理，包括入院考试、言行举止、考勤、奖惩等；教学管理，包括课程设计、讲授方式、定期考试等；为了从经济上保证书院的运作对经费管理的制度化等等。其中南宋书院制度最为完备的当属明道书院，《明道书院规程》对招生、教学、祭祀、考试、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⑥
其二，一批以对抗俗学和科举诱惑而进行讲道的士人，促使了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南宋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原因可以上溯到北宋，书院为科举取士而备的教育功能使得书院必然成为科举的附庸，并不可避免地随之腐化，因此有识之士，主要是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希望通过讲学等活动改变书院只为科举服务的单一性，转而追求书院的多元性发展。
五、蒙元时期的书院
元朝历时98年（1271～1368），据资料统计，其书院总数为408所，⑦年均为4.412所，高于南宋的年均数2.888所，表明元朝书院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领的中央集权，其治下的汉族读书人，尤其在元初，以传统的“夷夏之辩”与新政权长期对抗，自称是身在元土心系南宋的宋遗民，绝仕元朝，退避书院，讲学论经。元朝统治者为了缓和士人的抵触情绪，争取士人的支持，实施“以夏治夏”策略，不但承认宋遗民创办的书院，而且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元世祖）“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⑧“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土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⑨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书院生徒可以与州县学生一起参考。元朝的系列措施，部分实现了统治者化“遗民”为“臣民”的心愿，同时使书院获得更多发展、上升的空间。 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元朝书院有以下特点：
（一）书院与理学同步北移，填补了北方书院的理学空白
窝阔台七年（1235），创建太极书院于燕都（北京），供奉理学始祖。
（二）书院官学化，即书院具有了官学的某些特征
北宋时，书院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有过代替官学的趋势，元朝则因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书院逐渐官学化。措施之一：严格报批手续，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这使书院在一开始便纳入官僚管理的范畴之内。公文经过县、州、府、廉访司、都使者、路、行省、宣慰使、中书省、吏部、礼部、集贤院、国子监后再原路返回。以纪念孔子诞生的尼山书院，报批经历了四年，才得到批准。⑩措施之二：委派山长，并将山长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教谕、学录历两考，升山长、学正。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11拨置书院学田，设置学管理书院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国朝于天下祠学，所谓书院者，例设官置师弟子员，与州学等。以闲田隙地系于官者归于学、院，以赡癝稍之不足”。12
（三）少数民族加入了书院建设的队伍
除了作为“国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大量的书院之外，与蒙古人同等地位的“色目人”也有建立书院的记载，最有特色的是苗族建立书院的记载。县尹帖不儿不花建温公书院于夏县。浙江道肃政廉访使丑的重修杭州西湖书院。女真族舒噜多尔济将家宅改建为书院。13苗族杨再成创制的儒林书院，14毁于明代天启年间，绵延300余年。
（四）书院教学内容扩展，包括武、医、数学等
元人千奴创建的历山书院，“凡胜衣者悉就学，暇日习射御，备戎行……再舍而医…复藏方书，聘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七剂者”。15
六、明朝时期的书院
明朝（1368～1644）历时277年，明代书院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其间书院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至天顺年间，共97年，创建兴复书院143所，占明代书院的7.3%，是明代书院发展的初期；第二阶段为成化朝至明末，书院呈现繁荣气象，繁荣的背后也经历了颇多磨难。
明朝初期抑制书院、倡导官学、八股取士并与官学相连、优待官学肆业者等政策，使书院在约百年的时间里处于低潮。洪武五年（1372），“罢革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董之”；“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16“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科举必由学校”，17有力地促成了官学空间的膨胀，抑制了书院空间的拓展。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始开书院之禁，《宪宗实录》卷198，有宪宗赐额紫云书院的记载。同时，一些著名的书院也得到修复，如《岳麓志》卷8记载，岳麓书院在成化五年（1469）之后又“振文教于湖南，流声光于天下”。明中后期书院的辉煌，主要是因为官学，日益成为科举应试的工具而丧失了学术功能，加之学校受到科举腐陋的侵蚀，“为师者名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不能正。生徒放旷而不能责，有所问辩而不能对。故成才者少，无良者多”；“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18。于是像王明阳、湛若水等读书人，把希望寄托于书院，创建书院、讲学于书院，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
