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有不少人来自基督宗教的修会，其修行与治学曾有过奇特的结合。而在当时活跃在修院与校园间的思想家之中，哈勒斯的亚历山大不仅为其先行者之一，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勒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Halensis）约在1185年出生于英国的哈勒斯，但青少年时就已赴巴黎学习，15岁时入巴黎大学，并在1210年之前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随之又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1229年受罗马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的任命，作为其特使负责巴黎大学相关事务。1235年，他曾受英王之托而与法王商谈停战问题，此后不久加入方济各会，从而成为方济各会士获得神学教授席位的第一人，并且促成了巴黎方济各学派的创立与发展。这一学派的重要亮相即为归于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名下的《神学大全》一书的问世。这一“大全”虽然不能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相提并论，却代表着神学著述中一种系统化体例的创立。1245年因感染流行病而去世。其主要著作还包括《箴言评注》等。
　　按照方济各修会的传统，人的“善行”非常重要，修行即旨在使人能够趋善避恶。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在此将“真理”与“虚假”、“美德”与“邪恶”加以鲜明对照，认为人的“存在”应体现为“真在”和“善在”；“真在”指主体与其本质的密不可分，而“善在”则进而为主体的可能性与其得以实现的有机共构。在此，“善”的观念乃处于核心地位。根据这种标准，人的行为应该是“维护善、制止恶”。这一见解亦被他引用来评价“战争”的正义与否。虽然战争反映出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却仍有性质之别。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对当时一些战争的非正义性加以揭露，认为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要求其实施者不能有着残忍的心境，更不能坚持嗜血、报复、掠夺和毁灭的态度。这种战争的性质决定教士、僧侣等“神职人员”不可以参与而应该远离这些是非之地。
　　以“善在”为宗旨的修行亦引领哈勒斯的亚历山大投身于发现“真理”或“真在”的治学。在他看来，神学的研究是根据启示，其对象是事物与象征，它突出上帝的启示，因此为一种信仰“科学”；而形而上学的研究则是根据绝对存在，其对象是纯粹事物，它突出人的理性和事物本身的“自然启示”，因此为一种理性“科学”。在此，对神学真理的肯定源自所谓“上帝的见证”，而对形而上学真理的肯定则基于人们“理性的见证”。二者比较，神学强调的是“信仰的确信”，但形而上学则更加突出“思辨的确信”。
　　由于受当时欧洲流行的阿拉伯思想及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哲学的影响，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回答“究竟是自然认识为更高的根源，还是超自然的、以启示和恩典为基础的上帝认识乃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善”？也就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究竟以形而上学还是以神学为智慧。尽管在当时的认知语境中哈勒斯的亚历山大最终还是优先考虑了神学，却仍然也给了形而上学非常突出的地位。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智慧在本质上只适用于神学，不过他还是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智慧也可适用于形而上学，因为智慧即对最高对象的认识，而形而上学以展示真理为终极目标，所以也可以将这种智慧作为其科学探究的智慧。在此，他认为形而上学可以等同于自然神学，旨在研讨原因之原因，即“善”与“智慧”，其对象是具有超越意义的存在，所以关涉到上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