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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有什么是艺术史家讨论的永恒主题，那么便是图像这一充满意义的宇宙。要想进入这一“意义宇宙”就要从典籍出发。在图像学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徽志这一曾以一种时尚短暂流行过欧洲的的特殊类别。尽管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产生了影响。我们会发现.15世纪意大利人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图1】撰写的第一本徽志手册《徽志集》 （Emblematum¨ber）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自从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图像学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为解读往昔艺术家绘画作品的内涵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这背后的《徽志集》更像是一段历史的产物。如贡布里希所说 把音乐和文字配在一起的作品，我们凭直觉的智性仍能理解，而把一幅画和一句引言或一首小诗配在一起（如在徽志中）.或把一幅画和一句简短箴言配在一起（如在徽征或徽铭中）的作品，则需要有历史的想象力才能理解。
亨利·格林（Henry Green）在他1872年于伦敦出版的《安德烈亚·阿尔恰蒂和他的徽志集 传记和书目的研究》 （AndreaAlciati and His Books of Emblems; A Biographical andBibliographical Study）中描绘出了《徽志集》作者阿尔恰托的一个大致轮廓：阿尔恰托或称阿尔恰蒂.1492年5月8日出生于靠近米兰的阿尔萨特。1507年到1514年他去到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之后又在那从事法学工作，后被请去法国任教，在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位。因为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和欧洲显赫的人文主义者们交往甚密，如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和奥格斯堡的康拉德·佩廷格（Konrad Peutinger）.与他们的交往也促成了后来《徽志集》的完成与出版。他的一生在意大利和法国两地度过，最后在帕维亚去世。
《徽志集》的最初手稿只有104个徽志，并未配有插图。阿尔恰托将初稿献给了皇家法律顾问佩廷格，但未经阿尔恰托的允许，佩廷格就将手稿交给了奥格斯堡的印刷商海因里希·施泰纳（Heinrich Steyner）并嘱托出版。其中没有任何图画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出版商的附加物，在作者本人编撰的作品集中是没有插图的。也正是施泰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每个徽志被赋予了一个插图。他将这个任务委托了一个名叫约克·布洛伊（Jorg Breu）的艺术家。真正被“官方授权”的版本于1534年由克里斯蒂安·维尔歇（Christian Welche）在巴黎出版，在这个版本中新增加了9个徽志。阿尔恰托本人对于《徽志集》的第一版【图2】并不满意，在他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我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后来不知怎么的丢失了，这本书在奥格斯堡以残缺不全的形式出版，这使我拒绝承认那个孩子。然而，最近一位更勤奋的工匠在巴黎更忠实地出版了这本书，我又重新喜欢上了它……”，可以看出第二版的内容才是阿尔恰托所希望的样子。后来其他出版商又出版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其参照和模仿对象，都是在巴黎出版的第二版本[图3]。
阿尔恰托继承了文艺复兴前的传统，包括贵族纹章等，将深奥的图画主题与简明的拉丁铭文结合。《徽志集》中的徽志不同于由两部分组成的徽铭（impresa）.它们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作为标题的题词（ inscriptio）或简明的箴言（motto），第二个部分是图画（pictura）或是中心主题的象征的插图，经常来自古典神话，第三部分为在徽铭中所缺少的警言诗（epigram）。阿尔恰托的徽志来源还来自于赫拉波罗（ Horapollo）的《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字面意思为“秘密文字”[secretwritings]）被认为尤为神秘。他们的神秘的、象征性和图案化的语言本身被认为代表了古人神学（priscorum theologia）的一个标志，一种富含才智隐藏的遗失形式，如同自身的神圣起源，从而预示基督教的智慧。与古埃及先例的联系，在阿尔恰托的《关于语词的含义》 （De verborum signficatione）中已有明确，他对此评论道语词赋予物外之意。然而，万物有时也可以象征，就比如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也用诗写了一本书，题名为徽志（Emblemata）。
被广泛认为是阿尔恰托的其中一个重要文学来源是一本由拜占庭学者马克西姆·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编撰的《希腊诗选集》（Anthologia Graeca）。阿尔恰托是普拉努得斯的三位诗集翻译者之一，可以发现阿尔恰托四分之一的徽志讽刺诗都是直接翻译或释义于它。除了《希腊诗选集》，阿尔恰托与伊拉斯谟的交往也使得他所作的系列道德化谚语阐释对阿尔恰托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拉斯谟的一句谚语在某种程度上与阿尔恰托对于警言诗的理解不谋而合：一些事物的含义并不是它实际所诉说的那样。阿尔恰托除了遵循伊拉斯谟的“晦涩难懂”之外，许多具体的短语措辞都是来自于伊拉斯谟。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愚人之船》 （Das Narrenschiff）是当时最流行的书，而伊拉斯谟，作为《愚人之船》的狂热读者，他的书中有和它许多共同的主题，阿尔恰托也同时受到了其影响。