明代书院最大特点是书院的平民化及新式书院的创立。由于书院至唐代创立以来，皆是读书治学、备试科举、学术讲习的场所，进入书院的大多是肆业生徒、文人雅士，加之传统尊师重教的道德熏陶，使得书院并非一般平民老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明中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平民儒士的出现，书院“会讲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听讲，不妨与进”，“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凡我百姓，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镜他方，但愿听讲……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19
明代的新型书院主要有两类：肆武书院和王府书院。军事书院历史悠久，如前面提到的元人千奴创办的历山书院“暇日射御，备戎行”，而专业军事书院则始于明代。“肆武书院……以武臣子弟无教，乃创正厅……习武经、六艺焉”；辽阳“武书院……取本科乡试武举群居其中……俾各娴习骑射，精通韬略”。20王府在秦汉之前已有，而王府书院成为了明代的特色之一。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可能为了避免皇室纷争，对于没有当上太子的子弟分封为王，遣往各地设藩建府，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不许他们过问朝廷及地方政事。于是这些藩王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支持或建立书院。由于王府的经济社会地位，其书院更具威望，声名远播。如南昌宁王府创办的阳春书院、楚藩正心书院、晋藩养德书院、沈藩勉学书院、蜀藩西清书院、鲁藩承训书院等。
明朝书院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挫折，嘉庆年间，为了抑制阳明心学，倡导朱熹理学，万历朝的首辅张居正针对讲学风气，认为“号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以至“诏毁天下书院”。21天启年间，皇帝昏庸，宦官魏忠贤当道，建立东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擅权乱政，荼毒生灵，引起了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天下士人的愤概。为了消除清议，魏党制造事端，“伏乞敕下各省直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改”，22书院又一次步入低谷。
七、清朝时期的书院
清朝是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1年民国建立，历时268年，政治上奠定了中国现有的版图，正式对西藏实行管理，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文治上，编订《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书院的发展也随着康乾盛世而繁荣，共创建复兴书院4300多所，包括官办书院、乡间书院及家族书院。清朝书院的发展经历了由禁锢到倡导至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过程。顺治朝，大国初建，出于控制舆论、抑制清议及裁量人物之风，而“不许别创书院，聚众徒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23经康熙朝书院控制的松动至雍正朝积极支持，到乾隆年间，书院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乾隆朝建复书院1298所，并因“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之不及”，积极整顿书院，使其与官学、科举一体化，为国家统治服务。 清朝书院建设的辉煌表现在书院数量的庞大、书院范围的扩展（台湾、西藏、内蒙）、书院规格的提高（定位为“古侯国之学”）、皇帝的赐书题额、皇家书院的创立以及外来书院的涌入等方面。
清代书院有以下特点：
（一）皇家书院出现
康熙五十年（1711），为皇子胤禛（雍正）构建热河避暑山庄的乐山书院并御书院额。24
（二）满族书院建立
早在康熙朝，就有专门教授满族贵族子弟的满洲学房，康熙十五年，赐名龙城书院，赐额“龙飞胜地”。随着满族八旗子弟驻防全国，满族书院作为八旗子弟肆业之所也遍布各地，教习汉语、满语及骑射。
（三）书院的城市化趋向
书院逐渐由传统的形胜之所转往城郊，书院和官学一起成为清朝取仕的途径之一，因而接近治所、熟悉考试程序无疑可以提高书院的应试业绩，从而获得更重要的地位，而在城市，书院也更有机会获得官员、商人的资助。这使书院成为科举应试中日益世俗化的产物。
（四）教会书院兴盛
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后期进入中国，最早的教会书院是杭州耶稣会士创办的虔诚书院。虽然明代就有了教会书院，但由于种种闭关锁国的思想及策略，直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撞开了国门之后，一方面，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创立教会书院；另一方面，面对中西文明冲突，中国及其人民在经历了抵触、拒斥、中西结合、全盘西化的反应过程，洋务派及维新派等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了教会书院，教会书院开始兴盛。
