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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紧张，摩托罗拉时任首席运营官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却不走寻常路，决定冒险访问中国。
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物资，并对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说：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扎菲罗夫斯基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像他这样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心里很清楚，这种“患难之交”的身份，在东方的生意场上是一种很重的筹码。虽然，最令扎菲罗夫斯基牵挂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南方的深圳。
同一时间，摩托罗拉和华为正在秘密谈判，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这个谈判已经暗地里进行了将近6个月。彼时两家公司体量悬殊，摩托罗拉2002年时收入高达267亿美元，华为勉强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但另一方面，它们的互补性又很强：摩托罗拉的短板是核心网，这正是华为的强项。
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因此在高层极力游说。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他旋即飞往深圳访问华为，推动项目组继续谈判。
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谈判，收购条款基本上敲定：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100%股权，华为的6个部门中3个留在中国独立发展，3个合并吸收进美国摩托罗拉。
2003年12月，扎菲罗夫斯基再次来到中国，住在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被华为包下了一半房間。后来任正非回忆：“……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准。”
天雷滚滚的是，一向支持扎菲罗夫斯基的摩托罗拉CEO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因为业绩问题离职，Sun Microsystems公司原CEO爱德华·詹德（Edward Zander）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位被华尔街选出来的CEO既不了解华为，也不重视中国，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并购华为的交易。
今天回头再看这段收购往事，就会发现，无论是公司的运数，还是产业的运数，及至个人的命运，都带着很多诡异的偶然性。
没有卖身成功的华为，内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任正非后来说：“这个想法（指卖掉华为）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为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
而无论是否决收购的爱德华·詹德，还是喜欢华为的扎菲罗夫斯基，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跟这家中国技术巨头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本来希望接替高尔文位子的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于第二年离职。他去了另外一家电信巨头公司担任CEO，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的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
走出冬天的华为，开始展露出狼性。无论摩托罗拉还是北电网络，都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 击。
北电网络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1874年，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并将在加拿大境内的生产许可权交给了他的父亲，后者以此为基础于1895年正式创建了北电公司的前身。换句话说就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他老爸创办了北电。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北电网络成为电信领域的顶级公司，也是加拿大的国宝级公司，巅峰时市值高达2670亿美元，几乎凭一己之力让加拿大成为电信工业强国。2000年，北电的收入达到303亿美元，那时的北电拥有10万名员工，控制了全球光纤设备市场的43%—第二名朗讯的市场份额只有14%。
跟摩托罗拉一样，北电跟中国渊源很深。早在1972年，北电就为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提供卫星转播设备；1988年4月，北电和中国电子工业部签订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电信合资公司；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电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号称价值400万美元，备受高层赞赏。
但高贵的血统在21世纪的竞争面前几乎毫无价值，扎菲罗夫斯基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
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北电就开始走下坡路，2001年至2003年期间裁掉了6万员工，加之愈演愈烈的财务丑闻，公司元气大伤，逐渐从顶尖的电信设备商行列中退出。
而且，为了挽救公司，扎菲罗夫斯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押错3G时代的技术路线。北电先是把研发重点放在了没多少人用的CDMA2000路线上（当年中国电信的3G路线），并将UMTS（WCDMA路线的核心，也是当年中国联通的3G路线）全部转卖给了阿尔卡特。结局证明：绝大多数运营商都使用WCDMA，CDMA2000被彻底边缘 化。
与此同时，华为却在重点开发WCDMA技术，国内卖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发），就出海远征。在徐直军和余承东的带领下，华为2005年的海外收入超过了50亿美元，后来更是开发出了明星级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运营商，让无线产品收入跃居全球第二，逼近爱立信。
2009年，北电网络申请破产保护，同样是这一年，华为的收入达到了1500亿元人民币，是当年摩托罗拉想并购华为时的整整15倍。任正非讲过一个段子：“很多年以后，爱立信CEO告诉我，那家美国公司第二号人物（指的就是扎菲罗夫斯基）见他时，说起这件事都哭了，他认为失去了一个这么好的机 会。”
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爱立信以11.3亿美元买下北电CDMA和LTE的业务资产，Avaya以4.75亿美元收购了企业网业务，Ciena花5.21亿美元收购了光纤城域网部门，GenBand以1.82亿美元收购网络电话设备部门。而在2011年7月，苹果、微软、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项专利。
北电的破产对加拿大技术行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8年，北电所在的渥太华和加蒂诺地区高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为5.8万人，10年之后，这个数字只有4.4万人[2]。
错过华为的摩托罗拉日子也不好过。爱德华·詹德擅长的是拆分公司提振股价，这一套深受华尔街欢迎，但除此之外他能力一般。詹德流传在摩托罗拉内部的一则著名轶事是，某一年他来中国会见国家领导人时，居然打起了瞌睡[3]。2010年，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部门作价12亿美元卖给了诺基亚西门子。
北电和摩托罗拉相继衰落，目睹一切的任正非充分汲取了这两家公司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决不上市，避免公司被资本左右作出短视的决策。
2009年8月，扎菲罗夫斯基辞去了北电的所有职务，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让营收在15年内狂飙60倍，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焦点的。
这里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产业的必然，中国有华为，但中国也只有一家华为，这是一段光芒夺目的崛起历程，也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中国故事。
[1]. 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
[2]. Nortel’s bankruptcy 10 years on — what was lost， James Bagnall，2019
