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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张安妮
专家支持：龙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嘉宾：关亚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民警心理服务中心原负责人）
郝艳红（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副处长、民警心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主持人：上一期，龙迪教授、关亚军老师和郝艳红副处长与我们一起探讨了哀伤处理，分享了那些曾令人哀伤而今却可以让人更具力量的故事。本期，我们具体地解析三个案例，请老师们各抒己见。
“我更愿将其看做是借助探索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从而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
案例一：某地市公安局看守所的A警官，通过邮件诉说：2016年12月初，我的一位好战友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的突然离世，我至今无法接受。我们不仅是公安工作一线上的战友，也曾同窗多年，一起上学、参军、转业、入警。当年，我和他在部队摸爬滚打，相互激励，来到公安队伍后，我们又被分到同一个单位。从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到步入中年，他一直都在我的生活中，就连跟爱人吵个架，他也会来充当我们的和事佬。
回想过往的点点滴滴，如今的现实犹如有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胸口，令人喘不上气。他的离去让我看到了生命无常，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我不禁在想：我是否有一天也会这样突然地离去？一直以来，我在工作上都不愿落后于别人。现在，工作上还要不要这么拼命？我很困惑。
主持人：正如A警官的感受，战友离世后，心灵的阴霾是否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投射，不愿接受战友的死亡，其实也是不愿接受自己会死亡？同样的，有的基层民警说，当战友因公牺牲后，整个派出所会连续几个月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中，除了悲伤、怀念，这其中是不是还伴有一种焦虑，对死亡的焦虑？
关亚军：战友离世带来的影响得视民警个人情况而定，比如他与离世战友的关系如何，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战友的，当时的警队氛围如何等。在时间上，有的人一两年走不出，有的人得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战友死亡，对其他民警是有特殊影响的，这基于他们之间的认同感。同时，也如主持人所说，也有可能会启动因死亡所带来的焦虑。
在人的一生中，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始终存在，且根植于我们的心灵深处。生活中有许多事件可以诱发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比如丧失至亲、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遭遇重大创伤，或只是单单思考这些事件就可能会引起焦虑情绪。而警察作为“三高”的职业群体，每一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每一次面对不期而至的生离死别，引发心灵深处的死亡焦虑是完全有可能的。
龙迪：非常赞同关亚军的观点——身边发生的很多事件会激起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我更愿意把这位民警因“战友离世”而求助的行为，看做是想要借助探索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每个人都有），来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其答案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还要不要拼命”，而是回到生命的本然。比如，除了“拼命”，还可以有哪些活着的其他状态？除了工作，生命还需要哪些其他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自己在不同年龄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需要的”！生命，不是只留给自己苟且活着才有意义和乐趣，而是我们能够按照自己内心最深的愿望给这个世界留下美与善。如果真的需要“拼命”，我们需要明白自己“为谁”“为何”“结果”！在纳粹集中营创造出“生命意义疗法”的维克多先生曾用尼采的思想告诉我们：懂得为何而死的人，更懂得如何而生！
主持人：美国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说：“死亡的焦虑其实伴随着整个人生，它是人生的背景音乐，只是在一些时候被别的声音掩盖了。”我不禁在想，面对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离去，哀伤中有不舍、遗憾、内疚等，但是否也潜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不太容易被人觉察的。
关亚军：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一切事物的背后最终都是躲不掉的死亡，都是囊括一切的黑暗……死亡的确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可以说，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只是有时会意识到，有时会隐藏得较深。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应对死亡恐惧和焦虑的方式。在此，我也分享来自欧文·亚龙的另一段话：“死亡虽是终点，但人生的意义却不会因此湮灭；死亡是宿命，但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拯救。”
龙迪：先哲们似乎都在表达一个声音：生死相依！我们可以说，雨是云的延续，云是雨的延续。当亲友离世时，他们不是真的“没了”，而是因为条件改变，用不同的方式与我们连结。我们继承他们的嘉言懿行，就是在延续他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离世时，那些得到我们善待的人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延续。生命，变成一种美善的精神力量在人与人、代与代之间流动时，只有延续，没有消失！