书院作为培养士人的重要方式之一，决定了书院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大体来说，书院的发展从唐至清都是呈上升趋势，虽然其发展的过程也是曲折的，有繁荣与衰落的更替，也有成长与挫折的变更，如果说把书院比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事物，它的人生也如所有人的人生一样丰富多彩。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和建立，书院面临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应对，在此引用邓洪波的观点作为结语：“书院努力适应这急剧变化的文教需求，引进‘新学’、‘西学’积极的改变、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然而正当推进改革之时，全国书院被强迫在短时期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25
[注 释]
①《全唐诗》卷245、卷3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嘉靖 《临朐县志》卷4。
③《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
④于鹄：《题宇文褧山寺读书院》，《全唐诗》卷310。
⑤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31～31页。
⑥摘录于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第57～58页。
⑦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⑧《元史·世祖本纪》。
⑨《元史·选举志一》。
⑩元·虞集：《尼山书院记》，见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93页。
11《元史》卷81，《选举志·学校》。
12元·宋禧《庸庵集》卷14，《高节书院增地记》。
13元·王沂：《石室书院记》，见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93页。
14元·赵长翁：《儒林书院记》，光绪《湖南通志》 卷69。
15元·程文海：《历山书院记》 ，见《雪楼集》 卷12。
16嘉靖《东乡县志》卷上。
17《元史·选举志一》。
18《明宣宗实录》卷10。
19万历《仁文书院志》卷11，明·耿橘 《虞山书院志》卷4。
20嘉靖《九江府志》卷10，嘉靖 《全辽志》卷1。
21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39。
22《明熹宗实录》卷62。
23《清朝文献通考》 卷73。
24清·乾隆皇帝《御制诗三集》卷68。
2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526页。
[关键词]中国书院；官学；私学书院制度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56-05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5000余年，与文化传承相始终的教育，也相伴于斯，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发展至今。纵观教育发展史，在时间纬度上具有一贯性，而空间经度上却呈现出时代有别的多元性特点。就传统的教育机构而言：有官学、私学、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就教育方式而言，始于孔子时代的问答式、历代王朝教化民俗的宣教式、有后来普及的教授式以及士大夫喜好的讲学式；就教育目的而论有教化风尚、宣扬伦理、传播学术、科举入仕等。可谓教育的历史与5000年中华文明史一样深邃。
一、书院体系概述
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阵地之一，书院有别于官学、私塾、社学等教学育才、敦化风气的地方。它始于唐初（623）、兴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两代，最后融入现代教育的时势潮流中，历时千年，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及中华文明的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官学是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创办并管辖的学校，其管理者由政府委派，经费由政府提供，教学内容由政府规定，规章制度由政府拟定，完全为了满足国家文化需要，纳入国家官僚制度当中。私塾则是民间有文学才华的士人自己开馆授课、招生纳徒的教育机构，它的成长土壤多立足于乡村，创办的目的一方面为收受学金，一方面也为启发童蒙、培育人才。私塾面向乡里的学童，满足基本教育的需要。社学具有一定的官学性质，它主要由政府倡言，地方官主导兴办，功能相对单一，大多只为教化乡里， 宣读《乡约》，树立君臣之纲、父子之孝等儒家的“三纲五常”。书院则是中国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宗教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并逐渐完善的一种全新的学校制度，它既与官学、私学有联系，又不同于官学和私学。如上所述，书院的前身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某种程度上是私人所有，具有独立性和学术性，其功能更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特点。从有关书院的资料可以看出，士人所创办的民间书院除了为读书备考而藏书、教学之外，还有把酒题诗、以文会友、互赠诗礼等娱乐风雅之项，更有定期讲会、谈论政治、开堂讲学等学术交流功能。官方书院的功能，据《唐六典》记载：“集贤院学士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由此推知，有刊辑经籍、收求遗书、匡国大典、征求贤才、申表学术、顾问应对等政治性功能。可见源于官办和民办的两种书院，功能上各具特色，互补长短，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书院功能的多元性和全面性，确立了书院的重要地位，在以“文治武功”为传统的封建王朝里独占鳌头，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方式之一，由唐至清，而留史千载。
