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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最早刻印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本，在聊斋学研究界是确凿无疑的定论。但是比青柯亭本晚半年，在山东周村还有一个王金范十八卷选刻本问世。那么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为什么现在销声匿迹？到底是周村哪家印刷堂号刊印？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谈谈看法。
其实关于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刊印年代和价值，在聊斋学研究界早被引起重视，中外多位专家都有研究文章。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当属袁世硕的《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见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1月版）。袁世硕以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考证了王金范其人的生平事迹，选刻十八卷本的时间、缘由，以及性质、价值。本文开篇说：“乾隆三十一年（1766）冬，杭州有赵起杲、鲍廷博编刻之十六卷本《聊斋志异》问世（即青柯亭本）；次年春夏之交，山东长山县之周村（今属淄博市）又有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刻成。”由此可知，王金范十八卷本是乾隆三十二年行世，比青柯亭本晚半年。在本文中，袁世硕为了阐述王金范选刻本的性质和价值，不嫌琐碎将王金范选刻本的全部篇目开列出来作了鉴别。对其价值和性质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定性：第一，王刻十八卷本实收录蒲松龄原著267篇，仅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强，并非全本，而是一部以自己好恶取舍原作，自出心裁的选本。第二，王刻选本在编次上自以为是，以“孝”“悌”“智”“贞”“义”“贤”“勇”等毫无意义的抽象词句，分门别类编目，打乱了原来以写作时间为序的编目。第三，王刻选本不尊重作者，站在一个小封建官吏的阶级立场，以“爰择其可观者”为选编标准，妄自删改原著，极大损伤了《聊斋志异》原貌。比如被后世所称道的《促织》《梦狼》《席方平》《考弊司》《林四娘》《金和尚》等的优秀作品全被删除，《聊斋志异》讥刺官贪吏虐的主题自然大打折扣，当然也是选编者的目的。第四，怀一己之私，冒作《淄川吏》，将与他同时代的淄川县令杨成龙描写为“诡诈多端”的恶吏，硬塞入选本，借蒲松龄之手以泄私愤。这样的一种版本没有广泛流传开来事所必然。
再说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的印刷堂号。王金范原为长山县县丞，查《长山县志》确有其人。其选刻《聊斋志异》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好离任。袁世硕在《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中说周村为长山县治，可能由于先生不了解周村历史沿革所误。其实，周村从未做过县城，历来隶属于长山县的一个镇。由于周村自清初以来商贸发达，成为鲁中重镇，长山县在周村设立县丞衙门，专管周村事务。作为县丞的王金范常驻周村还是可能的，在周村刻印《聊斋志异》顺理成章。根据袁世硕《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中介绍的此选本基本情况得知，此选刻本在周村一共印刷过三次。初刻本内封题：乾隆丁亥孟夏新镌，介景堂藏版（此乾隆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又有乾隆乙巳年重镌本，内封右侧题“淄川蒲松龄柳泉氏著，金坛王梓园横山氏参订；左侧题：分类、圈点、郁文堂梓行”（此乙巳年是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据日本藤田祐贤、八木章好合编《聊斋研究文献要览》，光绪年间还有王毓英之重刻本，题《聊斋志异》新本，但没有记载印刷堂号。尽管王金范选刻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仅在周村就刊印过三次，但是由于王金范的立场和方法，致使这个选刻本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还是没能流传下来。故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现仅侥幸存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部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个选刻本的罕见，有人杜撰出“第一部《聊斋志异》诞生在周村三益堂”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地方旅游热的兴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尊重历史的角度，都有必要对王金范选刻本《聊斋志异》印刷堂号问题加以廓清。