徽志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教导手段，因为它们把感官的吸引力与训诫结合在一起，使训诫更令人难忘。箴言和图画所构成的最初的谜题会让人头脑停止思考，将它的含义推进记忆之中。正是阿尔恰托将'emblema'这个词传遍了16世纪的欧洲，这一术语经常被他的同时代人用来代表古代象形文字的现在等价物。《徽志集》的150多个版本，包括译成当地方言由欧洲的出版社发行。制作徽志很快就成为了博学者们中流行的智力游戏，这种由他开创的新体裁成为了一种以图片为导向的对传统哲学和神学话语供替代的选择。到了18世纪末，有超过1300位徽志作家，据统计他们总共出版了至少5300種不同的书籍。对《徽志集》的了解也使学者们能够确定著名艺术作品的潜在含义，例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被蜥蜴咬的男孩》 （Boy Bittenby a Lizard）和《水仙》（Narcissus）.同时他的书也影响了威廉·莎土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光的沐浴之下，这本《徽志集》应运而生。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在他的《十七世纪的意象研究》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表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尝试，试图给出一个现代象形文字的等价物，因为它们被错误地理解。正如约翰.F.莫菲特（John F.Moffitt）在他的《徽志集》译本中写道：阿尔恰托的《徽志集》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重要纪念碑。他是时尚的缔造者，使得徽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不仅在绘画，还在文学中绽放光彩。 參考文献：
中文文献
[1]贡布里希著杨思梁、范景中选编：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
[2]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英文文献
[1] Andrea Alciat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hn F Moffitt，A Bookof Emblems：The Emblematum Liber in Latin and English. McFarlandPublishing. 2004
[2] Green H. Andrea Alciati and His Books of Emblems：A Biographicaland Biliographical Study London Trubner 1872
[3] Mario Praz：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 Rome：Edizioni de Storia e Letteratura
[4] Elizabeth K.Hill： What Is an Emblem？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Art Criticism V01.29 No.2 （Winter 1970） pp.261-265
[5] Hessel Miedema： The Term Emblema in Alciati Journal of the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01.31 （1968）pp.234-250
[6] Parricia Vicari： Renaissance Emblematica Metaphor and SymbolicActivity. 8：3 153-168
[7] Coleman Phillipson： Andrea Alciati and His Predecessors Journal of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Vol. 13 No.2（1913; pp245-264
自从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图像学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为解读往昔艺术家绘画作品的内涵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这背后的《徽志集》更像是一段历史的产物。如贡布里希所说 把音乐和文字配在一起的作品，我们凭直觉的智性仍能理解，而把一幅画和一句引言或一首小诗配在一起（如在徽志中）.或把一幅画和一句简短箴言配在一起（如在徽征或徽铭中）的作品，则需要有历史的想象力才能理解。
亨利·格林（Henry Green）在他1872年于伦敦出版的《安德烈亚·阿尔恰蒂和他的徽志集 传记和书目的研究》 （AndreaAlciati and His Books of Emblems; A Biographical andBibliographical Study）中描绘出了《徽志集》作者阿尔恰托的一个大致轮廓：阿尔恰托或称阿尔恰蒂.1492年5月8日出生于靠近米兰的阿尔萨特。1507年到1514年他去到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之后又在那从事法学工作，后被请去法国任教，在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位。因为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和欧洲显赫的人文主义者们交往甚密，如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和奥格斯堡的康拉德·佩廷格（Konrad Peutinger）.与他们的交往也促成了后来《徽志集》的完成与出版。他的一生在意大利和法国两地度过，最后在帕维亚去世。
《徽志集》的最初手稿只有104个徽志，并未配有插图。阿尔恰托将初稿献给了皇家法律顾问佩廷格，但未经阿尔恰托的允许，佩廷格就将手稿交给了奥格斯堡的印刷商海因里希·施泰纳（Heinrich Steyner）并嘱托出版。其中没有任何图画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出版商的附加物，在作者本人编撰的作品集中是没有插图的。也正是施泰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每个徽志被赋予了一个插图。他将这个任务委托了一个名叫约克·布洛伊（Jorg Breu）的艺术家。真正被“官方授权”的版本于1534年由克里斯蒂安·维尔歇（Christian Welche）在巴黎出版，在这个版本中新增加了9个徽志。阿尔恰托本人对于《徽志集》的第一版【图2】并不满意，在他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我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后来不知怎么的丢失了，这本书在奥格斯堡以残缺不全的形式出版，这使我拒绝承认那个孩子。然而，最近一位更勤奋的工匠在巴黎更忠实地出版了这本书，我又重新喜欢上了它……”，可以看出第二版的内容才是阿尔恰托所希望的样子。后来其他出版商又出版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其参照和模仿对象，都是在巴黎出版的第二版本[图3]。