二、唐代时期的书院
中国书院有史可查的最初朝代是唐朝，地方志记载的最早一批书院分别为雍正《陕西通志》卷27载“瀛州书院”、嘉靖《青州府志》之“李公书院”、弘治《保定郡志》之“张说书院”，推测其创建年代分别为623年之前、649年之前、689年之前，均为唐朝初年。然书院之名可定，书院之实难辨，即书院是否有教学活动，限于史料有限，无从考证。有据可循的第一所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是松洲书院，乾隆《龙溪县志》载：“松洲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创建于尹宏当龙溪县令的三年时间里（707～709），这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使书院彻底摆脱了个人书斋的桎梏，因服务乡民和士人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教学功能成为书院核心部分开启先机，并最终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动力。
共有据史料记载，唐代书院46所左右，数量不多，但有开创之功。其特点有：
（一）多创建于形胜之地
临古寺，据青山，环境清幽，山形水色点缀其间，宛如仙境，不是桃园，胜似桃园。有诗为证，唐诗《题玉真观李泌书院》云：“白云斜日影深松，玉宇瑶坛知几重。”《题宇文山寺度书院》云：“读书林下诗，不出动经年。”①
（二）多为读书处
书院由个人读书治学之书斋转为向公众开放，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时完全蜕变。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书院则直接由士人读书之书斋转变而来。如“李公书院，在（临眗）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此阅司马兵法”；②李宽中书院，一名秀才书院，为邑人李宽中读书治学之所，刺史吕温到访院中题诗作纪：“闲院开轩笑语澜，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③
（三）具有士人创建之色彩
唐代40余所书院中，由士人亲力亲为而创建的书院有之；因士人之名望，在其曾经读书之地建立的书院亦有之。
（四）延续了书斋的部分功能
书院延续的书斋功能包括藏书功能、研究著述功能等。如东佳书院，义门陈氏创建于大顺元年（890）以前，“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并拟《陈氏家法》发明其藏书、教学等规制。至于著述研究功能，在唐诗里最明了：“年少今白头，删诗到几篇。”“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④
（五）书院分布与后来书院中心局限于南方的现象不同
唐朝书院分布多集中在长江流域，约为35/47，其中湖南第一，为8所；江西和陕西第二，为7所。由于资料收集不全，姑且认为湖南、江西、陕西同时为唐代书院的几个基地，共领风骚。
三、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 唐朝末年，南方分封割据，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南下，逐鹿中原。南北军事势力互争雌雄，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先后建立的政权有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南方政权有后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历时半个多世纪（907～960）。这一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战火连年、民不聊生，文化因战火而消歇，书院建设亦呈收缩之势。然幸有十余所书院，力图拯斯文于不坠，诚如钱穆先生在《五代十国之书院》一文中称：“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因其历史短暂，书院未有长足发展，但其是书院产生以来的第一个重要铺垫阶段，连接唐宋书院发展的纽带。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书院的特殊魅力和闪闪亮光。
书院经唐初至五代十国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获得了皇帝亲赐匾额并发布敕书的最高荣誉，这标志着政府已注意到了民间书院这一新事物，并予以肯定和嘉赏。这一举措给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由于得到了朝廷的表彰，书院具有了合法性，一方面，减小了民办书院时，来自条规陋习的阻力；另一面，则提升了士子入院就学的吸引力。后唐皇帝李嗣源所发敕书称：“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寻因养病遂而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⑤
在五代的13所书院中，有8所书院建于后唐或者南唐政权，其核心地域则直指江西。除了黄河流域的3所书院外，书院的地域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有9所约占70%的书院位于长江流域，这点相似于唐代的分布风格；而位于江西的书院比例激增，由唐代的15%飞升至61%，成为了毋庸置疑的领军地，预示了江西成为中国书院中心地的先兆。
四、两宋时期的书院
