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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徵起义作为交趾地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叛乱，是西南边郡社会情况发生了剧变的证明。此时的中央政府逐渐认识到西南边郡在物产和交通两方面的重要性并对交趾等郡加强了控制，这些措施最终导致了以二徵起义为代表的反弹。通过对二徵起义的探讨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公元初的西南边郡。
[关键词]东汉 交趾郡 二徵起义 马援 西南边郡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34-02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今越南）女子徵侧与其妹徵二起兵叛乱。徵侧自立为王，称“徵王”。起义军击败了汉朝驻军，取得六十五座城池，得到了九真、日南、合浦等临近郡县的响应，影响至于今越南全境和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获知此事后，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四月，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两万军队（其中汉兵八千）和两千艘车船，水陆并进，南征交趾。建武十九年马援击溃起义军，徵侧徵二身死。马援又挥师九真，追击徵侧余党，迫使其残部于居风县（今越南清越）投降。建武二十年，马援班师回朝。这一事件史称二徵起义、二徵暴乱、二徵叛乱等。本文统一以二徵起义称呼之。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以二徵起义称呼之。前人关于二徵起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1，但又在一定层面上失之偏颇。本文在中越两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事件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史籍所载的二徵起义
中国史籍中对此事的记述较少。《水经注》载：“后朱鸢雒将子名诗索，麋泠雒将女名徵侧为妻，侧为人有胆勇，将诗起贼，攻破州郡，服诸雒将，皆属徵侧为王，治麋泠县，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2在《后汉书》中记载更为详细：“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领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3“（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麋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4从上述所引中国古籍记载，我们可大概知道各史籍所载基本一致。
越南15世纪末叶的神话故事集《岭南摭怪》载：“按史记：二徵夫人姓雒氏，姊名侧，妹名贰，峰州麋泠人，交州雒将之女子也。侧嫁于朱鸢县人诗索为妻，甚有雄勇操守，能总决机权。时交州刺史（应为太守，此处有误）苏定贪暴好杀，州人苦之。侧仇定之杀其夫，遂与妹贰往起兵攻定，陷交州（应为交趾，交州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称谓），以至九真、日南、合浦诸郡皆应之，略定岭南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始徵氏焉。”5《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载：“庚子……春二月，交趾女徵侧起兵攻太守苏定。逐之，自立为王……太守苏定为政贪暴，杀其夫，乃与妹徵贰举兵攻陷州治。”6明代安南无名氏所撰的《越史略》载：“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麋泠县人徵侧，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县人诗索妻，性其雄勇，所为不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侧怒，乃与其妹贰起峰州兵，攻陷郡县……自立为王。”7
从以上列举之中国古籍与越南古籍记载来看，二徵起义的原因或是因为替夫报仇（“侧仇定之杀其夫”），或是由于受到苏定的压迫（“苏定为政贪暴”），或是由于徵侧“性甚雄勇，所谓不法”，矛盾双方都只是太守苏定和诗索徵侧夫妇而已。若起义原因仅只如此，起义绝不会得到响应以至于攻陷三郡六十五城。事实上，声势浩大的二徵起义并不是东汉交趾地区的一个特例。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据《剑桥中国秦汉史》统计，从公元前200至前1年，只有3次起义，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至200年，发生了 53次起义，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i。这样的对比暗示了公元初中国西南郡县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交趾等地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可以解释二徵起义的爆发？笔者将以此为线索展开。
二、二徵起义原因蠡测
（一）地方官员贪污以及赋税沉重
在《后汉书》关于交趾珍珠的两条记载里都提到了当地官员的贪污行为，其实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交趾等郡盛产奇珍异宝，地方官员欲趁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并不足为奇。再考虑到西南地区地处偏远，刺史巡查并不频繁，太守又手握重权，南方各郡的吏治败坏完全可以想象。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湘成侯监居翁之子益昌“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赃百万以上，不道，诛”8，这是西南边郡宰守涉足贪污的明确证据。
二徵起义发生时的交趾太守苏定也留有贪名。马援在交趾时曾经上书称苏定“张眼视钱，睫目讨贼，怯于战功”9越南正史中给他的评价是“贪暴”10，时任太守的贪婪得到了事件双方的一致认同，而这应与起义的爆发直接相关。地方官员的贪婪常常增加民众的负担，导致当地“吏民怨叛”。如武帝末年的珠崖太守孙幸“调广幅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后汉书》也直白地记述“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年一反。”
此时的交趾雒民除了贡献物产，还需缴纳赋税，这更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压力。公元初的虽然起义前确切的税率不得而知，但从二徵起义时徵侧所推行的政策 “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11可见，赋税曾经两年缴纳一次，而起义前的赋税必已比“二岁调赋”为重。考虑到交趾等郡需要长期供给内地土产珍奇，赋税带给当地土著的压力可能远比內郡为大。故而，过重的赋税压力而致使起兵反叛，成为二徵起义的另一种可能原因。