主持人：为了更清晰地了解A警官的情绪，我给他回了信。我说，我从他的言语中读出了懈怠和消极的情绪。他回复我：战友的离开其实更像是给了他一个预警，日后应该更加注重身体健康。情绪上虽然有些消沉，也想过怠慢工作，但真的工作起来，就又全部忘记自己了。而战友的离去，对A警官的家人也有不小的打击，纷纷劝A警官别太拼命。这令一直非常积极上进的他十分苦恼。
关亚军：从人类共同的哀伤经验来看，哀伤的历程大致分为震惊与逃避、面对与瓦解、接纳与重整三个阶段。对A警官来说，这位战友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对方的死亡对他来说就是重要关系的丧失。他的认知反应是否认，不愿接受失去成长伙伴的事实，“犹如千斤巨石”，情緒消沉，意志减退，生理反应是胸口被压、喘不过气来，行为反应则是工作上开始懈怠、退缩。因此，可以看出A警官正处在哀伤历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在事发后三个月左右有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哀伤反应。
如果A警官所在单位开展了哀伤辅导工作，我建议他在工作中多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身体健康状况及维护。因为A警官与这位牺牲战友的经历相同、年龄相仿，又人到中年，心脏病猝死可能会引发他的联想和恐惧，他可以公开讨论身体的现状和维护健康的方法，以鼓励自己增强必要的警惕性。二是练习呼吸、放松技巧，帮助减轻生理上的压力反应。三是鼓励他表达情感，无论是客观表达失去战友的事实，还是缅怀共同走过的成长岁月，这些表达都将对A警官有积极的作用。 龙迪：对我们重要的人离世，意味着我们要彻底从婴儿变为成人，也就是我们只能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去做生命的选择，而不能再倚赖任何人！我们内心深处的召唤，并不完全始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历，而是蕴含着我们父辈、祖辈和世世代代血缘祖先和精神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对天有情、对地有情、对人有情！经过生命意义的重新洗牌，我们会更有能力去觉察自己内心的召唤，去智慧地安排我们留在世上的时间，也就是帮助我们在乎的人减轻痛苦，增加和平喜悦。
如此看来，A警官如果把家人让他“别太拼命”理解为：他保持身心健康，可以给家人带来快乐，那么，他可以觉察自己的五官每天接触的“食物”，哪些是促进自己身心健康，哪些是破坏身心健康，以此作为调整生活的依据。另外，如果战友离世让我们感到，一家人在一起活着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事情，我们就要培养自己对家人慈悲的能力，让自己每天做的事、说的话、头脑里的念头给家人带来信心、希望和快乐，而不是相反。不要等到家人不在时，才让后悔把自己卷入走不出来的哀伤旋涡！
“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形成的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
也是警队十分重要的战斗力”
案例二：B警官不久前通过微信分享了他和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去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十几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平静很多。有时在梦里，父亲是离家出走了，而不是离世。这样的梦，曾持续了一年多，很频繁。父亲去世后，我最大的改变是独立了，我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依赖他。以前的同学见到我，也说我变化大，比以前有主见了。其实，父亲在时，我从来没感觉到他的爱，觉得他的棍棒教育过于苛责。现在回想起一些细节，才感受到他是那么爱我。刚入警那几年，我在几十公里外的农村上班，周末才能回家。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父亲在巷口转悠的身影，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才知道，他是在等我。我回家的时间不固定，那时手机没普及，所以，父亲如果等不到我，就会在巷口溜达一天……
主持人：B警官特意说，他其实没有具体的心理问题要问，只是想借此告诉更多的战友：人生会有很多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待。我非常想念父亲，父爱如山，希望更多看到这段文字的《现代世界警察》的读者朋友，可以理解父亲的爱，去感受父亲的爱。
在此，非常感谢这位民警如此令人动容的分享。遗憾，应该是很多人在丧亲后最大的痛苦。忠孝很难两全，民警在选择时，往往更多是选择了坚守岗位。我们到基层采访时，有的民警坦言“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临终，而自己没在身边。这份悲痛是心底最大的伤”。
关亚军：这个民警的故事，正是一个哀伤进程的心路历程。与案例一不同，这位民警似乎处在哀伤历程的第三阶段（接纳与重整），他已经确认和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能够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对父亲的情感，包括他对父亲的依赖、对父爱的理解和对不能为父尽孝的遗憾，也包括因不满棍棒教育而感觉不到父爱。最重要的是，他为父亲的离去理出了一条积极的意义——“我最大的改变是独立了”“比以前有主见了”，这一总结帮他跳出曾与父亲的隔阂，达至与内在父亲的和解。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在父亲去世后的生活的力量，看到了他的自尊、自信和希望。他说自己只是向更多战友分享体悟，这似乎也是建立新的人际支持网络的行为。我从中看到的是，这位民警走过了哀伤历程，完成了与父亲的告别，进入了新的成长。
忠孝难两全。我想但凡能“全”，我们也是都要的。我们的民警在现实的两难中选择了坚守工作岗位，把深深的遗憾留给了悲伤的自己，这份无私与大义让人肃然起敬。遗憾在父母临终时自己没在身边，并为此伤痛，这是为人子女的正常情感，但沉浸在这份痛苦中不能走出，很有可能是没有与所爱之人好好地告别。要从中走出，丧亲者需要去哀悼。哀，就是从认知、情感和生理上体认丧失和悲伤；悼，就是面对丧失去做些什么，去行动。