赵宋王朝，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历时167年（960～1126），南宋历时153年（1126～1279），共计32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进行了一系列整合功能、完善体制、扩大影响等工作，终于完成了化蛹为蝶的蜕变过程，由稚嫩而成熟，在历史舞台上独占一隅，为书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
（一）北宋时期
赵氏北宋王朝虽一统中原，但仍然受到五代十国战乱遗祸之影响，花了20年的时间才剪灭前蜀等政权。其国域北有大辽压境，西北有西夏对峙，国帑耗于边战，却战绩不佳。在政府心态上，武功无处宣扬，而转向于文治教化，加倍扩大科举取士员额；对于士人而言，无法以政府在军事上的成功（宋朝几乎没有战胜的记录）宣泄“以夏化夷”的大一统诉求，又厌恶战争带来的破坏，只能把文化上的话语权作为宋与对峙政权的第二战场。这样一来，就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加之政府迫于财政上的窘迫，无力大兴官学，但又不甘心退出“文化战场”，转而采取政策上鼓励与嘉奖民间私学，为兴办书院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北宋书院发展的最大成果是使书院扬名天下。北宋存续167年，兴办书院百余所，书院之名妇孺皆知。书院之名扬天下，除了上述契机外，主要还与北宋政府早期的书院政策有关。政府通过赐田、赐书、赐额、召见山长、封官赐爵等方式，大力倡导、表彰书院的创建，也借此机会参与书院的管理。书院办学条件、经济来源得到改善和保证的同时因为中国官本位的思想，其声望、影响等无形资本更是无可度量，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所谓“书院之称闻于天下”。从宋人争论的“天下四大书院”、“天下三大书院”的言词争辩中，也可以看出，在北宋时，书院就有了“天下”这一空间的范围。并在一次次政府褒奖之中，扬名天下（见表1）。
（注：表1只是受封书院的部分列表，资料来源：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史》）
北宋初期，书院曾有代替官学之强势，这是其时代背景和政府书院政策所致，官学的低迷不振使得民间书院成为统治者养士及取士的主要途径。书院与科举的结合加强了书院的教育功能——为科举应试服务。随着北宋经济力量的回升，政府必然会收回养士与取士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书院作为科举应试的培养场所，不可避免要受到科举制度本身腐败因素的影响。自庆历起的三次振兴官学的运动，对书院的冲击甚大，在其影响之下，名声素著的岳麓书院也不得不与潭州州学“合而为一”。
（二）南宋时期
南宋历时153年，创建与复兴的书院约有440多所，属于南宋创建的书院有300余所。南宋书院发展的高潮在理宗朝，与北宋书院比较来看（北宋书院不过百余所），明显可以感到书院蓬勃发展的势头。南宋虽然是偏安一隅的半壁王朝，但其在文化、经济上的繁兴却是中国历史的亮点。在书院发展史上，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完成了书院制度的确立，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关于这点的最好证明就是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学规》，成为了后来中国书院精神的象征，以致于在清朝仍被作为许多书院的学规典范。南宋书院制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山长、堂长负责制；师资的管理规范；生徒管理，包括入院考试、言行举止、考勤、奖惩等；教学管理，包括课程设计、讲授方式、定期考试等；为了从经济上保证书院的运作对经费管理的制度化等等。其中南宋书院制度最为完备的当属明道书院，《明道书院规程》对招生、教学、祭祀、考试、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⑥
其二，一批以对抗俗学和科举诱惑而进行讲道的士人，促使了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南宋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原因可以上溯到北宋，书院为科举取士而备的教育功能使得书院必然成为科举的附庸，并不可避免地随之腐化，因此有识之士，主要是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希望通过讲学等活动改变书院只为科举服务的单一性，转而追求书院的多元性发展。
五、蒙元时期的书院
元朝历时98年（1271～1368），据资料统计，其书院总数为408所，⑦年均为4.412所，高于南宋的年均数2.888所，表明元朝书院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领的中央集权，其治下的汉族读书人，尤其在元初，以传统的“夷夏之辩”与新政权长期对抗，自称是身在元土心系南宋的宋遗民，绝仕元朝，退避书院，讲学论经。元朝统治者为了缓和士人的抵触情绪，争取士人的支持，实施“以夏治夏”策略，不但承认宋遗民创办的书院，而且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元世祖）“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⑧“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土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⑨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书院生徒可以与州县学生一起参考。元朝的系列措施，部分实现了统治者化“遗民”为“臣民”的心愿，同时使书院获得更多发展、上升的空间。 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元朝书院有以下特点：
（一）书院与理学同步北移，填补了北方书院的理学空白
窝阔台七年（1235），创建太极书院于燕都（北京），供奉理学始祖。
（二）书院官学化，即书院具有了官学的某些特征