（二）大量汉族移民迁入
对雒民来说，来自政府的经济压力也许只是一方面，迁入的汉族移民也使他们的境遇更加恶化。《剑桥中国秦汉史》认同这一点，并以此解释二徵起义：“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剑桥秦汉史》认为二徵起义就是当地土著对汉族移民的反抗，也是移民并未在西南地区取得绝对优势的反映。 史有所载的对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包括秦时对桂林、象郡的戍军，西汉将合浦、东汉中期以后将日南当做流放地，以及东汉末年大批士族逃避战乱迁入交趾。将西汉末年交趾、九真的人口与赵佗治下的南越国相比，从四十多万增长到九十多万，一个多世纪内数量增加了一倍多12。由此推测，在二徵起义爆发前交趾等地曾经涌入大量汉族移民。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两个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与互动。据此推考，汉移民在交趾三郡的定居，确有可能引发一场土著居民的起义。
（三）文化及法律的差异巨大
镇压起义后，政府继续强力推行汉化。“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 44 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13 这一记述见于《后汉书》“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14
法律上的冲突也当是事实。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和《越史略》在记述起义缘由时，也像《后汉书》中一样提到了“王苦太守苏定绳以法”、“（徵侧）所为不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 ，可惜史料缺失，我们无处得知徵侧所犯之法到底为何。读史可知，越地通行的法律与汉律存在冲突。武帝元鼎年间（前118-前111）南越国王想要内附，却害怕从此他“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15，后南越国内附之时，汉果然遣使明喻“除其故黥、刖刑，用汉法”16。淮南王刘安的封国接近越地，对西南地区情况较为了解，他曾经评价道：“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17
不妨做一大胆推测，越南史籍中徵侧所犯之法就在这“十余事”中，而当地人对这“十余事”早已有所怨言？会不会上至雒将下至雒民对这“十余事”为代表的汉律和边郡的重刑心怀不满酿至起义？亦或是光武帝在起义爆发两年后颁布的诏令就是针对二徵起义做出的法律上的调整？限于史料，笔者妄作推测，唯有留待新史料的发现，以重加考证。
三、对东汉时期西南叛乱的再探讨
虽然二徵起义被成功镇压，但并未能一劳永逸。在东汉末期西南边郡起义频发，公元100 年到184 年间发生的猛烈暴动不少于7 次（在公元100、116、137、144、157、178和184年），经常引起中国人的强大的防御行动。18时时有必要从其他郡调出军队，西南叛乱已成为朝廷的重要问题。
伯希和在考察唐代交州叛乱时认为，“638年交州刺史李道彦讨伐贵州北部土人之事，亦无非维持广西与长安之交通而已”19，广西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对外商贸的中转地。以这一观点看东汉政府对南方叛乱的态度也是可行的。结合上文，笔者认为，此时的西南边郡已不像西汉末年的珠崖郡一样仅仅是宝货的供应地，更逐渐成为宝货贸易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财政来源，也因此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不惜招致当地土著的不满。在王朝控制力足够时，当地人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抗可以被镇压，但开国伊始和末年这些对压迫的反弹常会酝酿为轰轰烈烈的土著起义，二徵起义就是一个好例。
注释
1越南学者明峥在《越南史略》中提出，汉朝官吏强迫人民劳动、侵占村社土地，还在新的耕作方式推广、原有的奴隶制社会崩溃之时坚持落后的无限制供物的剥削方式，这最终导致了以二徵起义为代表的人民反抗浪潮和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学者施铁靖在《论马援》中，认为二徵起义违背了历史潮流，而东汉将领马援平交趾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顺应历史潮流的。以上观点以论代史，价值较小。越南学者陶维英编写的《越南古代史》认为，汉朝太守强迫推广礼教干涉了交趾的风俗，抢夺各部落土地的行为既损害了当地贵族的利益，又增加了当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引起了不满。在新任太守苏定更为明目张胆和残暴的手段下，不满发展为怨恨。当麋泠地区贵族之女徵侧与朱鸢地区贵族之子诗索缔结婚姻之时，太守对地方贵族之间结合的防备最终导致了起义。陶维英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限于材料的匮乏考证有限，结论多建立在猜测之上。
2（北魏）郦道元注，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三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4年，第1155页。
3《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38页。
4《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 页。
5（越）武琼等：《岭南摭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8《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56页。
9《东观汉记》卷十二，第422页。
10（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0页。
11（北魏）郦道元注，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三十七，第1155页。
12（越）明峥著，范宏科、吕谷译：《越南史略》，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
13（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第288页。
1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40页。
15《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583页。
16《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583页。
17《汉书》卷六四《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7—2778页。
18《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 页。
19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页。