龙迪：给亚军点赞！中国警队有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目前国内最深入系统的心理助人专业训练，同时，又是警队一分子，非常理解民警们的甘苦！我想补充的是，帮助民警度过哀伤，不应该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制度支持！我相信，随着我国公安系统民警心理健康建设的不断完善，制度会给民警留出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形成的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也是警队十分重要的战斗力。
另外，感谢这位民警分享自己的故事。不过，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成熟，也就是变成真正独立的“成人”，就不要美化或淡化自己在童年遭受父母的暴力伤害，而强加给自己“内疚”“自责”，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公平！
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这四种权利的基础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如果父母对儿童施加暴力，无论出于何种可以理解的理由，都会不同程度地侵犯儿童上述四种权利，伤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儿童因此产生的所有情绪和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亲子关系是父母和子女双方建构的，在孩子未成年时，父母应该为亲子关系负主要责任。
成熟的成人是有勇气承认当年父母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可以区分开：当下的父母不是当年的父母，我们自己也不是当年的自己。我们不再向父母追债，而是理解他们当年没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愿意原谅他们。我们还可以和父母在这个当下重新開始。如果父母已经过世，我们应该在内心祝福他们已经获得子女的原谅。而且我们在做父母的过程中，已经在修正父母之前不善巧的做法，为家族进化作出贡献。
“要避免丧亲家庭在失去亲人的同时，又失去家庭关系”
案例三：一周前，D警官跨入家门时，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悲痛欲绝。她毕业后嫁到北方，父母则生活在南方。婚后，她的女儿由公婆帮着带，几天前因公婆有事，她临时把母亲接来北方照看孩子。本打算过几天再把父亲也接来，没想到有一天，父亲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请了假，她乘飞机回到南方家中，一开门发现父亲躺在床上，开始以为睡着了，就拍拍他，这才发现父亲已经僵硬。经医院证实，父亲是突发心梗去世的。 D警官目前还在为父亲准备后事。她对我说：“没事，我会好好的，我还有老公、孩子和我妈呢。我得先把爸爸的后事料理好。我会把对他的亏欠都弥补到妈妈身上。”
主持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独自目睹已亡的父亲，这一定是致命的打击。我们做些什么可以帮助她？对于完全沒有心理学背景的同事、朋友，该如何陪她度过这段时光？对于她的丈夫，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同时，D警官本人该如何更好地安抚她的妈妈？
郝艳红：在经历了巨大的突发性创伤事件后，人们会出现急性的应激反应（障碍）。建议D警官的丈夫先了解一些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后的心理反应，要注意这些反应，同时掌握一些安全和放松方面的技巧，必要时可以使用；最主要的是，要在生活等方面照顾好她、照顾好家庭，做好妻子的精神支柱，不要让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在面对这巨大的痛苦。这或许会不容易。遭遇了重大创伤的人有时的行为、认知、情绪反应，不会像平时一样容易沟通，丈夫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包容；要特别注意D警官的饮食和睡眠，不要着急让她从哀伤中走出来，哀伤是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复的，可以同理她的情绪反应，对她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我对爸爸的去世也很内疚，我会一直陪着你，我爱你、爱我们的家。”也可以靠近她、拥抱她，让她哭泣；注意在用这些自然行为时要使她感到舒心和安全。
D警官本人对妈妈也可以这样做，非常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陪在妈妈身旁，不要让她独自一个人。
D警官的朋友和同事不要急着为她出主意或希望尽快帮她走出哀伤，要知道哀伤有它自己痊愈的过程，要尊重这个过程。如果她愿意谈论此事，可以有共情地倾听；如果她不愿讲述，不要强迫。我建议可以帮她做一些现实的或迫在眉睫的事，比如值班等，这就可以了。
龙迪：给艳红点赞！考虑得非常细致，而且是容易做的。曾经有年轻的同行问我：遇到丧亲哀伤这样高难度的求助对象，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最难的事情，也是最容易的事情。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无助的。因此，对方一般也不会特别期待靠哪个人可以帮助自己走过哀伤，也就是说，对方会主动靠自己。作为助人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应那个人此时此地最基本的需要（哺乳动物共有的）：生存和安全。在保证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条件下，这个人就会转向重整生命的历程。无疑，艳红在指导家人、同事用轻安的方式满足这位女民警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做得非常善巧和专业！
我想补充两点。第一，要用智慧降低这位民警及其家人的内疚和自责情绪。持续、强烈的内疚和自责会阻碍哀伤的自愈过程，甚至转向复杂哀伤。可以引导民警及其家人意识到：突发心梗的特点是“突发”，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预测。如果他们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把爸爸单独留在家中。父亲离世，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造成的。而且女儿预感不祥时，立即去探望，说明她是看重、关心父亲的。第二，要知道，丧亲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因此，在哀伤处理或哀伤辅导中，要小心处理家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相互责怪、不能理解彼此哀伤节奏不同等。想方设法促进一家人相互理解。这样，避免丧亲家庭失去亲人的同时，又失去家庭关系。