北宋时，书院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有过代替官学的趋势，元朝则因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书院逐渐官学化。措施之一：严格报批手续，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这使书院在一开始便纳入官僚管理的范畴之内。公文经过县、州、府、廉访司、都使者、路、行省、宣慰使、中书省、吏部、礼部、集贤院、国子监后再原路返回。以纪念孔子诞生的尼山书院，报批经历了四年，才得到批准。⑩措施之二：委派山长，并将山长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教谕、学录历两考，升山长、学正。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11拨置书院学田，设置学管理书院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国朝于天下祠学，所谓书院者，例设官置师弟子员，与州学等。以闲田隙地系于官者归于学、院，以赡癝稍之不足”。12
（三）少数民族加入了书院建设的队伍
除了作为“国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大量的书院之外，与蒙古人同等地位的“色目人”也有建立书院的记载，最有特色的是苗族建立书院的记载。县尹帖不儿不花建温公书院于夏县。浙江道肃政廉访使丑的重修杭州西湖书院。女真族舒噜多尔济将家宅改建为书院。13苗族杨再成创制的儒林书院，14毁于明代天启年间，绵延300余年。
（四）书院教学内容扩展，包括武、医、数学等
元人千奴创建的历山书院，“凡胜衣者悉就学，暇日习射御，备戎行……再舍而医…复藏方书，聘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七剂者”。15
六、明朝时期的书院
明朝（1368～1644）历时277年，明代书院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其间书院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至天顺年间，共97年，创建兴复书院143所，占明代书院的7.3%，是明代书院发展的初期；第二阶段为成化朝至明末，书院呈现繁荣气象，繁荣的背后也经历了颇多磨难。
明朝初期抑制书院、倡导官学、八股取士并与官学相连、优待官学肆业者等政策，使书院在约百年的时间里处于低潮。洪武五年（1372），“罢革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董之”；“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16“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科举必由学校”，17有力地促成了官学空间的膨胀，抑制了书院空间的拓展。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始开书院之禁，《宪宗实录》卷198，有宪宗赐额紫云书院的记载。同时，一些著名的书院也得到修复，如《岳麓志》卷8记载，岳麓书院在成化五年（1469）之后又“振文教于湖南，流声光于天下”。明中后期书院的辉煌，主要是因为官学，日益成为科举应试的工具而丧失了学术功能，加之学校受到科举腐陋的侵蚀，“为师者名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不能正。生徒放旷而不能责，有所问辩而不能对。故成才者少，无良者多”；“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18。于是像王明阳、湛若水等读书人，把希望寄托于书院，创建书院、讲学于书院，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
明代书院最大特点是书院的平民化及新式书院的创立。由于书院至唐代创立以来，皆是读书治学、备试科举、学术讲习的场所，进入书院的大多是肆业生徒、文人雅士，加之传统尊师重教的道德熏陶，使得书院并非一般平民老百姓自由出入的地方。明中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平民儒士的出现，书院“会讲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听讲，不妨与进”，“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凡我百姓，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镜他方，但愿听讲……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19
明代的新型书院主要有两类：肆武书院和王府书院。军事书院历史悠久，如前面提到的元人千奴创办的历山书院“暇日射御，备戎行”，而专业军事书院则始于明代。“肆武书院……以武臣子弟无教，乃创正厅……习武经、六艺焉”；辽阳“武书院……取本科乡试武举群居其中……俾各娴习骑射，精通韬略”。20王府在秦汉之前已有，而王府书院成为了明代的特色之一。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可能为了避免皇室纷争，对于没有当上太子的子弟分封为王，遣往各地设藩建府，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不许他们过问朝廷及地方政事。于是这些藩王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支持或建立书院。由于王府的经济社会地位，其书院更具威望，声名远播。如南昌宁王府创办的阳春书院、楚藩正心书院、晋藩养德书院、沈藩勉学书院、蜀藩西清书院、鲁藩承训书院等。
明朝书院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挫折，嘉庆年间，为了抑制阳明心学，倡导朱熹理学，万历朝的首辅张居正针对讲学风气，认为“号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以至“诏毁天下书院”。21天启年间，皇帝昏庸，宦官魏忠贤当道，建立东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擅权乱政，荼毒生灵，引起了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天下士人的愤概。为了消除清议，魏党制造事端，“伏乞敕下各省直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改”，22书院又一次步入低谷。
