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母亲再婚后生了个男孩，外公外婆古稀之年方得外孙，自是十分宠爱。
　　她考大学的那年夏天，某个傍晚，她抱着弟弟坐在阳台上乘凉，一手拿着英语书背单词，一手抓着弟弟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膝盖，还不停叮嘱他：“老实坐着，再等一下妈妈就拿刨冰回来了。”三岁的小男孩好奇又好动，哪里听她的？趁她不注意，用力一挣，想往外冲却没掌握好力道，头撞在地上，哭了一声，然后就没动静了。
　　她吓得赶紧扑过去喊弟弟，外公和外婆听到声音出来，外公见状，二话没说先给了她一个耳光。她被打蒙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那并不是她最难过的一瞬间。母亲和继父后来也跑出来，母亲在弟弟身边跪下了，一边哭天抹泪，一边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她打了个寒战——那是多么难忘的一眼。她从来没有在亲人眼中看到那样的眼神——冰冷、仇恨，还有一种类似恨不得她去死的东西。
　　还好弟弟没有大碍，只是头上缝了几针。她为此又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毒打，但是从头至尾，她没有哭一声。
　　后来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留在那大学所在的繁华城市。
　　整整十五年，她再没回过那个家。
　　她进了一家外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自学了意大利语和法语。她工作十分努力，颇得老板赏识，终于升到副总的位置。她买了车和房，嫁给一个英俊的澳大利亚男人，活得滋润潇洒。
　　母亲打来电话，言辞恳切地劝她回家。她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她完全是“衣锦还乡”的气场。“我是抱着施舍的心踏上回家路的。”她对朋友说。
　　回去以后，她才发现，外公外婆早已去世了。继父和母亲近似卑微地笑着，唤着她的小名。弟弟正在上一所职高，学习不太好，见了她怯怯地叫姐姐。
　　她看着这个家，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么多年，她从没觉得职场上什么是艰难的。同事都觉得奇怪，从不见她喊加班苦或累。只因她一直觉得，沒有什么比曾经那些往事更让她痛苦。
　　她是怨他们的，怨了十五年。可那个瞬间她发现，自己居然不怨了。
　　那个下午，她坐在阳台上，陪着母亲聊这些年经历的事。她靠在母亲的肩膀上，看她拿下老花镜擦眼泪。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她只觉得心中平静无比，安详喜乐。
　　因为有过最深刻的怨恨与最耀眼的成功，所以宽容和原谅更加深刻。
　　2
　　有一位电视剧投资人给我讲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他说他初入此行时，一腔热血做了几次投资，却赔得一塌糊涂，被人追债。这时一位编剧找到他，这位编剧是个新入行的大学生，写出了剧本，希望他读一下，给些意见，当然如果能卖掉就最好了。
　　他一读，居然十分惊喜——剧情跌宕，妙趣横生。他凭多年经验暗暗判定，这是部可以大卖的好剧。但他当时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支付任何费用。在把剧本还给这位年轻的编剧之前，他心中一动，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
　　他把剧本复印了，然后对那位年轻的编剧说：“写得还是不够好，回去再磨炼磨炼吧。”
　　那位年轻的编剧千恩万谢地走了。他转身就拿着这个剧本开始四处找投资，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这个精彩的剧本，居然真的拉到一大笔钱。随即做好各方面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开拍。
　　这部电视剧最终火了一把，他因此大赚一笔，还清了所有债务。
　　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那位年轻的编剧也保持着沉默，可是他却就此埋下了沉重的心结，这心结让他寝食难安。
　　他最终做出一个决定。他并没有去找那位年轻的编剧道歉，而是利用各种关系去购买他的新剧本，并努力将剧本推荐给好的制作人，又在幕后竭力推动拍摄与宣传。果然，几部剧投拍下来，那位年轻的编剧在圈子里火了起来，名利双收。
　　他这才找到那位年轻的编剧，诚恳地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给出丰厚的补偿，并承诺如果需要，自己甚至可以当众道歉。
　　此刻，对方已是当红编剧，表现得十分宽容，微笑着说：“您真的不必这样，此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两人促膝长谈，居然成为朋友，并商讨全新的合作。
　　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当年如果拿出一笔钱补偿给对方，不是更加简单直接？”
　　他说：“如果那时我去道歉，他即使接受，心中也必然纠结难平。而此刻他是成功人士，作为人生赢家，气度自然不一样，过往烦扰已如浮云掠日，不过尔尔。这时再登门表达歉意，他所回应的，才真正能做到放下和不计较。而对我来说，看到这样的他，我也才会真正地放下。”
　　人人有资格放弃，却并不是都有资格放下。
　　放弃是一种遗忘，在无力改变的现实面前，不得已而为之；放下是自由选择对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的解脱与释放。
　　受过伤的人，在卑微岁月里学会的不是沉沦和颓丧，而是聪明、合理地转化势能——无所畏惧，迅速成长，让自己的生活获得炫目光彩。
　　只有胜利者，在重新面对不堪往事时，才有能力露出一个淡然的微笑，说一句：“都过去了，都原谅了，都放下了。”
　　因为强大，才有资格放下。
　　陈吉清摘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