“公安机关开展哀伤处理工作，需要给予制度支持，特别是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和慰问制度”
主持人：哀伤辅导是一种技术，“生死”其实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大问题。在做哀伤辅导时，咨询师该如何从生命本身这个角度，去化解历经生死离别的民警的哀伤？
关亚军：与你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隐喻故事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之河，它从源头流出，靠着内在的力量流淌，它的河道或者宽，或者不那么宽；或者是直行，也可能弯弯曲曲；河岸的堤坝或者高出水平面很多，可以包容河水向着目标流动，也可能比较低浅，两岸有一些绿草，或者有一些砂砾；有时它水波荡漾，风平浪静，有时又可能呈现激流、旋涡，甚至泛滥冲出河堤……生命之河有着自己的样貌、力量和流淌节奏，有时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改变了它的样貌、力量和流淌节奏；但不论怎么样，它知道自己是一条有生命的河，它从源头流出就有着自己承上启下、滋润万物的使命，并终将流向那有限又无限的终点……
我想说，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在每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河面前，我唯有敬重、陪同和见证。
龙迪：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帮助别人面对生死的专业助人者需要修习正念生活。我们需要借助修习正念生活，学习过无惧的生活。
也就是说，懂得生命无常，就明白垃圾会变成肥料滋养玫瑰的自然法则，不会被悲伤埋葬，因为生命也会转向快乐。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就明白祸福相依、生死相续的道理，有智慧善用“坏”经历的“好”，在活着的时候感恩前辈给我们的延续，我们也通过嘉言懿行留给后代好的延续。懂得“我”是由“非我”构成的，就不再执着于“我”，而是能做到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郝艳红：警队内部心理咨询师在做哀伤辅导时，对减少创伤性反移情，龙教授有何建议？
龙迪：除了不同流派心理治疗的方法，修习正念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我的觉察能力，区分自己和他人。另外，如果觉察到自己有未处理的哀伤和创伤，好的督导是很有帮助的。必要时，转介给其他人。
郝艳红：为不同依恋类型在丧亲后做哀伤辅导的方式和方法有哪些？
龙迪：很难在此详细回答，也不一定有一定之规。因为准确判断“依恋类型”，需要有经验的咨询师在长期治疗关系中作出。不过，如果你很有把握了解对方的依恋类型，基本工作方向是：在与对方建立治疗关系时，要明白并理解对方让你不舒服或太舒服的表现是因为依恋类型所致。你要做的是，不要与之对峙，而是协助对方建立安全依恋，支持对方有力量去挑战和转化自己不合理的认知和行为。
关亚军：对于专职的民警心理咨询师来说，就救援者的替代性创伤问题要如何去识别并预防？
龙迪：我曾带领团队在北川中学做长期心理援助，将近四年，对“替代性创伤”深有体会。不过，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只能根据经验提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专职民警心理咨询师需要明白，承担大灾大难抢险救人任务，救援者不可避免地接触创伤刺激，会激起不同程度的创伤反应。预防和干预，不是心理咨询师或求助者个人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系统干预和制度支持的。比如，不要让救援者连续作战累透了，要建立轮班工作制；救援者执行任务后要有足够的休假和慰问，和家人在一起；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让有需要的民警有机会在安全的关系中处理自己的情绪等。
关亚军：能否请龙教授教给各位民警一些实用的心理维护方法，方便他们经常练习。
龙迪：相信每个专职民警心理咨询师都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不过，如果让我建议，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大家平时多练习正念修习的方法。它来自佛学的八正道，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之一。正念不是宗教，而是遵照自然法则的身心合一练习。我和团队在北川中学做心理援助时，经历很多内在和外在的困难。当其他方法不好用或无法用时，正念修习给我们每个人很大的帮助。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不用钱，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练习！
所谓正念，就是身心合一、保持专注的能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经常练习静坐正念呼吸、正念步行、正念进食、正念动作、深度放松等，就能促进身心连结，培育正念的能量去浇灌内心和平喜悦的种子，转化内心痛苦的种子，培育内心的慈悲和智慧。如果团队能够经常一起练习，还会增强集体能量，培育集体智慧。
主持人：对于公安机关开展哀伤处理的工作，龙教授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龙迪：公安机关哀伤处理工作，不是心理咨询师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给予制度支持，特别是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和慰问制度。另外，公安系统各级领导的哀伤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主持人：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
哀伤，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它是人类最深刻的感情。我们用两期的篇幅来靠近它、走进它，看到它之于我们的意义。正如《安慰之光》一书中所言：“一个人可以从这一片混乱中活下来、走出来，虽然死亡会结束生命，但它永远不会使一段关系结束。”
