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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保持了3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8年间平均为9.8%，在2006-2007年，增长率一度达到12%。尤其是2007年，我国的经济生活可以用“生猛”二字来形容，经济一片繁荣，乃至是火热；然而，从2007年底至今，无论是国际形势的影响，还是国内不确定因素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都使我国的经济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在2008年的上半年，政府还在通过宏观调控措施力求在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上保持平衡；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衰退的压力已经不容忽视，从房价下跌到出口大幅缩减，从股价一泻千里到企业纷纷裁员。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也遭遇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如何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达到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提出的2009年GDP增长率8%的目标，实现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当前我们要面临并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实体经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拉动，而如今同样是由于这些特点使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瓶颈；同时，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随着逐渐释放而递减，过渡阶段的种种不完善显现出弊端。这些内因与外因结合，使我国经济增长遭遇瓶颈。
（一）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
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最显著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大量增加。轻工业主要是生产吃穿用品，所以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需要地表以上的农产品资源；而重工业主要是生产住行产品，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金属和能源，资源指向也就从地表以上转为地表以下。我国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却都在世界的5%以下，人均排在世界80位以后，所以相对于需求来说极为不足。同时由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能源供应渠道，工厂和城市在有限的地域上集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耗高、环境代价高。同时，土地资源、水资源都严重短缺、人口过多，超出了正常的资源的承载力，严峻的供需矛盾形成了过度开采的恶性循环，对正处于向经济发展高级阶段转型的我国来讲，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已越来越显著，若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势头，甚至将增长推向反面。
（二）人力资本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
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又是重中之重。我国的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人力资本密集，由于我国特殊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的“二元结构”矛盾在2009年将会更加突出，多年扩招政策引导下的大学生就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矛盾更加凸显，而原来主要靠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放慢了速度。当前形势对人力资本的质量,即教育和经验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的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三）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
我国虽然部分中心城市3次产业总体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到位，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份额接近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但产业增长质量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如重工业的比重依然过高，虽然对GDP的贡献较大，但由于缺乏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生产的附加值和盈利率都偏低；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高端化的服务仍然供给不足，整体的分工水平、服务标准以及专业化程度都有待提高，并且服务过多地依附于规模有限的制造业，外向性不够，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具体的产业规划重点不明，产业间缺乏横向关联，优势产业并不突出；各个区域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这就使得有些区域资本集聚而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地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率遭遇瓶颈；部分区域由于缺乏资本而制约了产业的更好发展，区域发展失衡不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从而影响了核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差距过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区域分工或协作，因而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面临瓶颈。
（四）经济周期和国内外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学者分析说，我国从1953-2008年共形成了10个经济周期，此时正处于第10个经济周期的衰退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历程，繁荣是创新的结果，但衰退并非一定是危机。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实际上这是一场人力与经济周期的博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部分，对我国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程度太高，在过去30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一跌再跌，从而使经济越来越多地转而依赖外需。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分别高达12180亿和2622亿美元，后者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8%。当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欧美市场萎缩导致我国的出口大幅缩水，面向出口的企业首先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席卷，随后各类企业都受到了波及，使我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在未来几年内还有可能产生影响。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出口依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对策建议
总得来说，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途径还是“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投入、高成本、低附加值），这对目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破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必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变。
（一）更新思想观念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基础
在金融危机的现实下，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将经济增长的着眼点立足于国内市场，大力开展“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十大振兴行业”为依托，提高各种配套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一定要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速度为中心”的观念，大力推行质量建设，推动内涵式发展，突破经济增长瓶颈还需要速度与结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增长。要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对现有能源加强保护，防止过度开采；加大对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和节能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力度，通过这些新技术的成熟，降低能源和环境成本；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和严惩破坏环境行为的方法加强环境保护，使企业自己承担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成本。
（二）转变政府职能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前提
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开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还强调：“要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2009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要确保监管到位，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绝不允许利用扩大公共投资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实际上，经济增长的瓶颈难以破除，很大的障碍在于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现象且行为方式不规范，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是趋向于追求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侧重于考虑本届政府的利益，很少为下一届政府考虑。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当属“实现应对金融危机新突破”的关键环节。要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来，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三）推动体制创新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制度保证
应对金融危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必须从制度上有所保障。一是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市场来决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使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赖资源再分配、激励机制改善以及开放导致的外源性效率提高，逐渐转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二是在企业层面推进体制创新，塑造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经济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经济增长不过多地依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而应依靠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使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随技术水平的提升从“生产驱动”到“研发驱动”、从“模仿主导”到“创新主导”逐步推进，鼓励科技研发和创新能缩小与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差距，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制度支撑。四是完善财税政策和制度。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税收为杠杆全面实施增值税、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附加税、资源税、房地产税制度的改革；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有机衔接，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
（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有效方法
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潜力的资源，要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瓶颈，必须要从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传统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的依赖，改善教育条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所在，给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提供好的教育条件，使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充分鼓励广大未就业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到西部就业、自己创业；大力发掘农业潜力，将农村作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源头，舒尔茨曾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我国具有更大的意义。
（五）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途径
世界经济危机给我们启示，我国经济应向更加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和更加技术集约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以内需上升替代外需下降。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回升，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扩大内需，近期内需要扩大投资规模。但从长远来看，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更关键的因素。一是要提高收入，只有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才更有能力去消费，才能更多的消费。二是要增加消费者信心，前两年房价飞涨，人们都很有信心，不管房价多贵都认为还会涨。而现在因为有房价下跌的预期，人们就不敢轻易出手了，大多人选择持币观望。当人们对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时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因此，通过政策和媒体导向增加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内需很有作用。三是建立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金融和服务体系的完善使人们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消费。四是缩小贫富差距，加速城市化进程。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为农民，给农民补贴只能暂时增加内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村人口，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能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几项措施有助于转变消费率继续下滑的趋势，实现内需扩大。
