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志明派出代表与中共中央联系，希望得到新中国的直接援助。此后不久，他又亲自率团秘密来华，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并请求中国对越南革命事业进行援助。
　　摆脱“幽灵”国家的厄运
　　 至新中国成立时，越南领土的大部分，仍在法国殖民军手中，中越边境越方一侧也完全由法军控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则只能从河内迁移到越北山区的深山老林之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此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正像一些西方媒体所说，胡志明领导的共和国就是一个“幽灵”国家。
　　 胡志明和他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重新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联系，并请求新中国援助。1949年9月，胡志明决定派李碧山、阮德瑞两位同志作为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代表，前往北京，以重建两党因为各自的解放战争而中断的联系，并向中共中央请求武器弹药及医药和财政援助。为此，胡志明亲笔写了一封中文信，请他们带交周恩来和邓颖超。
　　 1949年11月，李碧山、阮德瑞来到北京，将密信交给刘少奇，并转达了胡志明请求新中国外交承认和对越军事、政治援助的密信。此后，中越两党重建了电报联系。1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胡志明，同意“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但“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你们电台广播”。
　　 在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后，1950 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18日，周恩来回复黄明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在中国承认并表示愿意與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后，苏联、朝鲜和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也先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至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终于彻底摆脱了“幽灵”国家的厄运，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下翻开了反法斗争新的一页。
　　胡志明秘密来华
　　 由于中越之间的电台联络极不便利，一事来往磋商需十余日，越南在北京的两位代表又不能确切说明需要何种帮助及可能运输与实现的数目;而且，因为他们在越共党内地位不高，得到的授权不多，只能向中共中央转达越共中央的意见和要求，而无最后决定权。所以，他们对中共提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法予以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两位代表即发电给越共中央，明确建议中央派一位常委到北京，以澄清一切问题，同时借此机会同各兄弟党密切联系，争取世界进步力量对越南革命更大的帮助。越南代表的建议与中共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194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胡志明及越共中央，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在接到中共中央的建议后，胡志明高度重视，决定亲自率团前往中国。但是，为了保密起见，胡志明只是说越南派了—个中央委员陈登宁率随员 9人来中国，而并没有告知中共中央他亲自前来。
　　 在经过17天艰难的步行跋涉后，胡志明一行于1950年1月16 日来到中国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在到达中国境内后，胡志明秘密来华的消息，才由广西上报至中共中央中南局，并由中南局上报给了主持中央各项事务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得知胡志明率团前来的消息后，刘少奇于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南局，让他们热情招待胡志明一行，并周密护送来京。同日，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告知胡志明即将来北京的消息，并请示胡到京后的应对事宜。对此，毛泽东回电称：“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和陈登宁等一行5人来到北京，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等人的热情接待。在之后举行的中越会谈中，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训练部队、进行作战指挥和在物力上支援越南的请求。对于胡志明的上述请求，刘少奇基本上都答应帮助。
　　 在胡志明回国后不久，中国的第一批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同时，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也进入云南砚山等地接受装备、训练。1950年7月初，中共中央代表陈赓率领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开赴越南，并开始领导筹备边界战役。1950年8月，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至此，新中国的援越抗法工作全面展开。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