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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大前研一所说中国人总是善于转危为机。杨元庆看来，美国及欧洲的政治经济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全球资源整合的机会。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多年前写下《无国界的世界》时，曾经乐观地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这个无国界的时代里，实在很难去分清楚什么是美国的产品，因为所谓美国或日本或是法国、德国的产品实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不过，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句“雇美国人、造美国货”的振臂高呼，不仅拉来了千万选票，也降下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铁幕。
在2月11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闭幕式上，一贯温和的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也决意和特朗普“顶个牛”，他调侃说大年初二就去了趟美国，为的是想看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样把美国搞乱、把全球搞乱。”
很快，杨元庆收获了美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结论：英国脱欧也好，意大利公投也好，以及这次特朗普上台，无一例外都在印证着一个新的趋势，一个和我们过去所熟悉、所推崇的趋势完全相反的趨势，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
一如大前研一所说中国人总是善于转危为机。杨元庆看来，美国及欧洲的政治经济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全球资源整合的机会，他还颇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判断：全球化的下半场，中国企业有望成为引领者。
全球化下半场：中国仍将是大赢家之一
针对全球化的主流研究一般认为，中国是近十年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014年，世界银行经济首席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 和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资深学者Christoph Lakner 把全球主要国家1988年到2008年的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汇总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线”理论，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而发达国家蓝领成牺牲品，这为反全球化阵营提供了新鲜的学术炮弹。
毫无疑问，“大象曲线”正中了无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下怀。杨元庆在演讲中倒也并不避讳这一点，他援引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并购主力军。
两组数据也印证了杨元庆的这一判断：据路透社统计，从2014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的跨境交易金额增长了10倍，2016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达到了2210亿美元，是前一年1090亿美元的2倍，再创历史新高。
跨国企业历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20余年时间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小公司都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新增长点。国际化是IT行业主流公司的重要战略，很多公司都在欧美、日韩等地设置办公室以推进业务在全球落地。目前，联想集团海外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便超过七成，自然深谙全球化对于中国跨国公司的重要意义。
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成为以杨元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的必然共识。作为拥有整合IBM、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等跨国公司经验的杨元庆也必然选择为参加亚布力论坛台下的同行们打气：“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中国仍将受益于全球化、中国有能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自由贸易旗手：中国与美国的角色转换
杨元庆认为中国有可能引领全球化下半场，主要基于两点因素：
其一，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而目前能够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了。因为要引领全球化，必须拥有强大的本土市场，依靠“内生”力量就能够支撑和带动自身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拥有足够多的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型企业和充裕的资本，这些条件无疑中国都具备。美国越是搞贸易保护，越会给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引領者提供机会。
其二，这两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来建立亚投行，成立金砖国家银行等等，跟沿线国家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住引领全球化的机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更是如此，逆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会给我们的全球化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
历史事实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阻碍经济复苏，还会进一步加剧危机。贸易保护措施更是一种短视行为。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皮尔逊曾撰文警告，诉诸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钢铁业的问题，反倒会抬高国内钢铁产品价格，增加美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最终损害美国整体经济利益。
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开历史倒车的同时，中国却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发起成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被视为是布局全球化4.0的重要举措，通过打通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辐射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基建换资源”式的战略布局，中国正在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历史上，美国经历了100多年，才超越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跻身全球贸易领导者。在全球化下半场中，领导者角色从美国向中国转移，也将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
通往全球性公司之路：经济与文化的再平衡
如果梳理近期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会发现有两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国企主导向民企主导的转变。据统计，2016年，民企海外投资量和总额已经超越了国企。在超过10亿美元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半壁江山，达到60%，证明了民营经济所具有的活力。
另一大转变是从资源收购到科技收购的转变。过去，中国超大型的海外收购，大都与能源、资源相关，眼下，中国公司对海外收购则转向高科技、互联网行业，以及涉及核心技术的公司。像联想收购Moto和IBM System x、海尔收购GE家电、万达收购传奇影业、腾讯并购游戏厂商Supercell等等，美的以300亿人民币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更是开启中国企业收购高端制造业之先河。
中国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也重新塑造了全球的‘G2格局’。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科技领域的收购，往往遭到来自非商业因素的阻扰。投资银行Grisons Peak称，从2015年7月到2016年10月，中国买家总共放弃了11项大型收购，原因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有关部门收紧了审查。数据显示，受阻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89亿美元。
一系列收购受阻的背后，无疑是源于部分政治、文化因素。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海外还需要打消西方对“中国繁荣是以消灭西方大批就业岗位”这样的顾虑和偏见。事实上，联想、海尔等中国跨国公司早以及在美国创造了成千上万岗位。