下期开始，我们将会启动家庭教育方面的系列话题，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专家支持：龙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嘉宾：关亚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民警心理服务中心原负责人）
郝艳红（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副处长、民警心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主持人：上一期，龙迪教授、关亚军老师和郝艳红副处长与我们一起探讨了哀伤处理，分享了那些曾令人哀伤而今却可以让人更具力量的故事。本期，我们具体地解析三个案例，请老师们各抒己见。
“我更愿将其看做是借助探索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从而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
案例一：某地市公安局看守所的A警官，通过邮件诉说：2016年12月初，我的一位好战友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的突然离世，我至今无法接受。我们不仅是公安工作一线上的战友，也曾同窗多年，一起上学、参军、转业、入警。当年，我和他在部队摸爬滚打，相互激励，来到公安队伍后，我们又被分到同一个单位。从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到步入中年，他一直都在我的生活中，就连跟爱人吵个架，他也会来充当我们的和事佬。
回想过往的点点滴滴，如今的现实犹如有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胸口，令人喘不上气。他的离去让我看到了生命无常，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我不禁在想：我是否有一天也会这样突然地离去？一直以来，我在工作上都不愿落后于别人。现在，工作上还要不要这么拼命？我很困惑。
主持人：正如A警官的感受，战友离世后，心灵的阴霾是否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投射，不愿接受战友的死亡，其实也是不愿接受自己会死亡？同样的，有的基层民警说，当战友因公牺牲后，整个派出所会连续几个月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中，除了悲伤、怀念，这其中是不是还伴有一种焦虑，对死亡的焦虑？
关亚军：战友离世带来的影响得视民警个人情况而定，比如他与离世战友的关系如何，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战友的，当时的警队氛围如何等。在时间上，有的人一两年走不出，有的人得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战友死亡，对其他民警是有特殊影响的，这基于他们之间的认同感。同时，也如主持人所说，也有可能会启动因死亡所带来的焦虑。
在人的一生中，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始终存在，且根植于我们的心灵深处。生活中有许多事件可以诱发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比如丧失至亲、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遭遇重大创伤，或只是单单思考这些事件就可能会引起焦虑情绪。而警察作为“三高”的职业群体，每一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每一次面对不期而至的生离死别，引发心灵深处的死亡焦虑是完全有可能的。
龙迪：非常赞同关亚军的观点——身边发生的很多事件会激起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我更愿意把这位民警因“战友离世”而求助的行为，看做是想要借助探索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每个人都有），来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其答案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还要不要拼命”，而是回到生命的本然。比如，除了“拼命”，还可以有哪些活着的其他状态？除了工作，生命还需要哪些其他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自己在不同年龄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需要的”！生命，不是只留给自己苟且活着才有意义和乐趣，而是我们能够按照自己内心最深的愿望给这个世界留下美与善。如果真的需要“拼命”，我们需要明白自己“为谁”“为何”“结果”！在纳粹集中营创造出“生命意义疗法”的维克多先生曾用尼采的思想告诉我们：懂得为何而死的人，更懂得如何而生！
主持人：美国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说：“死亡的焦虑其实伴随着整个人生，它是人生的背景音乐，只是在一些时候被别的声音掩盖了。”我不禁在想，面对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离去，哀伤中有不舍、遗憾、内疚等，但是否也潜藏着对死亡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不太容易被人觉察的。
关亚军：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一切事物的背后最终都是躲不掉的死亡，都是囊括一切的黑暗……死亡的确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可以说，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只是有时会意识到，有时会隐藏得较深。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应对死亡恐惧和焦虑的方式。在此，我也分享来自欧文·亚龙的另一段话：“死亡虽是终点，但人生的意义却不会因此湮灭；死亡是宿命，但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拯救。”
龙迪：先哲们似乎都在表达一个声音：生死相依！我们可以说，雨是云的延续，云是雨的延续。当亲友离世时，他们不是真的“没了”，而是因为条件改变，用不同的方式与我们连结。我们继承他们的嘉言懿行，就是在延续他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离世时，那些得到我们善待的人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延续。生命，变成一种美善的精神力量在人与人、代与代之间流动时，只有延续，没有消失！
