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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脱身于抑郁症的深渊，深知孤立无援的痛苦，用文字和艺术与患者们相互倚靠，组织了三万抑郁症患者的社群，致力于为患者提供解决方案。
坐在我对面的任可更像是一个时尚博主。她年纪轻，面容姣好，妆面完整，身材有致，穿着一字肩的黑丝绒上衣，还别着一枚优雅的珠光白胸针。
“听过这样那样的网红，有抑郁症网红吗？”任可开玩笑说。
任可，抑郁研究所创始人，心理健康领域KOL（意见领袖），病友们叫她“所长”“任有病”。2019年10月17日，福布斯中国推出了最新的30岁以下精英榜，25岁的任可以抑郁研究所创始人的身份入选医疗健康领域精英榜。
如果你最近才认识任可，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举止大方，自若的微笑，言语笃定而自信。这样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大多是被爱和支持浸染的。但实际上，任可是一个从家庭暴力和重度抑郁症中活下来的人。
她曾经在微博上这样写道：“皮带，塑料拖鞋，鸡毛掸，筷子，棒槌，竹签……跪搓衣板，吃掉在地上的饭菜，喝混着泥沙的汤水，脱了衣服跪在路上抽自己耳光……我独居5年了，却依然逃脱不了被家暴支配的恐惧，日夜恐慌着被伤害。”据她自己说，从幼儿园起，就饱受家暴的摧残。
长大后，任可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深渊，也想拯救更多人。她体验过想以死亡结束痛苦的绝望，体验过强烈的病耻感，也体验过精神健康领域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一步步走完抑郁症的路，她知道患者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抑郁研究所的全网粉丝数量超过78万，社群患者总量达到5万，为大众提供包括抑郁测试、药物指南、康复课程、线下活动、电商产品、心理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抑郁症解决方案。抑郁研究所发布的《抑郁症就医指南》包含了如何选择有资质的精神专科医院、首次就医注意事项等实用的内容。目前，就医指南已有超过25万的阅读，被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心理服务中心转发。
中国有9000万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孤立无援。任可想要改变这个现实，她已经改变了部分现实，正在改变更多现实的路上。
以下是任可的自述。
2019年1月，我被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当时医生写的是：有自杀倾向，建议住院。当时我在做产品经理，互联网行业大家压力都很大，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的劳动能力下降了，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科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是一种会造成人体认知系统与神经功能紊乱的“疾病”或是“失调”，理论上来说，它就像是精神患的一场感冒，可以被治愈，没有那么可怕。但在日常语境中，它依然无法摆脱“矫情”“玻璃心”“不够坚强”的污名。
任可入选福布斯医疗健康领域精英榜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孤立、绝望、无所适从——“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让我越来越自卑，更害怕自己会因病彻底失去价值。
我不敢和同事说，害怕他们会觉得我没法工作。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得到的结果是我爸当着亲戚们的面指着我骂：“丧着这张脸死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问医生说，我快死了，该怎么办呢？医生说：“来这儿的都是快死的，你吃药、做心理咨询就行了。”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到每个患者身上只有5分钟，抑郁症就是得吃药、做咨询，医生说得很对，但我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是很绝望的。
去哪儿咨询呢？“自己上网搜吧。”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上网搜，企图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互联网从业者，我可能是信息搜集能力最过关的那一批人了，但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居然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抑郁症相关信息。那不太会用网络的老一辈人呢？资讯更不发达的山区里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接触不到有效的信息了？
我很绝望。
我没能坚持好好吃药，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咨询师，这就是90%的抑郁症患者的状态。