作者简介
朱承梁，199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现就读于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2级汉语言文学2班。
[关键词]东汉 交趾郡 二徵起义 马援 西南边郡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3-0234-02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今越南）女子徵侧与其妹徵二起兵叛乱。徵侧自立为王，称“徵王”。起义军击败了汉朝驻军，取得六十五座城池，得到了九真、日南、合浦等临近郡县的响应，影响至于今越南全境和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获知此事后，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四月，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两万军队（其中汉兵八千）和两千艘车船，水陆并进，南征交趾。建武十九年马援击溃起义军，徵侧徵二身死。马援又挥师九真，追击徵侧余党，迫使其残部于居风县（今越南清越）投降。建武二十年，马援班师回朝。这一事件史称二徵起义、二徵暴乱、二徵叛乱等。本文统一以二徵起义称呼之。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以二徵起义称呼之。前人关于二徵起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1，但又在一定层面上失之偏颇。本文在中越两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事件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史籍所载的二徵起义
中国史籍中对此事的记述较少。《水经注》载：“后朱鸢雒将子名诗索，麋泠雒将女名徵侧为妻，侧为人有胆勇，将诗起贼，攻破州郡，服诸雒将，皆属徵侧为王，治麋泠县，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2在《后汉书》中记载更为详细：“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领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3“（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麋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4从上述所引中国古籍记载，我们可大概知道各史籍所载基本一致。
越南15世纪末叶的神话故事集《岭南摭怪》载：“按史记：二徵夫人姓雒氏，姊名侧，妹名贰，峰州麋泠人，交州雒将之女子也。侧嫁于朱鸢县人诗索为妻，甚有雄勇操守，能总决机权。时交州刺史（应为太守，此处有误）苏定贪暴好杀，州人苦之。侧仇定之杀其夫，遂与妹贰往起兵攻定，陷交州（应为交趾，交州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称谓），以至九真、日南、合浦诸郡皆应之，略定岭南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始徵氏焉。”5《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载：“庚子……春二月，交趾女徵侧起兵攻太守苏定。逐之，自立为王……太守苏定为政贪暴，杀其夫，乃与妹徵贰举兵攻陷州治。”6明代安南无名氏所撰的《越史略》载：“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麋泠县人徵侧，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县人诗索妻，性其雄勇，所为不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侧怒，乃与其妹贰起峰州兵，攻陷郡县……自立为王。”7
从以上列举之中国古籍与越南古籍记载来看，二徵起义的原因或是因为替夫报仇（“侧仇定之杀其夫”），或是由于受到苏定的压迫（“苏定为政贪暴”），或是由于徵侧“性甚雄勇，所谓不法”，矛盾双方都只是太守苏定和诗索徵侧夫妇而已。若起义原因仅只如此，起义绝不会得到响应以至于攻陷三郡六十五城。事实上，声势浩大的二徵起义并不是东汉交趾地区的一个特例。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据《剑桥中国秦汉史》统计，从公元前200至前1年，只有3次起义，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至200年，发生了 53次起义，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i。这样的对比暗示了公元初中国西南郡县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交趾等地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可以解释二徵起义的爆发？笔者将以此为线索展开。
二、二徵起义原因蠡测
（一）地方官员贪污以及赋税沉重
在《后汉书》关于交趾珍珠的两条记载里都提到了当地官员的贪污行为，其实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交趾等郡盛产奇珍异宝，地方官员欲趁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并不足为奇。再考虑到西南地区地处偏远，刺史巡查并不频繁，太守又手握重权，南方各郡的吏治败坏完全可以想象。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湘成侯监居翁之子益昌“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赃百万以上，不道，诛”8，这是西南边郡宰守涉足贪污的明确证据。
二徵起义发生时的交趾太守苏定也留有贪名。马援在交趾时曾经上书称苏定“张眼视钱，睫目讨贼，怯于战功”9越南正史中给他的评价是“贪暴”10，时任太守的贪婪得到了事件双方的一致认同，而这应与起义的爆发直接相关。地方官员的贪婪常常增加民众的负担，导致当地“吏民怨叛”。如武帝末年的珠崖太守孙幸“调广幅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后汉书》也直白地记述“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年一反。”
此时的交趾雒民除了贡献物产，还需缴纳赋税，这更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压力。公元初的虽然起义前确切的税率不得而知，但从二徵起义时徵侧所推行的政策 “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11可见，赋税曾经两年缴纳一次，而起义前的赋税必已比“二岁调赋”为重。考虑到交趾等郡需要长期供给内地土产珍奇，赋税带给当地土著的压力可能远比內郡为大。故而，过重的赋税压力而致使起兵反叛，成为二徵起义的另一种可能原因。
（二）大量汉族移民迁入