主持人：为了更清晰地了解A警官的情绪，我给他回了信。我说，我从他的言语中读出了懈怠和消极的情绪。他回复我：战友的离开其实更像是给了他一个预警，日后应该更加注重身体健康。情绪上虽然有些消沉，也想过怠慢工作，但真的工作起来，就又全部忘记自己了。而战友的离去，对A警官的家人也有不小的打击，纷纷劝A警官别太拼命。这令一直非常积极上进的他十分苦恼。
关亚军：从人类共同的哀伤经验来看，哀伤的历程大致分为震惊与逃避、面对与瓦解、接纳与重整三个阶段。对A警官来说，这位战友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对方的死亡对他来说就是重要关系的丧失。他的认知反应是否认，不愿接受失去成长伙伴的事实，“犹如千斤巨石”，情緒消沉，意志减退，生理反应是胸口被压、喘不过气来，行为反应则是工作上开始懈怠、退缩。因此，可以看出A警官正处在哀伤历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在事发后三个月左右有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哀伤反应。
如果A警官所在单位开展了哀伤辅导工作，我建议他在工作中多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身体健康状况及维护。因为A警官与这位牺牲战友的经历相同、年龄相仿，又人到中年，心脏病猝死可能会引发他的联想和恐惧，他可以公开讨论身体的现状和维护健康的方法，以鼓励自己增强必要的警惕性。二是练习呼吸、放松技巧，帮助减轻生理上的压力反应。三是鼓励他表达情感，无论是客观表达失去战友的事实，还是缅怀共同走过的成长岁月，这些表达都将对A警官有积极的作用。 龙迪：对我们重要的人离世，意味着我们要彻底从婴儿变为成人，也就是我们只能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去做生命的选择，而不能再倚赖任何人！我们内心深处的召唤，并不完全始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历，而是蕴含着我们父辈、祖辈和世世代代血缘祖先和精神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对天有情、对地有情、对人有情！经过生命意义的重新洗牌，我们会更有能力去觉察自己内心的召唤，去智慧地安排我们留在世上的时间，也就是帮助我们在乎的人减轻痛苦，增加和平喜悦。
如此看来，A警官如果把家人让他“别太拼命”理解为：他保持身心健康，可以给家人带来快乐，那么，他可以觉察自己的五官每天接触的“食物”，哪些是促进自己身心健康，哪些是破坏身心健康，以此作为调整生活的依据。另外，如果战友离世让我们感到，一家人在一起活着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事情，我们就要培养自己对家人慈悲的能力，让自己每天做的事、说的话、头脑里的念头给家人带来信心、希望和快乐，而不是相反。不要等到家人不在时，才让后悔把自己卷入走不出来的哀伤旋涡！
“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形成的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
也是警队十分重要的战斗力”
案例二：B警官不久前通过微信分享了他和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去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十几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平静很多。有时在梦里，父亲是离家出走了，而不是离世。这样的梦，曾持续了一年多，很频繁。父亲去世后，我最大的改变是独立了，我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依赖他。以前的同学见到我，也说我变化大，比以前有主见了。其实，父亲在时，我从来没感觉到他的爱，觉得他的棍棒教育过于苛责。现在回想起一些细节，才感受到他是那么爱我。刚入警那几年，我在几十公里外的农村上班，周末才能回家。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父亲在巷口转悠的身影，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才知道，他是在等我。我回家的时间不固定，那时手机没普及，所以，父亲如果等不到我，就会在巷口溜达一天……
主持人：B警官特意说，他其实没有具体的心理问题要问，只是想借此告诉更多的战友：人生会有很多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待。我非常想念父亲，父爱如山，希望更多看到这段文字的《现代世界警察》的读者朋友，可以理解父亲的爱，去感受父亲的爱。
在此，非常感谢这位民警如此令人动容的分享。遗憾，应该是很多人在丧亲后最大的痛苦。忠孝很难两全，民警在选择时，往往更多是选择了坚守岗位。我们到基层采访时，有的民警坦言“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临终，而自己没在身边。这份悲痛是心底最大的伤”。
关亚军：这个民警的故事，正是一个哀伤进程的心路历程。与案例一不同，这位民警似乎处在哀伤历程的第三阶段（接纳与重整），他已经确认和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能够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对父亲的情感，包括他对父亲的依赖、对父爱的理解和对不能为父尽孝的遗憾，也包括因不满棍棒教育而感觉不到父爱。最重要的是，他为父亲的离去理出了一条积极的意义——“我最大的改变是独立了”“比以前有主见了”，这一总结帮他跳出曾与父亲的隔阂，达至与内在父亲的和解。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在父亲去世后的生活的力量，看到了他的自尊、自信和希望。他说自己只是向更多战友分享体悟，这似乎也是建立新的人际支持网络的行为。我从中看到的是，这位民警走过了哀伤历程，完成了与父亲的告别，进入了新的成长。
忠孝难两全。我想但凡能“全”，我们也是都要的。我们的民警在现实的两难中选择了坚守工作岗位，把深深的遗憾留给了悲伤的自己，这份无私与大义让人肃然起敬。遗憾在父母临终时自己没在身边，并为此伤痛，这是为人子女的正常情感，但沉浸在这份痛苦中不能走出，很有可能是没有与所爱之人好好地告别。要从中走出，丧亲者需要去哀悼。哀，就是从认知、情感和生理上体认丧失和悲伤；悼，就是面对丧失去做些什么，去行动。
