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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田园生活和田园景色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将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以田园题材创作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所推崇。
【关键词】田园诗；思想；影响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钟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陶渊明的诗歌，内容是复杂的，因此不同方面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的作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光明峻洁的人格和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教育了后代文人不屈服于权贵，不与庸俗之流为伍。唐代大诗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在强敌压境或政治十分黑暗、社会变革即将到来的时候，他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的疾恶除暴的精神，也给作家以巨大的支持与鼓舞。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在一首〈水龙吟〉词中高声唱道：“须信此翁(指陶渊明)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处于从封建社会末期转向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转折点上的诗人龚自珍也曾赞许陶渊明说：“陶潜诗喜咏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舟中读陶诗三首》。他的桃花源理想对后代也有积极的影响，北宋进步的政治革新家王安石曾歌颂这个社会是“虽有父子无君臣”，对“闻道长安吹战尘”的现实表现了深沉的感慨。康与之的《昨梦录》写一出世人世界，显然是模拟《桃花源记》，其中也提出“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台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这是封建社会里决不能有的。另一方面，陶渊明诗中平静安谧的境界，逃避现实的思想也影响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退隐生活中，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谪居海南时期，都酷爱陶渊明，实际是在他那超脱现实的态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虽然白、苏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实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己，但这种影响作用无疑也是存在的。宋以后许多过闲居安逸生活的士大夫喜爱陶渊明，大多也是从这一方面出发的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厌倦了官场的以后，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陶渊明的天命思想在生死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陶渊明的身体一向不好，“本既不丰”，再加上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又饮酒过度，所以到五十岁就急剧衰老，不久又发生晋宋易代的大变动，于是他在诗文中常常提到“死”。如他在5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于是留下一份遗嘱《与子俨等疏》，以表达对孩子们的疼爱。在这篇文章中，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话：“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他认为子夏的话正是“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意思。因为，穷达、寿夭这类人生大事早已由天命注定，任何妄求、外请都无济于事。但陶渊明和所有人一样，不免有生之留恋，所以他曾想托青鸟向西王母进言“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他还曾服长生药，练长生功；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古皆有没，万岁如平常”。但是在明白了生命的这种“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的不可改变性后，诗人产生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尤其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据他的老朋友颜延之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
正是因为陶渊明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才使得他处变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始终以一个隐者的身份观察世态人情；始终保持自己傲岸的身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种处世态度，不仅影响了后世文人墨客的创作及思想，也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注释：
［1］ 《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158页
［2］ 《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68页
［3］ ［4］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
［5］ 《鲁迅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18册
［6］ 《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2003年第6期，第16页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
［2］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
［3］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2003年第4期，第8页⑤ 冯树纯《中国古代文学辅导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
【关键词】田园诗；思想；影响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钟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陶渊明的诗歌，内容是复杂的，因此不同方面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的作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光明峻洁的人格和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教育了后代文人不屈服于权贵，不与庸俗之流为伍。唐代大诗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容忍，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在强敌压境或政治十分黑暗、社会变革即将到来的时候，他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的疾恶除暴的精神，也给作家以巨大的支持与鼓舞。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在一首〈水龙吟〉词中高声唱道：“须信此翁(指陶渊明)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处于从封建社会末期转向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转折点上的诗人龚自珍也曾赞许陶渊明说：“陶潜诗喜咏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舟中读陶诗三首》。他的桃花源理想对后代也有积极的影响，北宋进步的政治革新家王安石曾歌颂这个社会是“虽有父子无君臣”，对“闻道长安吹战尘”的现实表现了深沉的感慨。康与之的《昨梦录》写一出世人世界，显然是模拟《桃花源记》，其中也提出“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台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这是封建社会里决不能有的。另一方面，陶渊明诗中平静安谧的境界，逃避现实的思想也影响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退隐生活中，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谪居海南时期，都酷爱陶渊明，实际是在他那超脱现实的态度中寻求精神的安慰。虽然白、苏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实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己，但这种影响作用无疑也是存在的。宋以后许多过闲居安逸生活的士大夫喜爱陶渊明，大多也是从这一方面出发的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厌倦了官场的以后，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陶渊明的天命思想在生死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陶渊明的身体一向不好，“本既不丰”，再加上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又饮酒过度，所以到五十岁就急剧衰老，不久又发生晋宋易代的大变动，于是他在诗文中常常提到“死”。如他在5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于是留下一份遗嘱《与子俨等疏》，以表达对孩子们的疼爱。在这篇文章中，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话：“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他认为子夏的话正是“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意思。因为，穷达、寿夭这类人生大事早已由天命注定，任何妄求、外请都无济于事。但陶渊明和所有人一样，不免有生之留恋，所以他曾想托青鸟向西王母进言“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他还曾服长生药，练长生功；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古皆有没，万岁如平常”。但是在明白了生命的这种“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的不可改变性后，诗人产生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尤其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据他的老朋友颜延之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
正是因为陶渊明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才使得他处变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始终以一个隐者的身份观察世态人情；始终保持自己傲岸的身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种处世态度，不仅影响了后世文人墨客的创作及思想，也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注释：
［1］ 《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158页
［2］ 《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68页
［3］ ［4］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
［5］ 《鲁迅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18册
［6］ 《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2003年第6期，第16页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
［2］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
［3］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2003年第4期，第8页⑤ 冯树纯《中国古代文学辅导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