我开始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经历，我是怎么得上抑郁症的，我有多难受，我吃了哪些药，做了哪些治疗，管不管用。纯粹以患者视角在讲自己的感受。没有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倾诉、咨询，和我互相倚靠。
我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一些公众表达了。我发现，我讲一点点话对患者们就有用，那就讲啊。我一下找到活着的意义了。
我是大家垫底的对象。病友们看到我的经历，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惨的人，我都还努力活着，那他们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我也是大家幸福的锚点，有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甚至十几年的病友，看到我之后特别惊讶，“原来抑郁症还能治好？”才有了希望。
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整个行业的痛点，我希望能突破这个业态，改变些什么。优秀的产品经理让别人当去吧，我就要当任有病。我给自己取名叫“任有病”，如果人人都有病，那抑郁症是不是就不算件大事了，是不是大家就不會对这个事这么恐惧了？
后来，越来越多的患者找到我，问我：“所长，你那里有抑郁症的群吗？我想加群。”我就开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建社群。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越是话语权处于劣势的少数人群，越需要社群。大家需要知道，在孤独这件事上，我们并不孤单。 我看过太多被自杀干预救下来的人，他们并不快乐。有人曾经告诉我，他恨那个报警让警察来把他救下来的人。死亡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结束痛苦的唯一方式，强制干预只是让他活着，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包括后来跟中科院的前辈聊抑郁症的医疗方案，从AIVR到热能光波、肠道细菌，等等。当时我突然好难过。抑郁症患者明明就是因为没有被爱，没有过过好日子，抑郁了之后还要被吃药、被塞进仪器、被电击……我们缺的不是医疗方案，缺的是好的人生啊。
报警式的自杀干预，麻痹神经的疗法，生理性的药物刺激，这都是科学沙文主义的冷漠，让我们忽视了关怀，忽视了只有真正的陪伴和共情能让患者好起来。
所以每个患者加入我们的社群之前，都要填一份详细的求生锦囊：现在这个还活着的我，要留一个线索去拯救未来那个想死的我。这些线索往往是美好的生活细节和来自别人的爱。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担心自己的抑郁症复发会导致公司业务停滞，我惧怕这种可能性。
后来和写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的张进老师聊天，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复发，复发就治。我突然悟了，我作为最懂抑郁症的产品经理，我怕什么？
到现在，我不仅没有复发，而且不畏惧复发这件事，就像不畏惧感冒一样。我希望每一个康复的患者都能达到这种不惧怕的状态。我希望从抑郁研究所康复离开的患者，不必再为抑郁羞愧和恐惧，能够平和地接受“抑郁曾经是我的一部分属性”，也不害怕复发。
你问我女性身份对创业有什么影响？影响可太大了。
有的资方会问：“你很适合当网红，为什么不去签MCN（是一种新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
我为什么要签MCN？我是从产品视角出发的，核心做的事情是解决方案，我从来没有觉得做内容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发声当然也很重要，但事实已经证明了，以前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大也不够深刻，没有触及核心，所以企图只通过舆论解决问题是不行的。我完整地走完了用户路径，能有几个产品经理真正得了抑郁症，完全康复，还能再回到抑郁症这件事上来的？
还有和我关系很好的行业前辈直白地告诉我：“十几年来，我的投资原则就是不投女创始人，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女性。”原因是：选择机会太多了;社会对女性的成功评价标准远低于男性;从成功概率上看，女性企业家更低。
最近碰到一位投资前辈，让我从他的视角做选择：你怎么看女性创业者的成功概率？怎么看抑郁症赛道的市场回报速度？回报率10倍和20倍的项目，你会选哪个？
我忽然意识到，女性、学历背景、抑郁症赛道、创业节点，这些都一样，都是在市场经济里被选择的标签。只是凡选择必有歧视，凡歧视必有代价。决策者都在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概率论，而我自己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必须忘记一切标签。
2019年7月份我们融了天使轮，有一线的基金进来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报道，问投资人今年关注哪些赛道。投资人说完电商、科技这些大热门之后，加了一句，抑郁症赛道。我特别高兴，一下知道自己的意义在哪里了，我让投资人看到抑郁症赛道了。那天是我25岁生日。