王金范选刻本首次印刷，明白无误地记载“介景堂藏”，第二次是“郁文堂梓行”，第三次则没有记载刊印字号。由于年代久远，虽经多方了解，周村的“介景堂”已经无人知晓其兴衰历史。而“郁文堂”，至今有老人记忆地址在丝市街原东方红照相馆处。那么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第一部《聊斋志异》诞生地”的“三益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采访了曾经在“三元堂”做过学徒和工人的崔道恒先生和“三元堂”掌柜傅竹江嫡孙傅纲领先生，大致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崔道恒1930年出生于周村，自十五岁到姨夫傅竹江开办的“三元堂”学徒。能说清楚从“三益堂”到“三元堂”历史渊源的唯他一人而已。他对在“三元堂”旧址挂上个“三益堂”的招牌，和“三益堂”最早印刷过《聊斋志异》的说法耿耿于怀。据他讲述，其姨夫傅竹江原名付春湘，字竹江，原籍山东省广饶县李壉村，1903年出生，其父付安民为谋生活，年轻时拖家带口迁居周村，时间大约在清末民初。起初以肩挑叫卖黄表纸和香维持生计，后来扩大到笔墨纸张。有了本钱，自己租赁门头印刷账本、年画、简单书刊，兼营文具、书籍、笔墨纸张。为了扩大经营，付安民与其二位同行于1923年合资成立印刷字号“三益堂”，意为“三家受益”，地址在鱼店街路北。但是合资印刷字号“三益堂”只维持了不到10年时间。1928年，付安民去世，其子傅竹江接任父亲成为资东。1930年，“三益堂”三家合资人协议分家，各起炉灶，傅竹江字号起名“三元堂”，另两家叫“文林堂”“承文新”。“三元堂”随之搬迁到大街北头路西，地址就是现在大街285号，所谓“三益堂”处。崔道恒就是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建国后的1955年公私合营。1956年，傅竹江的“三元堂”合营到周村人民印刷厂（后更名红旗印刷厂），傅竹江作为资方代表任副厂长，1957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年五十四岁。据出生于1946年的傅竹江嫡孙傅纲领回忆，“三元堂书笔文具店”的匾额为王国祯所书，1950年代中期尚在门口悬挂。出生于1928年的周村文史研究者王冠僧老先生，也曾谈及，1940年代此处挂的是“三元堂”匾牌。这样看来，周村历史上即使存在过“三益堂”字号，也不过是近90年的事情，距离着乾隆三十二年（1767）差了150年，王金范到哪儿找“三益堂”刊印《聊斋志异》呢？
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到底是周村哪家印刷堂号刊印，还有待专家做进一步考证。
（责任编辑：陈丽华）
《聊斋志异》最早刻印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本，在聊斋学研究界是确凿无疑的定论。但是比青柯亭本晚半年，在山东周村还有一个王金范十八卷选刻本问世。那么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为什么现在销声匿迹？到底是周村哪家印刷堂号刊印？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谈谈看法。
其实关于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刊印年代和价值，在聊斋学研究界早被引起重视，中外多位专家都有研究文章。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当属袁世硕的《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见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1月版）。袁世硕以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考证了王金范其人的生平事迹，选刻十八卷本的时间、缘由，以及性质、价值。本文开篇说：“乾隆三十一年（1766）冬，杭州有赵起杲、鲍廷博编刻之十六卷本《聊斋志异》问世（即青柯亭本）；次年春夏之交，山东长山县之周村（今属淄博市）又有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刻成。”由此可知，王金范十八卷本是乾隆三十二年行世，比青柯亭本晚半年。在本文中，袁世硕为了阐述王金范选刻本的性质和价值，不嫌琐碎将王金范选刻本的全部篇目开列出来作了鉴别。对其价值和性质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定性：第一，王刻十八卷本实收录蒲松龄原著267篇，仅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强，并非全本，而是一部以自己好恶取舍原作，自出心裁的选本。第二，王刻选本在编次上自以为是，以“孝”“悌”“智”“贞”“义”“贤”“勇”等毫无意义的抽象词句，分门别类编目，打乱了原来以写作时间为序的编目。第三，王刻选本不尊重作者，站在一个小封建官吏的阶级立场，以“爰择其可观者”为选编标准，妄自删改原著，极大损伤了《聊斋志异》原貌。比如被后世所称道的《促织》《梦狼》《席方平》《考弊司》《林四娘》《金和尚》等的优秀作品全被删除，《聊斋志异》讥刺官贪吏虐的主题自然大打折扣，当然也是选编者的目的。第四，怀一己之私，冒作《淄川吏》，将与他同时代的淄川县令杨成龙描写为“诡诈多端”的恶吏，硬塞入选本，借蒲松龄之手以泄私愤。这样的一种版本没有广泛流传开来事所必然。