对雒民来说，来自政府的经济压力也许只是一方面，迁入的汉族移民也使他们的境遇更加恶化。《剑桥中国秦汉史》认同这一点，并以此解释二徵起义：“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剑桥秦汉史》认为二徵起义就是当地土著对汉族移民的反抗，也是移民并未在西南地区取得绝对优势的反映。 史有所载的对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包括秦时对桂林、象郡的戍军，西汉将合浦、东汉中期以后将日南当做流放地，以及东汉末年大批士族逃避战乱迁入交趾。将西汉末年交趾、九真的人口与赵佗治下的南越国相比，从四十多万增长到九十多万，一个多世纪内数量增加了一倍多12。由此推测，在二徵起义爆发前交趾等地曾经涌入大量汉族移民。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两个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与互动。据此推考，汉移民在交趾三郡的定居，确有可能引发一场土著居民的起义。
（三）文化及法律的差异巨大
镇压起义后，政府继续强力推行汉化。“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 44 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13 这一记述见于《后汉书》“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14
法律上的冲突也当是事实。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和《越史略》在记述起义缘由时，也像《后汉书》中一样提到了“王苦太守苏定绳以法”、“（徵侧）所为不法，太守苏定绳之以法” ，可惜史料缺失，我们无处得知徵侧所犯之法到底为何。读史可知，越地通行的法律与汉律存在冲突。武帝元鼎年间（前118-前111）南越国王想要内附，却害怕从此他“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15，后南越国内附之时，汉果然遣使明喻“除其故黥、刖刑，用汉法”16。淮南王刘安的封国接近越地，对西南地区情况较为了解，他曾经评价道：“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17
不妨做一大胆推测，越南史籍中徵侧所犯之法就在这“十余事”中，而当地人对这“十余事”早已有所怨言？会不会上至雒将下至雒民对这“十余事”为代表的汉律和边郡的重刑心怀不满酿至起义？亦或是光武帝在起义爆发两年后颁布的诏令就是针对二徵起义做出的法律上的调整？限于史料，笔者妄作推测，唯有留待新史料的发现，以重加考证。
三、对东汉时期西南叛乱的再探讨
虽然二徵起义被成功镇压，但并未能一劳永逸。在东汉末期西南边郡起义频发，公元100 年到184 年间发生的猛烈暴动不少于7 次（在公元100、116、137、144、157、178和184年），经常引起中国人的强大的防御行动。18时时有必要从其他郡调出军队，西南叛乱已成为朝廷的重要问题。
伯希和在考察唐代交州叛乱时认为，“638年交州刺史李道彦讨伐贵州北部土人之事，亦无非维持广西与长安之交通而已”19，广西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对外商贸的中转地。以这一观点看东汉政府对南方叛乱的态度也是可行的。结合上文，笔者认为，此时的西南边郡已不像西汉末年的珠崖郡一样仅仅是宝货的供应地，更逐渐成为宝货贸易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财政来源，也因此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不惜招致当地土著的不满。在王朝控制力足够时，当地人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抗可以被镇压，但开国伊始和末年这些对压迫的反弹常会酝酿为轰轰烈烈的土著起义，二徵起义就是一个好例。
注释
1越南学者明峥在《越南史略》中提出，汉朝官吏强迫人民劳动、侵占村社土地，还在新的耕作方式推广、原有的奴隶制社会崩溃之时坚持落后的无限制供物的剥削方式，这最终导致了以二徵起义为代表的人民反抗浪潮和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学者施铁靖在《论马援》中，认为二徵起义违背了历史潮流，而东汉将领马援平交趾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顺应历史潮流的。以上观点以论代史，价值较小。越南学者陶维英编写的《越南古代史》认为，汉朝太守强迫推广礼教干涉了交趾的风俗，抢夺各部落土地的行为既损害了当地贵族的利益，又增加了当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引起了不满。在新任太守苏定更为明目张胆和残暴的手段下，不满发展为怨恨。当麋泠地区贵族之女徵侧与朱鸢地区贵族之子诗索缔结婚姻之时，太守对地方贵族之间结合的防备最终导致了起义。陶维英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限于材料的匮乏考证有限，结论多建立在猜测之上。
2（北魏）郦道元注，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三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4年，第1155页。
3《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38页。
4《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 页。
5（越）武琼等：《岭南摭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8《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56页。
9《东观汉记》卷十二，第422页。
10（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0页。
11（北魏）郦道元注，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三十七，第1155页。
12（越）明峥著，范宏科、吕谷译：《越南史略》，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
13（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第288页。
14《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40页。
15《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583页。
16《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583页。
17《汉书》卷六四《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7—2778页。
18《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 页。
19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页。
作者简介
朱承梁，199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现就读于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2级汉语言文学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