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外交方面的内容。在中国的外交理念中，弘扬传统、与时俱进和务实创新是紧密结合的。1998年，我应约发表了《乘和平发展长风创改革开放巨篇》一文，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外交理念作了初步的归纳。现在，又是10年过去了，这里拟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谈谈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中国外交理念的范畴
中国外交理念业已形成一个体系，其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30年来中国外交获得成功，在于把握了时代主题与世界局势的本质，坚持了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适时提出新倡议、采取新举措，从而达到了优化环境，扩大影响，树立形象，趋利避害的目的。这一切，体现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三大方面。
关于世界观，形成了5个基本观点。一是时代主题观。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后来又告诫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和平是条件，发展是目的，合作是手段。二是战争和平观。邓小平于1985年6月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后来他又多次说过，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后来党中央又作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论断。三是世界格局观。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是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提出的。直到党的十七大，仍坚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提法，并且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四是国际秩序观。邓小平于1988年9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任务。后来党中央不断丰富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提出了以“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为主要内涵的“新安全观”，同时主张和平变革，促进国际政治民主与文明的发展。五是社会制度观。承认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初级阶段)必须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树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
关于认识论，形成了5个基本论断。一是自我认识论。强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者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的基点，后者是中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点。二是世界多样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论。认为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强调文明互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国家之间关系的正确选择便是根据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促进发展，共同繁荣。三是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结合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将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产物。四是大国关系互动论。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主张加强对话，形成一种各方受益、互不敌对、彼此借重的新型关系。五是机遇挑战并存论。外部条件也存在两重性，要居安思危，扩大机遇，应付挑战，趋利避害。策略运用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反之，机遇也可能变成挑战。
关于方法论，涉及处理5个主要方面的关系。一是维护国家利益与对人类作贡献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是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国际正义事业以支持。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二是不结盟与战略协作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同一些大国建立了带有战略涵义的各种关系，强调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打牌即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三是外交布局中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大国协调，同时倚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四是党际交往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通过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来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五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关系。两者结合，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推进国家之间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
弘扬传统务实创新
中国外交早已有过一些经典性的提法，最突出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中国率先于1953年酿成、随后于1954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殖民主义瓦解过程中广大新独立国家维护主权成果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强烈愿望，融会了各国人民试图运用软实力对抗任何外来侵略势力的卓越智慧，体现了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主题所产生的强大动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其内涵的完整性、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便于运作的务实性、普适性和动员性，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而经久不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领导人正是在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务实创新。
其一，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避免来自内外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决定的。
其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合作”，意味着外交政策是和平性的。这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策化，其中包括睦邻友好互利合作这样的传统口号。随后的发展是：“睦邻”派生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友好”派生出各种说法的“伙伴关系”如“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等；“互利”派生出“双赢、共赢”；“合作”被提升到与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并列的高度。还可以看出，中国外交中注入了富有感染力的文化传统因素“和为贵”、“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等等，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推动合作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其三，确立不同角度对象国的地位，亦即周边国家关 系是首要，大国关系是关键，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基础。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提出要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完整化，包括国家利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不结盟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多样性原则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中国从原先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到后来越来越积极参与多边活动，可以说是外交上的一次飞跃。
其四，提出推动建设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内涵的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对立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冷战结束后也抛出了不少挑衅性的新提法、新花样。例如：“有限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侵略有理论”——挑战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先发制人论”——挑战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原则；“单边主义”、“单极世界论”——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与联合国地位；“文明冲突论”——挑战世界多样化论与和平共处亦即“和而不同”原则。这些“理论”虽曾风靡一时，但多半是要么遭唾弃，要么夭折，要么不得不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加以包装，仍具有一定欺骗性。
锐意精进排除干扰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取得卓越成就从而引起举世瞩目，源于中华振兴的强烈诉求和宏伟目标的外交动力，源于积极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潜力，源于登高望远的传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魅力。
中国外交在前进过程中，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举措上，都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这里列举几点。
其一，关于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关系。和平发展是主观既定方针，和平崛起则是客观表现形态。两者本质相同。主观上，使用和平发展的概念更为确切；但是，承认客观上的和平崛起也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想借助外文字眼渲染“崛起”的侵略性，来诋毁中国发展的和平性，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其二，关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评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真理。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战略体系的重要平衡力量，由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到逐渐引导时代潮流，因而“世界离不开中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2008年2月14日在他任期最后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俄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稳定因素”。当然，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估要适当，既不应过誉，也不必忌讳。
其三，关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的比较。如今“中国机遇论”要盖过“中国威胁论”，但后者仍有市场，不可低估。针对“中国威胁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前不久说过非常公允的话，他责问“印度过去五年取得每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快速经济成长，为何不仅没引起世界的忧虑，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反而热衷到印度投资，以协助另一个重量级国家发展?为何以同样速度和平崛起的中国，却引来西方的忧虑?”扬言“中国威胁”，有的是出于误解疑虑，有的是恶意攻击，情况不都一样。中国有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也可用来解释“中国威胁论”的诱因之一。
其四，关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十分明确，说的是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界定，这是从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引申而来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是人类的期盼，谁也不会公开反对。因此，提出建设和谐世界，是符合时代精神、切实可行的。如果把和谐世界随意解释为“大同世界”，愿望再好，也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国外交理念的范畴