龙迪：给亚军点赞！中国警队有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目前国内最深入系统的心理助人专业训练，同时，又是警队一分子，非常理解民警们的甘苦！我想补充的是，帮助民警度过哀伤，不应该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制度支持！我相信，随着我国公安系统民警心理健康建设的不断完善，制度会给民警留出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形成的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也是警队十分重要的战斗力。
另外，感谢这位民警分享自己的故事。不过，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成熟，也就是变成真正独立的“成人”，就不要美化或淡化自己在童年遭受父母的暴力伤害，而强加给自己“内疚”“自责”，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公平！
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这四种权利的基础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如果父母对儿童施加暴力，无论出于何种可以理解的理由，都会不同程度地侵犯儿童上述四种权利，伤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儿童因此产生的所有情绪和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亲子关系是父母和子女双方建构的，在孩子未成年时，父母应该为亲子关系负主要责任。
成熟的成人是有勇气承认当年父母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可以区分开：当下的父母不是当年的父母，我们自己也不是当年的自己。我们不再向父母追债，而是理解他们当年没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愿意原谅他们。我们还可以和父母在这个当下重新開始。如果父母已经过世，我们应该在内心祝福他们已经获得子女的原谅。而且我们在做父母的过程中，已经在修正父母之前不善巧的做法，为家族进化作出贡献。
“要避免丧亲家庭在失去亲人的同时，又失去家庭关系”
案例三：一周前，D警官跨入家门时，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悲痛欲绝。她毕业后嫁到北方，父母则生活在南方。婚后，她的女儿由公婆帮着带，几天前因公婆有事，她临时把母亲接来北方照看孩子。本打算过几天再把父亲也接来，没想到有一天，父亲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请了假，她乘飞机回到南方家中，一开门发现父亲躺在床上，开始以为睡着了，就拍拍他，这才发现父亲已经僵硬。经医院证实，父亲是突发心梗去世的。 D警官目前还在为父亲准备后事。她对我说：“没事，我会好好的，我还有老公、孩子和我妈呢。我得先把爸爸的后事料理好。我会把对他的亏欠都弥补到妈妈身上。”
主持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独自目睹已亡的父亲，这一定是致命的打击。我们做些什么可以帮助她？对于完全沒有心理学背景的同事、朋友，该如何陪她度过这段时光？对于她的丈夫，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同时，D警官本人该如何更好地安抚她的妈妈？
郝艳红：在经历了巨大的突发性创伤事件后，人们会出现急性的应激反应（障碍）。建议D警官的丈夫先了解一些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后的心理反应，要注意这些反应，同时掌握一些安全和放松方面的技巧，必要时可以使用；最主要的是，要在生活等方面照顾好她、照顾好家庭，做好妻子的精神支柱，不要让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在面对这巨大的痛苦。这或许会不容易。遭遇了重大创伤的人有时的行为、认知、情绪反应，不会像平时一样容易沟通，丈夫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包容；要特别注意D警官的饮食和睡眠，不要着急让她从哀伤中走出来，哀伤是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复的，可以同理她的情绪反应，对她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我对爸爸的去世也很内疚，我会一直陪着你，我爱你、爱我们的家。”也可以靠近她、拥抱她，让她哭泣；注意在用这些自然行为时要使她感到舒心和安全。
D警官本人对妈妈也可以这样做，非常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陪在妈妈身旁，不要让她独自一个人。
D警官的朋友和同事不要急着为她出主意或希望尽快帮她走出哀伤，要知道哀伤有它自己痊愈的过程，要尊重这个过程。如果她愿意谈论此事，可以有共情地倾听；如果她不愿讲述，不要强迫。我建议可以帮她做一些现实的或迫在眉睫的事，比如值班等，这就可以了。
龙迪：给艳红点赞！考虑得非常细致，而且是容易做的。曾经有年轻的同行问我：遇到丧亲哀伤这样高难度的求助对象，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最难的事情，也是最容易的事情。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无助的。因此，对方一般也不会特别期待靠哪个人可以帮助自己走过哀伤，也就是说，对方会主动靠自己。作为助人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应那个人此时此地最基本的需要（哺乳动物共有的）：生存和安全。在保证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条件下，这个人就会转向重整生命的历程。无疑，艳红在指导家人、同事用轻安的方式满足这位女民警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做得非常善巧和专业！
我想补充两点。第一，要用智慧降低这位民警及其家人的内疚和自责情绪。持续、强烈的内疚和自责会阻碍哀伤的自愈过程，甚至转向复杂哀伤。可以引导民警及其家人意识到：突发心梗的特点是“突发”，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预测。如果他们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把爸爸单独留在家中。父亲离世，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造成的。而且女儿预感不祥时，立即去探望，说明她是看重、关心父亲的。第二，要知道，丧亲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因此，在哀伤处理或哀伤辅导中，要小心处理家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相互责怪、不能理解彼此哀伤节奏不同等。想方设法促进一家人相互理解。这样，避免丧亲家庭失去亲人的同时，又失去家庭关系。