中国有9000万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但是接受正规治疗的不到7%。健康教育不普及，医疗资源匮乏，咨询成本高，太少的人能得到合适的治疗了，个体咨询绝对不是中国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做社群，做健康教育，也开发心理健康测量表这样的产品去唤醒大家心理健康的意识。
心理健康领域市场很大，但因为家庭环境、病耻感、社会偏见等因素造成实际的用户需求却很小。而且心理健康赛道是一个非常慢的赛道，我们和同行们一起努力了那么多年，现在也只是让更多一些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而已。
不过，胡适有句话说，“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成功和失败从来都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张地图。我们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不断前进。
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哪怕穷尽所能，我们只能做跳蚤般微小的律动，也绝不算失败了。
任可提到，曾经有一个女孩儿给她留言说，所长是她的榜样，她想战胜抑郁，考北京的大学，到抑郁研究所工作，成为和所长一样优秀的人。那一刻，任可感受到了信任和鼓舞：她成为一个人的榜样了。
我注意到，任可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早年间发的泳装照。身为榜样，任可会担心这些照片减损了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吗？
任可的回答十分坦率：“这些照片很真实呀，我也没有去删它。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上了两三年班的小姑娘，以后我有孩子还要发小孩子的照片呢。”
任可也同样坦然地面对一些评价。有时候，在她认真拍摄的抑郁症科普课程视频下面，有些评论却只关注于她的身材。
任可已经习惯了，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被打标签、被挑选、被讨论是她的常态。女性在任何一个角色里，都会被大众从各种视角去评判。她清楚，在视频里，自己完全没有讨论业务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要她做的事情是专业的，有价值的，这就够了。
任可告诉我，她和所有患者都会说一句话：“没关系，会好的，慢慢來。”有时候患者听到这句话会直接哭出来，因为身边根本没有人这样和他们说，没有人告诉他们，不管在黑暗里走多久我都陪你，我不会催着你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没关系，会好的，慢慢来。”这句话，她会一直说下去。
（陈欣荐自虎嗅网）
坐在我对面的任可更像是一个时尚博主。她年纪轻，面容姣好，妆面完整，身材有致，穿着一字肩的黑丝绒上衣，还别着一枚优雅的珠光白胸针。
“听过这样那样的网红，有抑郁症网红吗？”任可开玩笑说。
任可，抑郁研究所创始人，心理健康领域KOL（意见领袖），病友们叫她“所长”“任有病”。2019年10月17日，福布斯中国推出了最新的30岁以下精英榜，25岁的任可以抑郁研究所创始人的身份入选医疗健康领域精英榜。
如果你最近才认识任可，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举止大方，自若的微笑，言语笃定而自信。这样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大多是被爱和支持浸染的。但实际上，任可是一个从家庭暴力和重度抑郁症中活下来的人。
她曾经在微博上这样写道：“皮带，塑料拖鞋，鸡毛掸，筷子，棒槌，竹签……跪搓衣板，吃掉在地上的饭菜，喝混着泥沙的汤水，脱了衣服跪在路上抽自己耳光……我独居5年了，却依然逃脱不了被家暴支配的恐惧，日夜恐慌着被伤害。”据她自己说，从幼儿园起，就饱受家暴的摧残。
长大后，任可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深渊，也想拯救更多人。她体验过想以死亡结束痛苦的绝望，体验过强烈的病耻感，也体验过精神健康领域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一步步走完抑郁症的路，她知道患者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抑郁研究所的全网粉丝数量超过78万，社群患者总量达到5万，为大众提供包括抑郁测试、药物指南、康复课程、线下活动、电商产品、心理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抑郁症解决方案。抑郁研究所发布的《抑郁症就医指南》包含了如何选择有资质的精神专科医院、首次就医注意事项等实用的内容。目前，就医指南已有超过25万的阅读，被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心理服务中心转发。
中国有9000万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孤立无援。任可想要改变这个现实，她已经改变了部分现实，正在改变更多现实的路上。
以下是任可的自述。
医生：来这儿的都是快死的
