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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于2013年3月10日拉开帷幕。铁道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多个部委被“卷入”改革之中。2013年全国“两会”会场上，代表和委员们就大部制改革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而在会场外，普通民众也没闲着。对于大部制改革，他们也有自己的期待。
铁路负债谁买单 职工还是乘客？
3月10日，在北京工作的汪亮接到了母亲从湖南打来的电话。汪亮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铁路职工，母亲在湖南某地级市的火车站货运室工作，2000年时办理了内退，赋闲在家，每月只有600多元的内退薪水。汪亮的父亲在该地级市铁路车辆段列检所工作，目前每月薪水4000元。
“像我爸妈这样的普通铁路职工薪水一直都不高。现在我妈妈正式退休了，工资涨了一点，但也只有1000元。”汪亮告诉记者，他母亲在电话中说，既期待转企之后汪亮爸爸的工资上涨，又担心铁道部被撤后自己的退休工资会减少。“我妈还在货运室工作时，铁路就靠货运补贴客运。铁道部的负债是2.66万亿，转企后，铁路总公司会不会从在职和退休员工的工资中扣钱还债？”汪亮对此十分关心。
铁道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在本次大部制改革中，铁道部的变动最引人注目。除了像汪亮父母这样的铁路职工之外，普通的老百姓也对改革之后的中国铁路充满了期待。
3月15日，北京小伙儿陈程下班后特意赶到位于复兴路10号的铁道部门前，希望能在铁道部被“摘牌”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合一张影。“虽然每年春运铁道部都备受指责，但铁道部对铁路建设的投入确实让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陈程表示，他期待铁路运营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以提升铁路作为国民交通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我期望铁路总公司能够在列车上加大打击小偷的力度，提升列车运行正点率，提供误点时的主动提醒服务，提高列车员的服务质量。”陈程认为，目前动车和高铁的票价相对较贵，他希望未来的车票价格能够进行些许调整。
不过，火车票价未来的走势并不明朗。2013年2月20日，国家发改委和原铁道部发布《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输价格的通知》，铁路货运价格率先上涨。当日起，全国铁路实行统一运价的营业线货物平均运价水平每吨公里上涨1.5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在这次调价之前，中国的货运价格已经30年没涨了。王梦恕说：“当铁路的运营交给铁路总公司之后，无论是货运价格还是客运票价，恐怕都要上涨。”
准生证办理流程能否简化？
萧晏钦是在北京工作的四川达州人。前年她生孩子前，因为准生证的事可没少折腾。由于她本人户口不在北京，因此她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准生证。她说：“户籍和医疗信息完全可以进行全国信息共享，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这种在外地工作的人两地折腾呢？”
萧晏钦虽然对这件事感到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在过去，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是分散的。两套系统资源不共享及重复建设等问题日益突出。但现在，事情可能出现转机。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3月10日表示，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后，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二合一”的整合势必将减少部分行政审批环节，办理准生证时，街道、卫生、计生等多部门来回“踢皮球”的情况也将得到改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生育险和医疗险的接合也值得期待。
除了期望卫生和计生部门进行功能性结合外，来自广州的李冰还希望独生子女费能适当提高。“我妈妈生我的时候，独生子女费就是每个月5元。当时她的工资是每个月40元，现在我的工资是每个月5000元，独生子女费依然是每个月5元，这不合理。”李冰认为，独生子女费的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
药监与媒体主管部门能否合作？
2013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多地电视台的假药广告。老百姓在要求严惩制假者的同时，也对播出这些假广告的电视台表示愤慨。
“电视剧和电影的内容有广电总局在审查，可广告由谁审查呢？”来自河南的穆森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这些假药广告在电视台播出的时间不止一两天。如果央视‘3·15’晚会不报道，这些广告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播下去？”穆森认为，媒体监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该进行合作，对食品药品的广告宣传进行严格的管理。“如今，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都被整合了，我希望以后假药广告能够得到有效的整治。”
大部制是否会变成“大官制” ？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组织机构已经进行了七次调整。每一次调整后，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缩减，或体现在部门、机构数量上，或体现在人员编制上。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是，大部制改革后，行政成本降低了吗？行政冗员减少了吗？行政效能提升了吗？政府服务质量提升了吗？对于这些问题，民众都需要清晰的回答。
“一个部委拥有‘一正十副’的部领导，这就不叫‘大部制’，只能叫‘大官制’。”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对媒体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但卫生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都超过了四个。王琳说：“机构改革涉及权力的再分配，必然触及某些当事人的核心利益。作为改革的设计者，既要直面这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又要勇于接受挑战。”