再说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的印刷堂号。王金范原为长山县县丞，查《长山县志》确有其人。其选刻《聊斋志异》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好离任。袁世硕在《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中说周村为长山县治，可能由于先生不了解周村历史沿革所误。其实，周村从未做过县城，历来隶属于长山县的一个镇。由于周村自清初以来商贸发达，成为鲁中重镇，长山县在周村设立县丞衙门，专管周村事务。作为县丞的王金范常驻周村还是可能的，在周村刻印《聊斋志异》顺理成章。根据袁世硕《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中介绍的此选本基本情况得知，此选刻本在周村一共印刷过三次。初刻本内封题：乾隆丁亥孟夏新镌，介景堂藏版（此乾隆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又有乾隆乙巳年重镌本，内封右侧题“淄川蒲松龄柳泉氏著，金坛王梓园横山氏参订；左侧题：分类、圈点、郁文堂梓行”（此乙巳年是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据日本藤田祐贤、八木章好合编《聊斋研究文献要览》，光绪年间还有王毓英之重刻本，题《聊斋志异》新本，但没有记载印刷堂号。尽管王金范选刻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仅在周村就刊印过三次，但是由于王金范的立场和方法，致使这个选刻本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还是没能流传下来。故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现仅侥幸存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部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个选刻本的罕见，有人杜撰出“第一部《聊斋志异》诞生在周村三益堂”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地方旅游热的兴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尊重历史的角度，都有必要对王金范选刻本《聊斋志异》印刷堂号问题加以廓清。
王金范选刻本首次印刷，明白无误地记载“介景堂藏”，第二次是“郁文堂梓行”，第三次则没有记载刊印字号。由于年代久远，虽经多方了解，周村的“介景堂”已经无人知晓其兴衰历史。而“郁文堂”，至今有老人记忆地址在丝市街原东方红照相馆处。那么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第一部《聊斋志异》诞生地”的“三益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采访了曾经在“三元堂”做过学徒和工人的崔道恒先生和“三元堂”掌柜傅竹江嫡孙傅纲领先生，大致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崔道恒1930年出生于周村，自十五岁到姨夫傅竹江开办的“三元堂”学徒。能说清楚从“三益堂”到“三元堂”历史渊源的唯他一人而已。他对在“三元堂”旧址挂上个“三益堂”的招牌，和“三益堂”最早印刷过《聊斋志异》的说法耿耿于怀。据他讲述，其姨夫傅竹江原名付春湘，字竹江，原籍山东省广饶县李壉村，1903年出生，其父付安民为谋生活，年轻时拖家带口迁居周村，时间大约在清末民初。起初以肩挑叫卖黄表纸和香维持生计，后来扩大到笔墨纸张。有了本钱，自己租赁门头印刷账本、年画、简单书刊，兼营文具、书籍、笔墨纸张。为了扩大经营，付安民与其二位同行于1923年合资成立印刷字号“三益堂”，意为“三家受益”，地址在鱼店街路北。但是合资印刷字号“三益堂”只维持了不到10年时间。1928年，付安民去世，其子傅竹江接任父亲成为资东。1930年，“三益堂”三家合资人协议分家，各起炉灶，傅竹江字号起名“三元堂”，另两家叫“文林堂”“承文新”。“三元堂”随之搬迁到大街北头路西，地址就是现在大街285号，所谓“三益堂”处。崔道恒就是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建国后的1955年公私合营。1956年，傅竹江的“三元堂”合营到周村人民印刷厂（后更名红旗印刷厂），傅竹江作为资方代表任副厂长，1957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年五十四岁。据出生于1946年的傅竹江嫡孙傅纲领回忆，“三元堂书笔文具店”的匾额为王国祯所书，1950年代中期尚在门口悬挂。出生于1928年的周村文史研究者王冠僧老先生，也曾谈及，1940年代此处挂的是“三元堂”匾牌。这样看来，周村历史上即使存在过“三益堂”字号，也不过是近90年的事情，距离着乾隆三十二年（1767）差了150年，王金范到哪儿找“三益堂”刊印《聊斋志异》呢？
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到底是周村哪家印刷堂号刊印，还有待专家做进一步考证。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