中国外交理念业已形成一个体系，其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30年来中国外交获得成功，在于把握了时代主题与世界局势的本质，坚持了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适时提出新倡议、采取新举措，从而达到了优化环境，扩大影响，树立形象，趋利避害的目的。这一切，体现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三大方面。
关于世界观，形成了5个基本观点。一是时代主题观。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后来又告诫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和平是条件，发展是目的，合作是手段。二是战争和平观。邓小平于1985年6月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后来他又多次说过，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后来党中央又作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论断。三是世界格局观。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是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提出的。直到党的十七大，仍坚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提法，并且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四是国际秩序观。邓小平于1988年9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任务。后来党中央不断丰富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提出了以“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为主要内涵的“新安全观”，同时主张和平变革，促进国际政治民主与文明的发展。五是社会制度观。承认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初级阶段)必须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树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
关于认识论，形成了5个基本论断。一是自我认识论。强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者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的基点，后者是中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点。二是世界多样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论。认为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强调文明互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国家之间关系的正确选择便是根据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促进发展，共同繁荣。三是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结合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将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产物。四是大国关系互动论。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主张加强对话，形成一种各方受益、互不敌对、彼此借重的新型关系。五是机遇挑战并存论。外部条件也存在两重性，要居安思危，扩大机遇，应付挑战，趋利避害。策略运用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反之，机遇也可能变成挑战。
关于方法论，涉及处理5个主要方面的关系。一是维护国家利益与对人类作贡献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是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国际正义事业以支持。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二是不结盟与战略协作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同一些大国建立了带有战略涵义的各种关系，强调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打牌即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三是外交布局中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大国协调，同时倚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四是党际交往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通过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来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五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关系。两者结合，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推进国家之间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
弘扬传统务实创新
中国外交早已有过一些经典性的提法，最突出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中国率先于1953年酿成、随后于1954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殖民主义瓦解过程中广大新独立国家维护主权成果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强烈愿望，融会了各国人民试图运用软实力对抗任何外来侵略势力的卓越智慧，体现了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主题所产生的强大动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其内涵的完整性、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便于运作的务实性、普适性和动员性，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而经久不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领导人正是在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务实创新。
其一，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避免来自内外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决定的。
其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合作”，意味着外交政策是和平性的。这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策化，其中包括睦邻友好互利合作这样的传统口号。随后的发展是：“睦邻”派生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友好”派生出各种说法的“伙伴关系”如“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等；“互利”派生出“双赢、共赢”；“合作”被提升到与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并列的高度。还可以看出，中国外交中注入了富有感染力的文化传统因素“和为贵”、“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等等，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推动合作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其三，确立不同角度对象国的地位，亦即周边国家关 系是首要，大国关系是关键，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基础。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提出要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完整化，包括国家利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不结盟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多样性原则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中国从原先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到后来越来越积极参与多边活动，可以说是外交上的一次飞跃。
其四，提出推动建设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内涵的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对立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冷战结束后也抛出了不少挑衅性的新提法、新花样。例如：“有限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侵略有理论”——挑战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先发制人论”——挑战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原则；“单边主义”、“单极世界论”——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与联合国地位；“文明冲突论”——挑战世界多样化论与和平共处亦即“和而不同”原则。这些“理论”虽曾风靡一时，但多半是要么遭唾弃，要么夭折，要么不得不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加以包装，仍具有一定欺骗性。
锐意精进排除干扰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取得卓越成就从而引起举世瞩目，源于中华振兴的强烈诉求和宏伟目标的外交动力，源于积极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潜力，源于登高望远的传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魅力。
中国外交在前进过程中，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举措上，都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这里列举几点。
其一，关于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关系。和平发展是主观既定方针，和平崛起则是客观表现形态。两者本质相同。主观上，使用和平发展的概念更为确切；但是，承认客观上的和平崛起也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想借助外文字眼渲染“崛起”的侵略性，来诋毁中国发展的和平性，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其二，关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评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真理。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战略体系的重要平衡力量，由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到逐渐引导时代潮流，因而“世界离不开中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2008年2月14日在他任期最后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俄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稳定因素”。当然，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估要适当，既不应过誉，也不必忌讳。
其三，关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的比较。如今“中国机遇论”要盖过“中国威胁论”，但后者仍有市场，不可低估。针对“中国威胁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前不久说过非常公允的话，他责问“印度过去五年取得每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快速经济成长，为何不仅没引起世界的忧虑，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反而热衷到印度投资，以协助另一个重量级国家发展?为何以同样速度和平崛起的中国，却引来西方的忧虑?”扬言“中国威胁”，有的是出于误解疑虑，有的是恶意攻击，情况不都一样。中国有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也可用来解释“中国威胁论”的诱因之一。
其四，关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十分明确，说的是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界定，这是从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引申而来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是人类的期盼，谁也不会公开反对。因此，提出建设和谐世界，是符合时代精神、切实可行的。如果把和谐世界随意解释为“大同世界”，愿望再好，也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