大部制改革之后，官员和各部委原有员工该怎么办？机构精简了，人员也应进行再分工。否则，一旦形成臃肿的大部门，改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铁路负债谁买单 职工还是乘客？
3月10日，在北京工作的汪亮接到了母亲从湖南打来的电话。汪亮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铁路职工，母亲在湖南某地级市的火车站货运室工作，2000年时办理了内退，赋闲在家，每月只有600多元的内退薪水。汪亮的父亲在该地级市铁路车辆段列检所工作，目前每月薪水4000元。
“像我爸妈这样的普通铁路职工薪水一直都不高。现在我妈妈正式退休了，工资涨了一点，但也只有1000元。”汪亮告诉记者，他母亲在电话中说，既期待转企之后汪亮爸爸的工资上涨，又担心铁道部被撤后自己的退休工资会减少。“我妈还在货运室工作时，铁路就靠货运补贴客运。铁道部的负债是2.66万亿，转企后，铁路总公司会不会从在职和退休员工的工资中扣钱还债？”汪亮对此十分关心。
铁道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在本次大部制改革中，铁道部的变动最引人注目。除了像汪亮父母这样的铁路职工之外，普通的老百姓也对改革之后的中国铁路充满了期待。
3月15日，北京小伙儿陈程下班后特意赶到位于复兴路10号的铁道部门前，希望能在铁道部被“摘牌”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合一张影。“虽然每年春运铁道部都备受指责，但铁道部对铁路建设的投入确实让我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陈程表示，他期待铁路运营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以提升铁路作为国民交通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我期望铁路总公司能够在列车上加大打击小偷的力度，提升列车运行正点率，提供误点时的主动提醒服务，提高列车员的服务质量。”陈程认为，目前动车和高铁的票价相对较贵，他希望未来的车票价格能够进行些许调整。
不过，火车票价未来的走势并不明朗。2013年2月20日，国家发改委和原铁道部发布《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输价格的通知》，铁路货运价格率先上涨。当日起，全国铁路实行统一运价的营业线货物平均运价水平每吨公里上涨1.5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在这次调价之前，中国的货运价格已经30年没涨了。王梦恕说：“当铁路的运营交给铁路总公司之后，无论是货运价格还是客运票价，恐怕都要上涨。”
准生证办理流程能否简化？
萧晏钦是在北京工作的四川达州人。前年她生孩子前，因为准生证的事可没少折腾。由于她本人户口不在北京，因此她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准生证。她说：“户籍和医疗信息完全可以进行全国信息共享，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这种在外地工作的人两地折腾呢？”
萧晏钦虽然对这件事感到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在过去，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是分散的。两套系统资源不共享及重复建设等问题日益突出。但现在，事情可能出现转机。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3月10日表示，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后，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二合一”的整合势必将减少部分行政审批环节，办理准生证时，街道、卫生、计生等多部门来回“踢皮球”的情况也将得到改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生育险和医疗险的接合也值得期待。
除了期望卫生和计生部门进行功能性结合外，来自广州的李冰还希望独生子女费能适当提高。“我妈妈生我的时候，独生子女费就是每个月5元。当时她的工资是每个月40元，现在我的工资是每个月5000元，独生子女费依然是每个月5元，这不合理。”李冰认为，独生子女费的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
药监与媒体主管部门能否合作？
2013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多地电视台的假药广告。老百姓在要求严惩制假者的同时，也对播出这些假广告的电视台表示愤慨。
“电视剧和电影的内容有广电总局在审查，可广告由谁审查呢？”来自河南的穆森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这些假药广告在电视台播出的时间不止一两天。如果央视‘3·15’晚会不报道，这些广告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播下去？”穆森认为，媒体监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该进行合作，对食品药品的广告宣传进行严格的管理。“如今，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都被整合了，我希望以后假药广告能够得到有效的整治。”
大部制是否会变成“大官制” ？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组织机构已经进行了七次调整。每一次调整后，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缩减，或体现在部门、机构数量上，或体现在人员编制上。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是，大部制改革后，行政成本降低了吗？行政冗员减少了吗？行政效能提升了吗？政府服务质量提升了吗？对于这些问题，民众都需要清晰的回答。
“一个部委拥有‘一正十副’的部领导，这就不叫‘大部制’，只能叫‘大官制’。”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对媒体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但卫生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都超过了四个。王琳说：“机构改革涉及权力的再分配，必然触及某些当事人的核心利益。作为改革的设计者，既要直面这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又要勇于接受挑战。”
大部制改革之后，官员和各部委原有员工该怎么办？机构精简了，人员也应进行再分工。否则，一旦形成臃肿的大部门，改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