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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也需要创新,尤其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而言。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配置和流动也由于资讯技术的发达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全球各大证券市场的联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即使是在中国目前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候,纽约交易所的风吹草动也能经由多种途径影响A股市场。可以想见,当世界各大企业进驻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分析报告一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而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不但需要制定出适应这种变化的市场规则和治理规范,还要与中国本土的企业文化和市场环境相生相容,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水平不能应对。
中国人强调中庸,缺少对创新文化的社会心理支撑。企业不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步,很难想到主动创新。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利益集中的官僚机构,哪里会有自我革命和创新的动力?唯有依靠外部倒逼机制。资本市场的开放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有人说,中国是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力量,任何一次内部产生的改革都被这些力量消灭了,唯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才真正促动了中国崛起的神经。虽然资本市场的开放比起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开放晚了很多年,但可以预见,以国际板的推出为重要标志的开放,将会构成一股新的冲击力量,促进上市企业提高内部和外部治理水平,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时代,监管的力量被自由放纵的呼声所淹没,以致人们忘记了金融市场的逻辑——虚拟经济容易在瞬间被放大,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可悲的是,美国人过去恰恰认为是放松管制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犯罪或撒谎的可能,即使是手按圣经、向全国人民宣誓的总统也不例外。一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和真相的记录片《监守自盗》赢得了2011年奥斯卡纪录片大奖,其中大量采访镜头令人触目惊心,揭露那些拥有显赫头衔和学历背景的华尔街精英、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在面对巨大利益和监管松弛的情况下,作出了损害投资者的选择,而那些与金融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公司,也都在危机面前选择了撒谎,以躲避投资者的指责。
两年多过去了,金融危机的余波并未消失,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还在人们的记忆中闪现,全球资本市场仍处在一个疲弱不振的状态中起伏。重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重塑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而言,面临的挑战也许更为严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不但要创新性地设计制度,让不断涌入新兴市场的参与者在法律和治理框架下“有序经营”,还要对政府权力和垄断势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中国人强调中庸,缺少对创新文化的社会心理支撑。企业不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步,很难想到主动创新。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利益集中的官僚机构,哪里会有自我革命和创新的动力?唯有依靠外部倒逼机制。资本市场的开放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有人说,中国是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力量,任何一次内部产生的改革都被这些力量消灭了,唯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才真正促动了中国崛起的神经。虽然资本市场的开放比起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开放晚了很多年,但可以预见,以国际板的推出为重要标志的开放,将会构成一股新的冲击力量,促进上市企业提高内部和外部治理水平,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时代,监管的力量被自由放纵的呼声所淹没,以致人们忘记了金融市场的逻辑——虚拟经济容易在瞬间被放大,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可悲的是,美国人过去恰恰认为是放松管制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犯罪或撒谎的可能,即使是手按圣经、向全国人民宣誓的总统也不例外。一部分析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和真相的记录片《监守自盗》赢得了2011年奥斯卡纪录片大奖,其中大量采访镜头令人触目惊心,揭露那些拥有显赫头衔和学历背景的华尔街精英、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在面对巨大利益和监管松弛的情况下,作出了损害投资者的选择,而那些与金融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公司,也都在危机面前选择了撒谎,以躲避投资者的指责。
两年多过去了,金融危机的余波并未消失,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还在人们的记忆中闪现,全球资本市场仍处在一个疲弱不振的状态中起伏。重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重塑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而言,面临的挑战也许更为严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不但要创新性地设计制度,让不断涌入新兴市场的参与者在法律和治理框架下“有序经营”,还要对政府权力和垄断势力进行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