阿尔恰托继承了文艺复兴前的传统，包括贵族纹章等，将深奥的图画主题与简明的拉丁铭文结合。《徽志集》中的徽志不同于由两部分组成的徽铭（impresa）.它们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作为标题的题词（ inscriptio）或简明的箴言（motto），第二个部分是图画（pictura）或是中心主题的象征的插图，经常来自古典神话，第三部分为在徽铭中所缺少的警言诗（epigram）。阿尔恰托的徽志来源还来自于赫拉波罗（ Horapollo）的《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字面意思为“秘密文字”[secretwritings]）被认为尤为神秘。他们的神秘的、象征性和图案化的语言本身被认为代表了古人神学（priscorum theologia）的一个标志，一种富含才智隐藏的遗失形式，如同自身的神圣起源，从而预示基督教的智慧。与古埃及先例的联系，在阿尔恰托的《关于语词的含义》 （De verborum signficatione）中已有明确，他对此评论道语词赋予物外之意。然而，万物有时也可以象征，就比如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也用诗写了一本书，题名为徽志（Emblemata）。
被广泛认为是阿尔恰托的其中一个重要文学来源是一本由拜占庭学者马克西姆·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编撰的《希腊诗选集》（Anthologia Graeca）。阿尔恰托是普拉努得斯的三位诗集翻译者之一，可以发现阿尔恰托四分之一的徽志讽刺诗都是直接翻译或释义于它。除了《希腊诗选集》，阿尔恰托与伊拉斯谟的交往也使得他所作的系列道德化谚语阐释对阿尔恰托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拉斯谟的一句谚语在某种程度上与阿尔恰托对于警言诗的理解不谋而合：一些事物的含义并不是它实际所诉说的那样。阿尔恰托除了遵循伊拉斯谟的“晦涩难懂”之外，许多具体的短语措辞都是来自于伊拉斯谟。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愚人之船》 （Das Narrenschiff）是当时最流行的书，而伊拉斯谟，作为《愚人之船》的狂热读者，他的书中有和它许多共同的主题，阿尔恰托也同时受到了其影响。
徽志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教导手段，因为它们把感官的吸引力与训诫结合在一起，使训诫更令人难忘。箴言和图画所构成的最初的谜题会让人头脑停止思考，将它的含义推进记忆之中。正是阿尔恰托将'emblema'这个词传遍了16世纪的欧洲，这一术语经常被他的同时代人用来代表古代象形文字的现在等价物。《徽志集》的150多个版本，包括译成当地方言由欧洲的出版社发行。制作徽志很快就成为了博学者们中流行的智力游戏，这种由他开创的新体裁成为了一种以图片为导向的对传统哲学和神学话语供替代的选择。到了18世纪末，有超过1300位徽志作家，据统计他们总共出版了至少5300種不同的书籍。对《徽志集》的了解也使学者们能够确定著名艺术作品的潜在含义，例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被蜥蜴咬的男孩》 （Boy Bittenby a Lizard）和《水仙》（Narcissus）.同时他的书也影响了威廉·莎土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光的沐浴之下，这本《徽志集》应运而生。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在他的《十七世纪的意象研究》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表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尝试，试图给出一个现代象形文字的等价物，因为它们被错误地理解。正如约翰.F.莫菲特（John F.Moffitt）在他的《徽志集》译本中写道：阿尔恰托的《徽志集》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重要纪念碑。他是时尚的缔造者，使得徽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不仅在绘画，还在文学中绽放光彩。 參考文献：
中文文献
[1]贡布里希著杨思梁、范景中选编：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
[2]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英文文献
[1] Andrea Alciat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hn F Moffitt，A Bookof Emblems：The Emblematum Liber in Latin and English. McFarlandPublishing. 2004
[2] Green H. Andrea Alciati and His Books of Emblems：A Biographicaland Biliographical Study London Trubner 1872
[3] Mario Praz：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 Rome：Edizioni de Storia e Letteratura
[4] Elizabeth K.Hill： What Is an Emblem？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Art Criticism V01.29 No.2 （Winter 1970） pp.261-265
[5] Hessel Miedema： The Term Emblema in Alciati Journal of the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01.31 （1968）pp.234-250
[6] Parricia Vicari： Renaissance Emblematica Metaphor and SymbolicActivity. 8：3 153-168
[7] Coleman Phillipson： Andrea Alciati and His Predecessors Journal of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Vol. 13 No.2（1913; pp245-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