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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他们在这份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报纸上写道：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31年5月22日，当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随后引发了“满洲事变”。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儒生张季鸾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青年王芸生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几十年以后，对于这种性格，许多《大公报》旧人依然颇有非议。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泪与血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大公报》的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抗日战鼓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一个时代的结束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而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高达91500份，晚报发行量也达到了32000份，无论质量，影响，还是规模，它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最大的报纸。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最疯狂的时期，1939年5月5日，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1931年5月22日，当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随后引发了“满洲事变”。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儒生张季鸾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青年王芸生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几十年以后，对于这种性格，许多《大公报》旧人依然颇有非议。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泪与血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大公报》的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抗日战鼓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一个时代的结束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而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高达91500份，晚报发行量也达到了32000份，无论质量，影响，还是规模，它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最大的报纸。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最疯狂的时期，1939年5月5日，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