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们要密切跟踪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完全可以突破的，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单位：武警警种指挥学院）
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实体经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拉动，而如今同样是由于这些特点使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瓶颈；同时，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随着逐渐释放而递减，过渡阶段的种种不完善显现出弊端。这些内因与外因结合，使我国经济增长遭遇瓶颈。
（一）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
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最显著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大量增加。轻工业主要是生产吃穿用品，所以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需要地表以上的农产品资源；而重工业主要是生产住行产品，消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金属和能源，资源指向也就从地表以上转为地表以下。我国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却都在世界的5%以下，人均排在世界80位以后，所以相对于需求来说极为不足。同时由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能源供应渠道，工厂和城市在有限的地域上集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耗高、环境代价高。同时，土地资源、水资源都严重短缺、人口过多，超出了正常的资源的承载力，严峻的供需矛盾形成了过度开采的恶性循环，对正处于向经济发展高级阶段转型的我国来讲，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已越来越显著，若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势头，甚至将增长推向反面。
（二）人力资本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
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又是重中之重。我国的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人力资本密集，由于我国特殊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的“二元结构”矛盾在2009年将会更加突出，多年扩招政策引导下的大学生就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矛盾更加凸显，而原来主要靠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放慢了速度。当前形势对人力资本的质量,即教育和经验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的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三）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
我国虽然部分中心城市3次产业总体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到位，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份额接近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但产业增长质量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如重工业的比重依然过高，虽然对GDP的贡献较大，但由于缺乏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生产的附加值和盈利率都偏低；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高端化的服务仍然供给不足，整体的分工水平、服务标准以及专业化程度都有待提高，并且服务过多地依附于规模有限的制造业，外向性不够，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具体的产业规划重点不明，产业间缺乏横向关联，优势产业并不突出；各个区域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这就使得有些区域资本集聚而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地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使生产率遭遇瓶颈；部分区域由于缺乏资本而制约了产业的更好发展，区域发展失衡不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从而影响了核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差距过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区域分工或协作，因而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面临瓶颈。
（四）经济周期和国内外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学者分析说，我国从1953-2008年共形成了10个经济周期，此时正处于第10个经济周期的衰退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历程，繁荣是创新的结果，但衰退并非一定是危机。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实际上这是一场人力与经济周期的博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部分，对我国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程度太高，在过去30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一跌再跌，从而使经济越来越多地转而依赖外需。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分别高达12180亿和2622亿美元，后者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8%。当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欧美市场萎缩导致我国的出口大幅缩水，面向出口的企业首先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席卷，随后各类企业都受到了波及，使我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在未来几年内还有可能产生影响。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出口依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对策建议
总得来说，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途径还是“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投入、高成本、低附加值），这对目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破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必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变。
（一）更新思想观念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基础
在金融危机的现实下，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将经济增长的着眼点立足于国内市场，大力开展“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十大振兴行业”为依托，提高各种配套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一定要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速度为中心”的观念，大力推行质量建设，推动内涵式发展，突破经济增长瓶颈还需要速度与结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增长。要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对现有能源加强保护，防止过度开采；加大对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和节能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力度，通过这些新技术的成熟，降低能源和环境成本；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和严惩破坏环境行为的方法加强环境保护，使企业自己承担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成本。
（二）转变政府职能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前提
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开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还强调：“要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2009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要确保监管到位，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绝不允许利用扩大公共投资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实际上，经济增长的瓶颈难以破除，很大的障碍在于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现象且行为方式不规范，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是趋向于追求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侧重于考虑本届政府的利益，很少为下一届政府考虑。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当属“实现应对金融危机新突破”的关键环节。要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来，创造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三）推动体制创新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制度保证
应对金融危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必须从制度上有所保障。一是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市场来决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使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赖资源再分配、激励机制改善以及开放导致的外源性效率提高，逐渐转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二是在企业层面推进体制创新，塑造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经济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经济增长不过多地依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而应依靠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使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随技术水平的提升从“生产驱动”到“研发驱动”、从“模仿主导”到“创新主导”逐步推进，鼓励科技研发和创新能缩小与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差距，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这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制度支撑。四是完善财税政策和制度。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税收为杠杆全面实施增值税、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附加税、资源税、房地产税制度的改革；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有机衔接，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
（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有效方法
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潜力的资源，要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瓶颈，必须要从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传统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的依赖，改善教育条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所在，给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提供好的教育条件，使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充分鼓励广大未就业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到西部就业、自己创业；大力发掘农业潜力，将农村作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源头，舒尔茨曾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我国具有更大的意义。
（五）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本途径
世界经济危机给我们启示，我国经济应向更加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和更加技术集约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以内需上升替代外需下降。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回升，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扩大内需，近期内需要扩大投资规模。但从长远来看，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更关键的因素。一是要提高收入，只有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才更有能力去消费，才能更多的消费。二是要增加消费者信心，前两年房价飞涨，人们都很有信心，不管房价多贵都认为还会涨。而现在因为有房价下跌的预期，人们就不敢轻易出手了，大多人选择持币观望。当人们对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时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因此，通过政策和媒体导向增加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内需很有作用。三是建立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金融和服务体系的完善使人们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消费。四是缩小贫富差距，加速城市化进程。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为农民，给农民补贴只能暂时增加内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村人口，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能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基于创新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几项措施有助于转变消费率继续下滑的趋势，实现内需扩大。
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们要密切跟踪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完全可以突破的，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作者单位：武警警种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