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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又吝啬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去看看。江青说走马上就走，容不得我们事先去探路线。荣宝斋这个地方是康生告诉江青的。因为康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到荣宝斋看文房四宝。
荣宝斋的工作人员看见江青来，十分惊愕。因为“文革”期间江青名声显赫，红极一时。江青那天比较高兴，主动自我介绍说：“我是江青，你们不要紧张，我是来看你们的文房四宝的，如果我认为需要的话还可能选几件带回去呢。”
这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了他们的领导，陪同江青参观挑选。
江青看了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的御墨、毛笔、高级宣纸，还有各个朝代书法家与画家的字帖、名画等。江青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看看这件舍不得放下，看看那件爱不释手。她指着这些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
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暗暗地想到：她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全吃光了，没有几个存款，买得起吗？但是谁也不敢提醒她少选几件。结果她选了10件左右装上汽车。
坐到车上以后，我壮着胆子对江青说：“你刚才选的这些文房四宝可能要不少钱吧？据说这些东西挺贵的。”
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如果我的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费，你这是多此一举嘛！”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对我说：“我中午饭后休息时，你去荣宝斋问问我昨天挑选的文房四宝需要多少钱？”
我去了荣宝斋，看到他们已经拉了一个清单，上面写有品名、单位（数目）及价格，合计600元整。他们对我说的金额是降了价以后的价格。
那个时候买东西不砍价，卖方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况且人家说是降了价的，我不能再说什么了，立即拿回那张清单给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单以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要了，马上给我还回去。”
她喘了口气说：“也太贵了嘛，这么几件破东西，就值六七百元，他们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要钱，算了，退回去吧。”
有一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给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我交给她时，她兴奋地端详了半天，说：“这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我特别喜欢象牙制作的艺术品，可怎样谢谢人家呢？”停顿了一下，她说，“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一个电话，请他给外交部说说，叫外交部转达我的感谢之意。”
我准备按照她的意见给钱嘉栋打电话，刚刚走开几步，江青就说：“小杨，你回来，你找人给我做一个小木盒把这个象牙盒装进去，摆在大客厅，陈列起来。”
我说：“做一个小盒是可以的，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摆在客厅就不好看了，好像一个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还不如裸摆好看。”
江青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问：“你说什么？什么叫裸摆？”
“我是说不做木盒，直接摆在客厅，让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说：“我明白了。对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说，“这样吧，把这里面一层用银子镶一镶，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说：“银子很贵吧？这样大的一个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银子，再加上手工费，可要花不少钱呀。镶上银子的话，象牙盒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不镶为好？”我这样说完完全全是出于好意。
这时，江青不高兴了，竖眉瞪眼地训斥道：“我要干什么，你都要干涉，对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总是表示‘不’，以后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个‘不’字。银子很便宜嘛，镶上一层银子花不了几个钱，况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门子，说那么多废话，岂有此理！”
我说：“江青同志，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钱多了浪费，你坚持要镶银子，我可以马上找人去办。”
江青稍微平静了以后说：“凡是我喜欢做的高兴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对党来说，我高兴了，健康地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她一挥手，说，“快去办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地，并根据江青的意图向他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他很快就领会了江青的意图。
我们从我办公室出来，我问他：“江青同志还有多少存款？”
他说：“基本上没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们俩商量，决定用最少的代价装饰盒子。因为装饰费超过江青的存款就不好办了。
20天以后，吴连登把装饰好的象牙盒拿了回来，送给江青看，她看后认为比较满意，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250元。”
她立刻翻了脸：“什么？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银子很便宜嘛，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镶一层银片就花那么多钱，你拿来发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发票拿给她，她摘下眼镜仔细看了又看，看了小写的250元以后，吃惊地说：“你看‘25’后边这个‘0’是有人后来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观的。”
我说：“是花了250元，你看发票的下边有大写的‘贰佰伍拾元’，没有错，发票上还注有‘成本费’三个字，不会错的，值250元，这银片镶得还是蛮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当她细心地看了大写的“贰佰伍拾元”以后，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我没有让你花这么多钱嘛！我要是早知道花这么多钱，才不镶呢，真没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的意见？你当秘书的有的时候就要为领导把关嘛，你是有责任的。吴连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已经后悔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可能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做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做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示，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刚开始几天，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疏忽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片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此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回北京后，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虽然心里烦躁，也只能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小杨你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做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让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个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去看看。江青说走马上就走，容不得我们事先去探路线。荣宝斋这个地方是康生告诉江青的。因为康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到荣宝斋看文房四宝。
