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长征的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
　　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位于时间轴中点的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出发，开始长征。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的这一危急关头。
　　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1935年1月初的黔北，寒气袭人，红军攻克了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城。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提议得到了同意。
　　此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
　　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这个时机，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椅子围成一圈，如今陈设如初，房间一面墙壁上的挂钟仿佛仍在摆动。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围坐在此，共商大计。
　　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
　　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会议连开三天。小楼的堂屋是彭德怀和杨尚昆的住處。从城外匆匆赶来开会的两人，将两条板凳搭上门板，就成了简易床。1月16日，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敌人袭击，只开了一天会的彭德怀，即刻赶往前线……
　　三天会议作出四项决定，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
　　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展陈的陈云手稿记载，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遵义——伟大的历史转折地，此后的14年，中国革命昂首阔步，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