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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萌生采访胡舒立的念头，是听一位国内有影响的报社主编谈起她在一家杂志座谈会上的一件事。据说，在征求对该杂志意见时，多数人都很温和地表示肯定，尔后再婉转地针对质量问题提出批评，这时候有一位叫做胡舒立的女士站起来发言，她坦率得出奇：“杂志的质量首先反映的是主编的水平。鉴于这本杂志目前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应当换一位更称职的主编。”一时四座皆惊。一个咄咄逼人、话锋锐利的职业女性形象立即浮现我的眼前。
有意思的是，在拿着这个“段子”去向新闻财经方面的朋友们求证的时候，他们都抚掌大笑，因为有关胡舒立的“传奇”还远不止于此。
“岂止咄咄逼人，她是那种急了会跳到桌子上，拍案大骂的女人。奇怪的是，她手下那么多员工，却都心甘情愿地为她做事。胡舒立风格在这个圈子里有口皆碑，你见了她，一定会印象深刻。”
“她会在与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旁若无人地讨论工作，嗓门大得整个饭馆都听得见。有一次，她跟一位同事发生了分歧，固执已见，把人家气跑了。可还没走到马路对面，那位同事和街上所有的人都听见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我想通了，你是对的，就按你说的办。’她对手下人都是这样：你有才华，她重用你；你做得不好，她会骂你。”
“她带着一个记者到美国微软公司的总部采访，进门之后就拦住她碰到的第一个微软员工，劈头一句：‘我是中国(财经)杂志的胡舒立，请你带我去见比尔·盖茨。’那人被她的理直气壮问楞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可是，很多精彩的访问都是这样被她闯出来的。”
“很少看到像她那样坦率的女人，在任何时候她都会提醒你：我是胡舒立。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与胡舒立年龄相仿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刚巧坐在她对面，引起了胡舒立的注意。于是，一声郑重其事的‘你真美’成了当天会上独一无二的发言开头。”
站在我面前的胡舒立与预想中的形象不是没有落差的。坐在客厅，看着身材小巧、朴素平凡的她走进来，然后蜷缩到单人沙发里的样子，看不出太多叱咤风云，倒是多了几分家常味道。只有比一般人稍快的语速、肯定而果断的口气，还有那爽朗的笑声，透出几分不寻常的犀利。做出中国自己的商业周刊。
“当记者是一辈子的坚持”
谈到自己的职业，胡舒立自言比较幸运，“总是在别无选择情况下作出选择”。而正是这一次次别无选择，交织成了她的人生道路。
同大多数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初中生一样，少女胡舒立也曾到山西农村插队，说起这段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做农民又当兵的日子，她说并没有留下太多苦难的记忆。颠沛流离的生活反倒使她过早地开始独立，树立起朴素的“社会平等意识”和对社会生活底蕴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知道了这段经历，也就明白，为什么胡舒立身上没有传统知识分子常有的迂腐气和清高，为什么她总是能很快从表面的现象中透析出更本质的东西，令财经时论摆脱肤浅和人云亦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笑总是有一股少见的爽朗，没有太多的犹疑。
197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胡舒立，笑着把找到自己的终生所爱——新闻“归功于”当时多少有些强制性的分配。当年为了重新组建人大，学校特别从已经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优秀生，而胡舒立就是其中之一。从中文到新闻，也就成了她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再后来，因为从事经济报道，在业界多少有了些知名度，接触的人中不乏商界名人，开始有人或正式或开玩笑地邀她下海，甚至提出职位安排。身在工商界和传媒界，说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只是胡舒立从未动心，她自谓是有自知之明。“因为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是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中半途就会逃回家的人，无论如何不适合，于是作罢。”
舒立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其实当记者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很令人艳羡，许多她采访的名人在聊天时都表示过向往之心。而于她自己而言，一是对新闻这种兴奋而富于变化的生活感到陶醉，不愿改变生活方式；二是感到自己没有其他专长，而做新闻最合适也最快乐。哈，又是一个别无选择。
不愿作加州阳光中的一粒尘埃
胡舒立有过好几次去美国采访、研修的经历。1987年，她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在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足迹踏遍25个州、40多个城市。1993年，她又有机会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并趁此良机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问题、女权运动、同性恋、艾滋病研究等方方面面，她还作为共产党国家的记者首次参观了位于加州的美空军基地和核能研究所。这些都大大开阔了舒立的视野。
对于她这样洞察世事的女子来说，对国内外的差距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就如她在《新金融时代》的题记中写到：“就中国投资银行业的成长来说，我们离华尔街还太远太远。”她也明白，就像中国不可能一下子造出福特汽车一样，国内最优秀的记者的薪酬暂时也不能与国外三流记者相比。更何况在斯坦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的她，凭资质、语言水平和努力，未尝不可在美国做一名“安富乐道”的中产阶级。她为什么选择回国呢?