而接下来的考验，正如杨元庆所说，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如何把握全球化下半场的机会，进行自身的产业升级，整合全球资源，成为真正全球性企业。（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波波夫，互联网从业者，爱思考，爱码字。）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多年前写下《无国界的世界》时，曾经乐观地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这个无国界的时代里，实在很难去分清楚什么是美国的产品，因为所谓美国或日本或是法国、德国的产品实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不过，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句“雇美国人、造美国货”的振臂高呼，不仅拉来了千万选票，也降下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铁幕。
在2月11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闭幕式上，一贯温和的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也决意和特朗普“顶个牛”，他调侃说大年初二就去了趟美国，为的是想看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样把美国搞乱、把全球搞乱。”
很快，杨元庆收获了美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结论：英国脱欧也好，意大利公投也好，以及这次特朗普上台，无一例外都在印证着一个新的趋势，一个和我们过去所熟悉、所推崇的趋势完全相反的趨势，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
一如大前研一所说中国人总是善于转危为机。杨元庆看来，美国及欧洲的政治经济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全球资源整合的机会，他还颇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判断：全球化的下半场，中国企业有望成为引领者。
全球化下半场：中国仍将是大赢家之一
针对全球化的主流研究一般认为，中国是近十年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014年，世界银行经济首席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 和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资深学者Christoph Lakner 把全球主要国家1988年到2008年的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汇总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线”理论，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而发达国家蓝领成牺牲品，这为反全球化阵营提供了新鲜的学术炮弹。
毫无疑问，“大象曲线”正中了无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下怀。杨元庆在演讲中倒也并不避讳这一点，他援引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并购主力军。
两组数据也印证了杨元庆的这一判断：据路透社统计，从2014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的跨境交易金额增长了10倍，2016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达到了2210亿美元，是前一年1090亿美元的2倍，再创历史新高。
跨国企业历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20余年时间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小公司都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新增长点。国际化是IT行业主流公司的重要战略，很多公司都在欧美、日韩等地设置办公室以推进业务在全球落地。目前，联想集团海外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便超过七成，自然深谙全球化对于中国跨国公司的重要意义。
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成为以杨元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的必然共识。作为拥有整合IBM、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等跨国公司经验的杨元庆也必然选择为参加亚布力论坛台下的同行们打气：“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中国仍将受益于全球化、中国有能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自由贸易旗手：中国与美国的角色转换
杨元庆认为中国有可能引领全球化下半场，主要基于两点因素：
其一，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而目前能够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了。因为要引领全球化，必须拥有强大的本土市场，依靠“内生”力量就能够支撑和带动自身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拥有足够多的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型企业和充裕的资本，这些条件无疑中国都具备。美国越是搞贸易保护，越会给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引領者提供机会。
其二，这两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来建立亚投行，成立金砖国家银行等等，跟沿线国家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住引领全球化的机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更是如此，逆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会给我们的全球化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
历史事实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阻碍经济复苏，还会进一步加剧危机。贸易保护措施更是一种短视行为。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皮尔逊曾撰文警告，诉诸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钢铁业的问题，反倒会抬高国内钢铁产品价格，增加美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最终损害美国整体经济利益。
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开历史倒车的同时，中国却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发起成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被视为是布局全球化4.0的重要举措，通过打通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辐射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基建换资源”式的战略布局，中国正在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历史上，美国经历了100多年，才超越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跻身全球贸易领导者。在全球化下半场中，领导者角色从美国向中国转移，也将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
通往全球性公司之路：经济与文化的再平衡
如果梳理近期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会发现有两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国企主导向民企主导的转变。据统计，2016年，民企海外投资量和总额已经超越了国企。在超过10亿美元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半壁江山，达到60%，证明了民营经济所具有的活力。
另一大转变是从资源收购到科技收购的转变。过去，中国超大型的海外收购，大都与能源、资源相关，眼下，中国公司对海外收购则转向高科技、互联网行业，以及涉及核心技术的公司。像联想收购Moto和IBM System x、海尔收购GE家电、万达收购传奇影业、腾讯并购游戏厂商Supercell等等，美的以300亿人民币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更是开启中国企业收购高端制造业之先河。
中国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也重新塑造了全球的‘G2格局’。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科技领域的收购，往往遭到来自非商业因素的阻扰。投资银行Grisons Peak称，从2015年7月到2016年10月，中国买家总共放弃了11项大型收购，原因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有关部门收紧了审查。数据显示，受阻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89亿美元。
一系列收购受阻的背后，无疑是源于部分政治、文化因素。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走出海外还需要打消西方对“中国繁荣是以消灭西方大批就业岗位”这样的顾虑和偏见。事实上，联想、海尔等中国跨国公司早以及在美国创造了成千上万岗位。
而接下来的考验，正如杨元庆所说，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如何把握全球化下半场的机会，进行自身的产业升级，整合全球资源，成为真正全球性企业。（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波波夫，互联网从业者，爱思考，爱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