“公安机关开展哀伤处理工作，需要给予制度支持，特别是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和慰问制度”
主持人：哀伤辅导是一种技术，“生死”其实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大问题。在做哀伤辅导时，咨询师该如何从生命本身这个角度，去化解历经生死离别的民警的哀伤？
关亚军：与你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隐喻故事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之河，它从源头流出，靠着内在的力量流淌，它的河道或者宽，或者不那么宽；或者是直行，也可能弯弯曲曲；河岸的堤坝或者高出水平面很多，可以包容河水向着目标流动，也可能比较低浅，两岸有一些绿草，或者有一些砂砾；有时它水波荡漾，风平浪静，有时又可能呈现激流、旋涡，甚至泛滥冲出河堤……生命之河有着自己的样貌、力量和流淌节奏，有时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改变了它的样貌、力量和流淌节奏；但不论怎么样，它知道自己是一条有生命的河，它从源头流出就有着自己承上启下、滋润万物的使命，并终将流向那有限又无限的终点……
我想说，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在每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河面前，我唯有敬重、陪同和见证。
龙迪：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帮助别人面对生死的专业助人者需要修习正念生活。我们需要借助修习正念生活，学习过无惧的生活。
也就是说，懂得生命无常，就明白垃圾会变成肥料滋养玫瑰的自然法则，不会被悲伤埋葬，因为生命也会转向快乐。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就明白祸福相依、生死相续的道理，有智慧善用“坏”经历的“好”，在活着的时候感恩前辈给我们的延续，我们也通过嘉言懿行留给后代好的延续。懂得“我”是由“非我”构成的，就不再执着于“我”，而是能做到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
郝艳红：警队内部心理咨询师在做哀伤辅导时，对减少创伤性反移情，龙教授有何建议？
龙迪：除了不同流派心理治疗的方法，修习正念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我的觉察能力，区分自己和他人。另外，如果觉察到自己有未处理的哀伤和创伤，好的督导是很有帮助的。必要时，转介给其他人。
郝艳红：为不同依恋类型在丧亲后做哀伤辅导的方式和方法有哪些？
龙迪：很难在此详细回答，也不一定有一定之规。因为准确判断“依恋类型”，需要有经验的咨询师在长期治疗关系中作出。不过，如果你很有把握了解对方的依恋类型，基本工作方向是：在与对方建立治疗关系时，要明白并理解对方让你不舒服或太舒服的表现是因为依恋类型所致。你要做的是，不要与之对峙，而是协助对方建立安全依恋，支持对方有力量去挑战和转化自己不合理的认知和行为。
关亚军：对于专职的民警心理咨询师来说，就救援者的替代性创伤问题要如何去识别并预防？
龙迪：我曾带领团队在北川中学做长期心理援助，将近四年，对“替代性创伤”深有体会。不过，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只能根据经验提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专职民警心理咨询师需要明白，承担大灾大难抢险救人任务，救援者不可避免地接触创伤刺激，会激起不同程度的创伤反应。预防和干预，不是心理咨询师或求助者个人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系统干预和制度支持的。比如，不要让救援者连续作战累透了，要建立轮班工作制；救援者执行任务后要有足够的休假和慰问，和家人在一起；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让有需要的民警有机会在安全的关系中处理自己的情绪等。
关亚军：能否请龙教授教给各位民警一些实用的心理维护方法，方便他们经常练习。
龙迪：相信每个专职民警心理咨询师都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不过，如果让我建议，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大家平时多练习正念修习的方法。它来自佛学的八正道，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之一。正念不是宗教，而是遵照自然法则的身心合一练习。我和团队在北川中学做心理援助时，经历很多内在和外在的困难。当其他方法不好用或无法用时，正念修习给我们每个人很大的帮助。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不用钱，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练习！
所谓正念，就是身心合一、保持专注的能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经常练习静坐正念呼吸、正念步行、正念进食、正念动作、深度放松等，就能促进身心连结，培育正念的能量去浇灌内心和平喜悦的种子，转化内心痛苦的种子，培育内心的慈悲和智慧。如果团队能够经常一起练习，还会增强集体能量，培育集体智慧。
主持人：对于公安机关开展哀伤处理的工作，龙教授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龙迪：公安机关哀伤处理工作，不是心理咨询师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给予制度支持，特别是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和慰问制度。另外，公安系统各级领导的哀伤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主持人：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
哀伤，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它是人类最深刻的感情。我们用两期的篇幅来靠近它、走进它，看到它之于我们的意义。正如《安慰之光》一书中所言：“一个人可以从这一片混乱中活下来、走出来，虽然死亡会结束生命，但它永远不会使一段关系结束。”
下期开始，我们将会启动家庭教育方面的系列话题，欢迎大家踊跃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