听完我的疑问后，她点头：“不是一点都没有考虑过的。我也没什么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当时也和别人一样，没出过国特想出国。”
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她为之热爱的职业一当记者。舒立说，她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她无论如何不可能满足在美国当中文小报记者。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当记者最愉快。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的爱人，他倾心于明清史的研究，说什么也无法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抛弃所爱。在这一点上，夫妇俩意见十分统一。
斯坦福大学是个精英荟萃之地，有羞全美国最美丽的校舍，笔直的棕榈树，还有湾区四季如春的气候和著名的加州阳光。但是，美国人太“忙”，忙得无人与你聊天，忙着生存，忙着寻找HAPPINESS(幸福)，甚至忙着组织跟邻居家的小猪赛跑。用她在斯坦福的一位台湾校友的话来说：“加州的阳光虽然温暖，然而我们只不过是阳光中的一粒尘埃。”于是一切的一切，那无数人苦苦折腾过苦恼过奋斗过的目标，在转念之间，就被她轻轻松松地放下了。
愿做平凡而幸福的女人
有怎样胆量和气魄的女人，才适合涉足男性天下的财经界，报道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资本市场，才会有笔下的逼入的文字和锋芒?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或许发生在纽约的一件小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胡舒立。当日她和另一位日本女记者被安排在哈莱姆贫民区参加警察巡夜。约好了要在晚上10点到警所，警察们事先千叮万嘱，让她们一定要乘出租车去。但两人硬是乘纽约地铁，然后一路打听著到了警所。警员们看到她们气定神闲的样子不敢置信，连问：“你们竟然乘地铁，然后走到这里?”这位身材不高大不强壮的东方女记者开心地笑着说：“我们逢人便问警所在哪里，谁还敢招惹我们厂毫无疑问，又是典型的胡舒立风格。
但问及男女差异对职业的影响时，舒立并不表赞同。她不同意简单地把女性描绘成脆弱、情绪化，而且以性别来判断是否成功也并不恰当。我接触过好几位成功的女金融家，包括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AnnaCohen，此人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势惊人地准确，有‘华尔街女巫’之称。但她们在形象气质上都是典型的女性。”那么，女记者和男记者有什么区别呢?舒立笑说，“我不知道，因为没做过‘男记者’。男女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关键是社会角色。不少女人在结婚生子后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嫁了杰出的丈夫后，就不很重视自身的发展了，这样有可能退化。说到底，还是自我选择的问题。”
舒立甚至坦承自己结婚以后，也有一些“退化”迹象。爱好历史的她早在大学读书时就遭遇了日后成为终生伴侣、有着相似插队、当兵际遇的历史系高材生苗棣。嫁给了历史学家后，有事便问，原先的历史知识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事实上，舒立一直在努力保持自我，她在事业上、爱情方面的取舍都有透彻的独家观点，“做什么都是想清楚了再去做，开始做了就会坚持到底。”
别看她在工作状态是如此强悍有力，回到家里却又能极其自然地转换到温柔贤慧的妻子角色上来。胡舒立也称自己在工作之外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女人。问起从美国回来，最怀念的是什么，她说是美国的百货商店，因为特别喜欢购物。逛得兴起的时候，丈夫只能可怜地坐在商店的大椅上打瞌睡。平时闲下来，她也喜欢看言情的电视5幸续剧。由于这样的“庸俗爱好”，也时常遭到丈夫“歧视”。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也有着无数烦恼的家庭琐事，然而，无论何时总能理解她、支持她、彼此心领神会的丈夫令她感到莫大的幸福。
在生活中，她活得“舒展而独立”。
有意思的是，在拿着这个“段子”去向新闻财经方面的朋友们求证的时候，他们都抚掌大笑，因为有关胡舒立的“传奇”还远不止于此。
“岂止咄咄逼人，她是那种急了会跳到桌子上，拍案大骂的女人。奇怪的是，她手下那么多员工，却都心甘情愿地为她做事。胡舒立风格在这个圈子里有口皆碑，你见了她，一定会印象深刻。”
“她会在与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旁若无人地讨论工作，嗓门大得整个饭馆都听得见。有一次，她跟一位同事发生了分歧，固执已见，把人家气跑了。可还没走到马路对面，那位同事和街上所有的人都听见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我想通了，你是对的，就按你说的办。’她对手下人都是这样：你有才华，她重用你；你做得不好，她会骂你。”