2019年1月，我被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当时医生写的是：有自杀倾向，建议住院。当时我在做产品经理，互联网行业大家压力都很大，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的劳动能力下降了，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科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是一种会造成人体认知系统与神经功能紊乱的“疾病”或是“失调”，理论上来说，它就像是精神患的一场感冒，可以被治愈，没有那么可怕。但在日常语境中，它依然无法摆脱“矫情”“玻璃心”“不够坚强”的污名。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孤立、绝望、无所适从——“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让我越来越自卑，更害怕自己会因病彻底失去价值。
我不敢和同事说，害怕他们会觉得我没法工作。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得到的结果是我爸当着亲戚们的面指着我骂：“丧着这张脸死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问医生说，我快死了，该怎么办呢？医生说：“来这儿的都是快死的，你吃药、做心理咨询就行了。”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到每个患者身上只有5分钟，抑郁症就是得吃药、做咨询，医生说得很对，但我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是很绝望的。
去哪儿咨询呢？“自己上网搜吧。”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上网搜，企图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互联网从业者，我可能是信息搜集能力最过关的那一批人了，但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居然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抑郁症相关信息。那不太会用网络的老一辈人呢？资讯更不发达的山区里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接触不到有效的信息了？
我很绝望。
我代表了90%的抑郁症患者
我没能坚持好好吃药，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咨询师，这就是90%的抑郁症患者的状态。
我开始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经历，我是怎么得上抑郁症的，我有多难受，我吃了哪些药，做了哪些治疗，管不管用。纯粹以患者视角在讲自己的感受。没有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倾诉、咨询，和我互相倚靠。
我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一些公众表达了。我发现，我讲一点点话对患者们就有用，那就讲啊。我一下找到活着的意义了。
我是大家垫底的对象。病友们看到我的经历，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惨的人，我都还努力活着，那他们也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我也是大家幸福的锚点，有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甚至十几年的病友，看到我之后特别惊讶，“原来抑郁症还能治好？”才有了希望。
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整个行业的痛点，我希望能突破这个业态，改变些什么。优秀的产品经理让别人当去吧，我就要当任有病。我给自己取名叫“任有病”，如果人人都有病，那抑郁症是不是就不算件大事了，是不是大家就不會对这个事这么恐惧了？
后来，越来越多的患者找到我，问我：“所长，你那里有抑郁症的群吗？我想加群。”我就开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建社群。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越是话语权处于劣势的少数人群，越需要社群。大家需要知道，在孤独这件事上，我们并不孤单。 我看过太多被自杀干预救下来的人，他们并不快乐。有人曾经告诉我，他恨那个报警让警察来把他救下来的人。死亡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结束痛苦的唯一方式，强制干预只是让他活着，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包括后来跟中科院的前辈聊抑郁症的医疗方案，从AIVR到热能光波、肠道细菌，等等。当时我突然好难过。抑郁症患者明明就是因为没有被爱，没有过过好日子，抑郁了之后还要被吃药、被塞进仪器、被电击……我们缺的不是医疗方案，缺的是好的人生啊。
报警式的自杀干预，麻痹神经的疗法，生理性的药物刺激，这都是科学沙文主义的冷漠，让我们忽视了关怀，忽视了只有真正的陪伴和共情能让患者好起来。
所以每个患者加入我们的社群之前，都要填一份详细的求生锦囊：现在这个还活着的我，要留一个线索去拯救未来那个想死的我。这些线索往往是美好的生活细节和来自别人的爱。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担心自己的抑郁症复发会导致公司业务停滞，我惧怕这种可能性。
