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库发达的国家,智库被称为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大机构,对社会决策效用巨大。
　　
　　今年以来,“智库”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热门词汇。年初,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出山”组建国际经济合作学会,随后成功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也都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而各大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以及同时对智库概念的普及,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我也代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并与前来的世界著名智库代表(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代表)有过交流,并有很深的感触。
　　我的感触和思考,不仅仅涉及这次峰会,也与我数年来创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所经历的一切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举办了史上最豪华的奥运会,修建了天堑变通途的三峡工程等,以至于世界主流媒体把G20峰会称为美中主导的G2。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年,更仅仅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如果中国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是巨大的。中国需要敢提出一定的“储备性政策”、并且具备专业能力的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另外,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的议员,社会与公民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特别需要有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并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质的推动。
　　在智库发达的国家,有人将智库称为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大机构,可见其对社会决策的巨大效用。但是,中国智库到现在为止,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目前95%的“智库”都非民间智库。我并不是说官方智库不好,但这就像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中国需要多元、多类型的智库,然而,目前的社会环境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盈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要求,却必须让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另外,社会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图书馆、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但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