“她带着一个记者到美国微软公司的总部采访，进门之后就拦住她碰到的第一个微软员工，劈头一句：‘我是中国(财经)杂志的胡舒立，请你带我去见比尔·盖茨。’那人被她的理直气壮问楞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可是，很多精彩的访问都是这样被她闯出来的。”
“很少看到像她那样坦率的女人，在任何时候她都会提醒你：我是胡舒立。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与胡舒立年龄相仿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刚巧坐在她对面，引起了胡舒立的注意。于是，一声郑重其事的‘你真美’成了当天会上独一无二的发言开头。”
站在我面前的胡舒立与预想中的形象不是没有落差的。坐在客厅，看着身材小巧、朴素平凡的她走进来，然后蜷缩到单人沙发里的样子，看不出太多叱咤风云，倒是多了几分家常味道。只有比一般人稍快的语速、肯定而果断的口气，还有那爽朗的笑声，透出几分不寻常的犀利。做出中国自己的商业周刊。
“当记者是一辈子的坚持”
谈到自己的职业，胡舒立自言比较幸运，“总是在别无选择情况下作出选择”。而正是这一次次别无选择，交织成了她的人生道路。
同大多数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初中生一样，少女胡舒立也曾到山西农村插队，说起这段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做农民又当兵的日子，她说并没有留下太多苦难的记忆。颠沛流离的生活反倒使她过早地开始独立，树立起朴素的“社会平等意识”和对社会生活底蕴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知道了这段经历，也就明白，为什么胡舒立身上没有传统知识分子常有的迂腐气和清高，为什么她总是能很快从表面的现象中透析出更本质的东西，令财经时论摆脱肤浅和人云亦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笑总是有一股少见的爽朗，没有太多的犹疑。
197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胡舒立，笑着把找到自己的终生所爱——新闻“归功于”当时多少有些强制性的分配。当年为了重新组建人大，学校特别从已经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优秀生，而胡舒立就是其中之一。从中文到新闻，也就成了她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再后来，因为从事经济报道，在业界多少有了些知名度，接触的人中不乏商界名人，开始有人或正式或开玩笑地邀她下海，甚至提出职位安排。身在工商界和传媒界，说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只是胡舒立从未动心，她自谓是有自知之明。“因为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是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中半途就会逃回家的人，无论如何不适合，于是作罢。”
舒立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其实当记者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很令人艳羡，许多她采访的名人在聊天时都表示过向往之心。而于她自己而言，一是对新闻这种兴奋而富于变化的生活感到陶醉，不愿改变生活方式；二是感到自己没有其他专长，而做新闻最合适也最快乐。哈，又是一个别无选择。
不愿作加州阳光中的一粒尘埃
胡舒立有过好几次去美国采访、研修的经历。1987年，她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在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足迹踏遍25个州、40多个城市。1993年，她又有机会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并趁此良机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问题、女权运动、同性恋、艾滋病研究等方方面面，她还作为共产党国家的记者首次参观了位于加州的美空军基地和核能研究所。这些都大大开阔了舒立的视野。
对于她这样洞察世事的女子来说，对国内外的差距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就如她在《新金融时代》的题记中写到：“就中国投资银行业的成长来说，我们离华尔街还太远太远。”她也明白，就像中国不可能一下子造出福特汽车一样，国内最优秀的记者的薪酬暂时也不能与国外三流记者相比。更何况在斯坦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的她，凭资质、语言水平和努力，未尝不可在美国做一名“安富乐道”的中产阶级。她为什么选择回国呢?