后来和写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的张进老师聊天，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复发，复发就治。我突然悟了，我作为最懂抑郁症的产品经理，我怕什么？
到现在，我不仅没有复发，而且不畏惧复发这件事，就像不畏惧感冒一样。我希望每一个康复的患者都能达到这种不惧怕的状态。我希望从抑郁研究所康复离开的患者，不必再为抑郁羞愧和恐惧，能够平和地接受“抑郁曾经是我的一部分属性”，也不害怕复发。
我不投年轻的未婚女创始人
你问我女性身份对创业有什么影响？影响可太大了。
有的资方会问：“你很适合当网红，为什么不去签MCN（是一种新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
我为什么要签MCN？我是从产品视角出发的，核心做的事情是解决方案，我从来没有觉得做内容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发声当然也很重要，但事实已经证明了，以前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大也不够深刻，没有触及核心，所以企图只通过舆论解决问题是不行的。我完整地走完了用户路径，能有几个产品经理真正得了抑郁症，完全康复，还能再回到抑郁症这件事上来的？
还有和我关系很好的行业前辈直白地告诉我：“十几年来，我的投资原则就是不投女创始人，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女性。”原因是：选择机会太多了;社会对女性的成功评价标准远低于男性;从成功概率上看，女性企业家更低。
最近碰到一位投资前辈，让我从他的视角做选择：你怎么看女性创业者的成功概率？怎么看抑郁症赛道的市场回报速度？回报率10倍和20倍的项目，你会选哪个？
我忽然意识到，女性、学历背景、抑郁症赛道、创业节点，这些都一样，都是在市场经济里被选择的标签。只是凡选择必有歧视，凡歧视必有代价。决策者都在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概率论，而我自己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必须忘记一切标签。
2019年7月份我们融了天使轮，有一线的基金进来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报道，问投资人今年关注哪些赛道。投资人说完电商、科技这些大热门之后，加了一句，抑郁症赛道。我特别高兴，一下知道自己的意义在哪里了，我让投资人看到抑郁症赛道了。那天是我25岁生日。
中国有9000万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但是接受正规治疗的不到7%。健康教育不普及，医疗资源匮乏，咨询成本高，太少的人能得到合适的治疗了，个体咨询绝对不是中国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做社群，做健康教育，也开发心理健康测量表这样的产品去唤醒大家心理健康的意识。
心理健康领域市场很大，但因为家庭环境、病耻感、社会偏见等因素造成实际的用户需求却很小。而且心理健康赛道是一个非常慢的赛道，我们和同行们一起努力了那么多年，现在也只是让更多一些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了而已。
不过，胡适有句话说，“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成功和失败从来都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张地图。我们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不断前进。
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哪怕穷尽所能，我们只能做跳蚤般微小的律动，也绝不算失败了。
没关系，会好的，慢慢来
任可提到，曾经有一个女孩儿给她留言说，所长是她的榜样，她想战胜抑郁，考北京的大学，到抑郁研究所工作，成为和所长一样优秀的人。那一刻，任可感受到了信任和鼓舞：她成为一个人的榜样了。
我注意到，任可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早年间发的泳装照。身为榜样，任可会担心这些照片减损了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吗？
任可的回答十分坦率：“这些照片很真实呀，我也没有去删它。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上了两三年班的小姑娘，以后我有孩子还要发小孩子的照片呢。”
任可也同样坦然地面对一些评价。有时候，在她认真拍摄的抑郁症科普课程视频下面，有些评论却只关注于她的身材。
任可已经习惯了，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被打标签、被挑选、被讨论是她的常态。女性在任何一个角色里，都会被大众从各种视角去评判。她清楚，在视频里，自己完全没有讨论业务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要她做的事情是专业的，有价值的，这就够了。
任可告诉我，她和所有患者都会说一句话：“没关系，会好的，慢慢來。”有时候患者听到这句话会直接哭出来，因为身边根本没有人这样和他们说，没有人告诉他们，不管在黑暗里走多久我都陪你，我不会催着你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没关系，会好的，慢慢来。”这句话，她会一直说下去。
（陈欣荐自虎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