[3]. 别了摩托罗拉，商务周刊，2013年
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物资，并对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说：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扎菲罗夫斯基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像他这样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心里很清楚，这种“患难之交”的身份，在东方的生意场上是一种很重的筹码。虽然，最令扎菲罗夫斯基牵挂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南方的深圳。
同一时间，摩托罗拉和华为正在秘密谈判，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这个谈判已经暗地里进行了将近6个月。彼时两家公司体量悬殊，摩托罗拉2002年时收入高达267亿美元，华为勉强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但另一方面，它们的互补性又很强：摩托罗拉的短板是核心网，这正是华为的强项。
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因此在高层极力游说。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他旋即飞往深圳访问华为，推动项目组继续谈判。
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谈判，收购条款基本上敲定：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100%股权，华为的6个部门中3个留在中国独立发展，3个合并吸收进美国摩托罗拉。
这里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产业的必然，中国有华为，但中国也只有一家华为。这是一段光芒夺目的崛起历程，也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中国故事。
2003年12月，扎菲罗夫斯基再次来到中国，住在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被华为包下了一半房間。后来任正非回忆：“……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准。”
天雷滚滚的是，一向支持扎菲罗夫斯基的摩托罗拉CEO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因为业绩问题离职，Sun Microsystems公司原CEO爱德华·詹德（Edward Zander）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位被华尔街选出来的CEO既不了解华为，也不重视中国，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并购华为的交易。
今天回头再看这段收购往事，就会发现，无论是公司的运数，还是产业的运数，及至个人的命运，都带着很多诡异的偶然性。
没有卖身成功的华为，内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任正非后来说：“这个想法（指卖掉华为）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为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
而无论是否决收购的爱德华·詹德，还是喜欢华为的扎菲罗夫斯基，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跟这家中国技术巨头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本来希望接替高尔文位子的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于第二年离职。他去了另外一家电信巨头公司担任CEO，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的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
走出冬天的华为，开始展露出狼性。无论摩托罗拉还是北电网络，都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 击。
北电网络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1874年，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并将在加拿大境内的生产许可权交给了他的父亲，后者以此为基础于1895年正式创建了北电公司的前身。换句话说就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他老爸创办了北电。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北电网络成为电信领域的顶级公司，也是加拿大的国宝级公司，巅峰时市值高达2670亿美元，几乎凭一己之力让加拿大成为电信工业强国。2000年，北电的收入达到303亿美元，那时的北电拥有10万名员工，控制了全球光纤设备市场的43%—第二名朗讯的市场份额只有14%。
跟摩托罗拉一样，北电跟中国渊源很深。早在1972年，北电就为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提供卫星转播设备；1988年4月，北电和中国电子工业部签订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电信合资公司；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电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号称价值400万美元，备受高层赞赏。
但高贵的血统在21世纪的竞争面前几乎毫无价值，扎菲罗夫斯基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
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北电就开始走下坡路，2001年至2003年期间裁掉了6万员工，加之愈演愈烈的财务丑闻，公司元气大伤，逐渐从顶尖的电信设备商行列中退出。
而且，为了挽救公司，扎菲罗夫斯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押错3G时代的技术路线。北电先是把研发重点放在了没多少人用的CDMA2000路线上（当年中国电信的3G路线），并将UMTS（WCDMA路线的核心，也是当年中国联通的3G路线）全部转卖给了阿尔卡特。结局证明：绝大多数运营商都使用WCDMA，CDMA2000被彻底边缘 化。
与此同时，华为却在重点开发WCDMA技术，国内卖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发），就出海远征。在徐直军和余承东的带领下，华为2005年的海外收入超过了50亿美元，后来更是开发出了明星级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运营商，让无线产品收入跃居全球第二，逼近爱立信。
2009年，北电网络申请破产保护，同样是这一年，华为的收入达到了1500亿元人民币，是当年摩托罗拉想并购华为时的整整15倍。任正非讲过一个段子：“很多年以后，爱立信CEO告诉我，那家美国公司第二号人物（指的就是扎菲罗夫斯基）见他时，说起这件事都哭了，他认为失去了一个这么好的机 会。”
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爱立信以11.3亿美元买下北电CDMA和LTE的业务资产，Avaya以4.75亿美元收购了企业网业务，Ciena花5.21亿美元收购了光纤城域网部门，GenBand以1.82亿美元收购网络电话设备部门。而在2011年7月，苹果、微软、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项专利。
北电的破产对加拿大技术行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8年，北电所在的渥太华和加蒂诺地区高技术行业就业人数为5.8万人，10年之后，这个数字只有4.4万人[2]。
错过华为的摩托罗拉日子也不好过。爱德华·詹德擅长的是拆分公司提振股价，这一套深受华尔街欢迎，但除此之外他能力一般。詹德流传在摩托罗拉内部的一则著名轶事是，某一年他来中国会见国家领导人时，居然打起了瞌睡[3]。2010年，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部门作价12亿美元卖给了诺基亚西门子。
北电和摩托罗拉相继衰落，目睹一切的任正非充分汲取了这两家公司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决不上市，避免公司被资本左右作出短视的决策。
2009年8月，扎菲罗夫斯基辞去了北电的所有职务，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让营收在15年内狂飙60倍，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焦点的。
这里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产业的必然，中国有华为，但中国也只有一家华为，这是一段光芒夺目的崛起历程，也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中国故事。
[1]. 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
[2]. Nortel’s bankruptcy 10 years on — what was lost， James Bagnall，2019
[3]. 别了摩托罗拉，商务周刊，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