听完我的疑问后，她点头：“不是一点都没有考虑过的。我也没什么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当时也和别人一样，没出过国特想出国。”
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她为之热爱的职业一当记者。舒立说，她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她无论如何不可能满足在美国当中文小报记者。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当记者最愉快。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的爱人，他倾心于明清史的研究，说什么也无法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抛弃所爱。在这一点上，夫妇俩意见十分统一。
斯坦福大学是个精英荟萃之地，有羞全美国最美丽的校舍，笔直的棕榈树，还有湾区四季如春的气候和著名的加州阳光。但是，美国人太“忙”，忙得无人与你聊天，忙着生存，忙着寻找HAPPINESS(幸福)，甚至忙着组织跟邻居家的小猪赛跑。用她在斯坦福的一位台湾校友的话来说：“加州的阳光虽然温暖，然而我们只不过是阳光中的一粒尘埃。”于是一切的一切，那无数人苦苦折腾过苦恼过奋斗过的目标，在转念之间，就被她轻轻松松地放下了。
愿做平凡而幸福的女人
有怎样胆量和气魄的女人，才适合涉足男性天下的财经界，报道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资本市场，才会有笔下的逼入的文字和锋芒?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或许发生在纽约的一件小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胡舒立。当日她和另一位日本女记者被安排在哈莱姆贫民区参加警察巡夜。约好了要在晚上10点到警所，警察们事先千叮万嘱，让她们一定要乘出租车去。但两人硬是乘纽约地铁，然后一路打听著到了警所。警员们看到她们气定神闲的样子不敢置信，连问：“你们竟然乘地铁，然后走到这里?”这位身材不高大不强壮的东方女记者开心地笑着说：“我们逢人便问警所在哪里，谁还敢招惹我们厂毫无疑问，又是典型的胡舒立风格。
但问及男女差异对职业的影响时，舒立并不表赞同。她不同意简单地把女性描绘成脆弱、情绪化，而且以性别来判断是否成功也并不恰当。我接触过好几位成功的女金融家，包括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AnnaCohen，此人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势惊人地准确，有‘华尔街女巫’之称。但她们在形象气质上都是典型的女性。”那么，女记者和男记者有什么区别呢?舒立笑说，“我不知道，因为没做过‘男记者’。男女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关键是社会角色。不少女人在结婚生子后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嫁了杰出的丈夫后，就不很重视自身的发展了，这样有可能退化。说到底，还是自我选择的问题。”
舒立甚至坦承自己结婚以后，也有一些“退化”迹象。爱好历史的她早在大学读书时就遭遇了日后成为终生伴侣、有着相似插队、当兵际遇的历史系高材生苗棣。嫁给了历史学家后，有事便问，原先的历史知识就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事实上，舒立一直在努力保持自我，她在事业上、爱情方面的取舍都有透彻的独家观点，“做什么都是想清楚了再去做，开始做了就会坚持到底。”
别看她在工作状态是如此强悍有力，回到家里却又能极其自然地转换到温柔贤慧的妻子角色上来。胡舒立也称自己在工作之外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女人。问起从美国回来，最怀念的是什么，她说是美国的百货商店，因为特别喜欢购物。逛得兴起的时候，丈夫只能可怜地坐在商店的大椅上打瞌睡。平时闲下来，她也喜欢看言情的电视5幸续剧。由于这样的“庸俗爱好”，也时常遭到丈夫“歧视”。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也有着无数烦恼的家庭琐事，然而，无论何时总能理解她、支持她、彼此心领神会的丈夫令她感到莫大的幸福。
在生活中，她活得“舒展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