荣宝斋的工作人员看见江青来，十分惊愕。因为“文革”期间江青名声显赫，红极一时。江青那天比较高兴，主动自我介绍说：“我是江青，你们不要紧张，我是来看你们的文房四宝的，如果我认为需要的话还可能选几件带回去呢。”
这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了他们的领导，陪同江青参观挑选。
江青看了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的御墨、毛笔、高级宣纸，还有各个朝代书法家与画家的字帖、名画等。江青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看看这件舍不得放下，看看那件爱不释手。她指着这些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
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暗暗地想到：她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全吃光了，没有几个存款，买得起吗？但是谁也不敢提醒她少选几件。结果她选了10件左右装上汽车。
坐到车上以后，我壮着胆子对江青说：“你刚才选的这些文房四宝可能要不少钱吧？据说这些东西挺贵的。”
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如果我的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费，你这是多此一举嘛！”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对我说：“我中午饭后休息时，你去荣宝斋问问我昨天挑选的文房四宝需要多少钱？”
我去了荣宝斋，看到他们已经拉了一个清单，上面写有品名、单位（数目）及价格，合计600元整。他们对我说的金额是降了价以后的价格。
那个时候买东西不砍价，卖方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况且人家说是降了价的，我不能再说什么了，立即拿回那张清单给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单以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要了，马上给我还回去。”
她喘了口气说：“也太贵了嘛，这么几件破东西，就值六七百元，他们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要钱，算了，退回去吧。”
有一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给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我交给她时，她兴奋地端详了半天，说：“这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我特别喜欢象牙制作的艺术品，可怎样谢谢人家呢？”停顿了一下，她说，“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一个电话，请他给外交部说说，叫外交部转达我的感谢之意。”
我准备按照她的意见给钱嘉栋打电话，刚刚走开几步，江青就说：“小杨，你回来，你找人给我做一个小木盒把这个象牙盒装进去，摆在大客厅，陈列起来。”
我说：“做一个小盒是可以的，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摆在客厅就不好看了，好像一个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还不如裸摆好看。”
江青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问：“你说什么？什么叫裸摆？”
“我是说不做木盒，直接摆在客厅，让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说：“我明白了。对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说，“这样吧，把这里面一层用银子镶一镶，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说：“银子很贵吧？这样大的一个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银子，再加上手工费，可要花不少钱呀。镶上银子的话，象牙盒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不镶为好？”我这样说完完全全是出于好意。
这时，江青不高兴了，竖眉瞪眼地训斥道：“我要干什么，你都要干涉，对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总是表示‘不’，以后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个‘不’字。银子很便宜嘛，镶上一层银子花不了几个钱，况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门子，说那么多废话，岂有此理！”
我说：“江青同志，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钱多了浪费，你坚持要镶银子，我可以马上找人去办。”
江青稍微平静了以后说：“凡是我喜欢做的高兴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对党来说，我高兴了，健康地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她一挥手，说，“快去办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地，并根据江青的意图向他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他很快就领会了江青的意图。
我们从我办公室出来，我问他：“江青同志还有多少存款？”
他说：“基本上没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们俩商量，决定用最少的代价装饰盒子。因为装饰费超过江青的存款就不好办了。
20天以后，吴连登把装饰好的象牙盒拿了回来，送给江青看，她看后认为比较满意，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250元。”
她立刻翻了脸：“什么？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银子很便宜嘛，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镶一层银片就花那么多钱，你拿来发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发票拿给她，她摘下眼镜仔细看了又看，看了小写的250元以后，吃惊地说：“你看‘25’后边这个‘0’是有人后来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观的。”
我说：“是花了250元，你看发票的下边有大写的‘贰佰伍拾元’，没有错，发票上还注有‘成本费’三个字，不会错的，值250元，这银片镶得还是蛮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当她细心地看了大写的“贰佰伍拾元”以后，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我没有让你花这么多钱嘛！我要是早知道花这么多钱，才不镶呢，真没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的意见？你当秘书的有的时候就要为领导把关嘛，你是有责任的。吴连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已经后悔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可能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想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做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做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示，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刚开始几天，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疏忽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片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此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回北京后，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虽然心里烦躁，也只能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小杨你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做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让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个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