七、清朝时期的书院
清朝是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1年民国建立，历时268年，政治上奠定了中国现有的版图，正式对西藏实行管理，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文治上，编订《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书院的发展也随着康乾盛世而繁荣，共创建复兴书院4300多所，包括官办书院、乡间书院及家族书院。清朝书院的发展经历了由禁锢到倡导至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过程。顺治朝，大国初建，出于控制舆论、抑制清议及裁量人物之风，而“不许别创书院，聚众徒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23经康熙朝书院控制的松动至雍正朝积极支持，到乾隆年间，书院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乾隆朝建复书院1298所，并因“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之不及”，积极整顿书院，使其与官学、科举一体化，为国家统治服务。 清朝书院建设的辉煌表现在书院数量的庞大、书院范围的扩展（台湾、西藏、内蒙）、书院规格的提高（定位为“古侯国之学”）、皇帝的赐书题额、皇家书院的创立以及外来书院的涌入等方面。
清代书院有以下特点：
（一）皇家书院出现
康熙五十年（1711），为皇子胤禛（雍正）构建热河避暑山庄的乐山书院并御书院额。24
（二）满族书院建立
早在康熙朝，就有专门教授满族贵族子弟的满洲学房，康熙十五年，赐名龙城书院，赐额“龙飞胜地”。随着满族八旗子弟驻防全国，满族书院作为八旗子弟肆业之所也遍布各地，教习汉语、满语及骑射。
（三）书院的城市化趋向
书院逐渐由传统的形胜之所转往城郊，书院和官学一起成为清朝取仕的途径之一，因而接近治所、熟悉考试程序无疑可以提高书院的应试业绩，从而获得更重要的地位，而在城市，书院也更有机会获得官员、商人的资助。这使书院成为科举应试中日益世俗化的产物。
（四）教会书院兴盛
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后期进入中国，最早的教会书院是杭州耶稣会士创办的虔诚书院。虽然明代就有了教会书院，但由于种种闭关锁国的思想及策略，直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撞开了国门之后，一方面，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创立教会书院；另一方面，面对中西文明冲突，中国及其人民在经历了抵触、拒斥、中西结合、全盘西化的反应过程，洋务派及维新派等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了教会书院，教会书院开始兴盛。
书院作为培养士人的重要方式之一，决定了书院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大体来说，书院的发展从唐至清都是呈上升趋势，虽然其发展的过程也是曲折的，有繁荣与衰落的更替，也有成长与挫折的变更，如果说把书院比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事物，它的人生也如所有人的人生一样丰富多彩。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和建立，书院面临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应对，在此引用邓洪波的观点作为结语：“书院努力适应这急剧变化的文教需求，引进‘新学’、‘西学’积极的改变、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然而正当推进改革之时，全国书院被强迫在短时期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25
[注 释]
①《全唐诗》卷245、卷3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嘉靖 《临朐县志》卷4。
③《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
④于鹄：《题宇文褧山寺读书院》，《全唐诗》卷310。
⑤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31～31页。
⑥摘录于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第57～58页。
⑦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⑧《元史·世祖本纪》。
⑨《元史·选举志一》。
⑩元·虞集：《尼山书院记》，见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93页。
11《元史》卷81，《选举志·学校》。
12元·宋禧《庸庵集》卷14，《高节书院增地记》。
13元·王沂：《石室书院记》，见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93页。
14元·赵长翁：《儒林书院记》，光绪《湖南通志》 卷69。
15元·程文海：《历山书院记》 ，见《雪楼集》 卷12。
16嘉靖《东乡县志》卷上。
17《元史·选举志一》。
18《明宣宗实录》卷10。
19万历《仁文书院志》卷11，明·耿橘 《虞山书院志》卷4。
20嘉靖《九江府志》卷10，嘉靖 《全辽志》卷1。
21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39。
22《明熹宗实录》卷62。
23《清朝文献通考》 卷73。
24清·乾隆皇帝《御制诗三集》卷68。
2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