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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冼星海来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期间，他在培养音乐人才的同时，创作了一批歌颂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斗争精神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无疑是其中最突出、影响最广泛的一部代表作。
1935年冼星海毕业回国，立即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中，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和话剧谱曲。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同年10月，他转移到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不久后，加入了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宣传处参与主持抗战音乐工作。
在武汉期间，冼星海为鼓舞士气，宣扬民族精神，积极深入学校、农村、厂矿，辅导歌咏队练唱。同时，他还以旺盛的创作激情谱写了20多首抗战歌曲，其中就有日后广为传唱的《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作品。
冼星海（资料图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鲁艺担任音乐系教授。冼星海早就了解到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于是立即决定接受邀请。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夫妇离开武汉，于当年年底到达延安。
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兼教授，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等。冼星海的生活非常忙碌且充实，既在鲁艺授课，又在其他学校和教育机构兼课。晚上回到家，他就在窑洞油灯下备课，并进行音乐创作和研究。冼星海在延安鲁艺言传身教，培养出一批和他有着同样激情和创作风格的优秀音乐人才。如他的学生黄准，后来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曾为《新儿女英雄传》《女篮五号》《青春万岁》《牧马人》等数百部影视作品作曲，其中最著名的是《红色娘子军》。其间，冼星海发表了关于音乐的论文，对抗战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路径、经验及音乐大众化、音乐表现手法的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教学和研究外，冼星海还将大量时间用于筹备晚会、教唱歌曲和指挥乐队。当时，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经常举行大合唱，而指挥恰恰也是冼星海的专长之一（在法国留学时专门学过指挥），于是经常被请去担任指挥。
在陕北特有的红色文化的影响下，冼星海迅速获得了创作时代最强音的灵感。到延安后不久，他即创作完成了《生产运动大合唱》这部作品。该作品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表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风格，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并流传至今。在此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运用独唱、齐唱、领唱、轮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多种军民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创作出近百首反映抗战和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冼星海还创作了《牺盟大合唱》等大型作品，以及《赞美新中国》《军民进行曲》《黄河之恋》《三八妇女节歌》《梁红玉》《打倒汪精卫》等歌曲。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被抗日军民争相传唱，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冼星海也因此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1939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冼星海再接再厉，以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九一八大合唱》。该作品是一部叙事性的大合唱，采用交响性和回旋曲的形式结构，全曲以具有舞蹈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题对比贯穿和反复出现，其间插入许多不同特点的段落，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段落《九一八子夜歌》，运用了戏曲、说唱音乐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展示出丰富的戏剧性效果。
由于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表现突出，经组织批准，冼星海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期，提到冼星海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就不能不提到《黄河大合唱》。1939年3月，冼星海去看望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了《黄河吟》。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便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这组诗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全诗构思完整，布局讲究，同时，由于诗人从中国传统诗词表现手法上吸收借鉴，组诗节奏明快，语言凝练。冼星海听后顿时产生共鸣，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回家后，他乐思如潮，奋笔疾书，经过六昼夜的不眠不休，完成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谱曲创作。半个月之内，他又连续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除“黄河怨”“黄河颂”两章修改过几次之外，其他部分都是一气呵成。《黄河大合唱》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完美结合在一起，将西方音乐和中国民族精神、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相融合，兼具交响性和广泛群众性的特色，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这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巨作，在中国抗日战争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横空出世。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成为冼星海音乐的最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分为“黄河颂”“保卫黄河”等8个乐章，采用了齐唱、轮唱的演唱形式，两年后又将其修订为五线谱与管弦乐伴奏。全曲气势磅礴，将时代精神、民族气魄与大众艺术形式紧密结合，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画面。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当时乐队只有3把小提琴、20多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用脸盆代替，加上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以合成不同的音响效果。这支颇为“原始”的乐队演奏乐曲，烘托着站立台上的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公演获得巨大成功。
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演出，由冼星海担任乐队指挥。他一改往常的西装打扮，身穿八路军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扎着宽皮带，以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随着《黄河大合唱》乐声响起，在场观众无不精神振奋、热血奔涌。演出结束时，台下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起立并报以热烈掌声。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他激动地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寫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
《黄河大合唱》诞生不久，就作为爱国救亡的精神号角，被广大中华儿女广为传唱，并于1939年下半年传遍中国，飞向世界。这部音乐作品曾在纽约、伦敦、莫斯科演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冼星海的名字也因这首歌曲而家喻户晓。
1935年冼星海毕业回国，立即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中，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和话剧谱曲。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同年10月，他转移到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不久后，加入了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宣传处参与主持抗战音乐工作。
在武汉期间，冼星海为鼓舞士气，宣扬民族精神，积极深入学校、农村、厂矿，辅导歌咏队练唱。同时，他还以旺盛的创作激情谱写了20多首抗战歌曲，其中就有日后广为传唱的《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作品。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鲁艺担任音乐系教授。冼星海早就了解到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于是立即决定接受邀请。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夫妇离开武汉，于当年年底到达延安。
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兼教授，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等。冼星海的生活非常忙碌且充实，既在鲁艺授课，又在其他学校和教育机构兼课。晚上回到家，他就在窑洞油灯下备课，并进行音乐创作和研究。冼星海在延安鲁艺言传身教，培养出一批和他有着同样激情和创作风格的优秀音乐人才。如他的学生黄准，后来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曾为《新儿女英雄传》《女篮五号》《青春万岁》《牧马人》等数百部影视作品作曲，其中最著名的是《红色娘子军》。其间，冼星海发表了关于音乐的论文，对抗战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路径、经验及音乐大众化、音乐表现手法的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了教学和研究外，冼星海还将大量时间用于筹备晚会、教唱歌曲和指挥乐队。当时，延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经常举行大合唱，而指挥恰恰也是冼星海的专长之一（在法国留学时专门学过指挥），于是经常被请去担任指挥。
在陕北特有的红色文化的影响下，冼星海迅速获得了创作时代最强音的灵感。到延安后不久，他即创作完成了《生产运动大合唱》这部作品。该作品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表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风格，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并流传至今。在此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运用独唱、齐唱、领唱、轮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多种军民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创作出近百首反映抗战和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冼星海还创作了《牺盟大合唱》等大型作品，以及《赞美新中国》《军民进行曲》《黄河之恋》《三八妇女节歌》《梁红玉》《打倒汪精卫》等歌曲。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被抗日军民争相传唱，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冼星海也因此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1939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冼星海再接再厉，以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九一八大合唱》。该作品是一部叙事性的大合唱，采用交响性和回旋曲的形式结构，全曲以具有舞蹈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题对比贯穿和反复出现，其间插入许多不同特点的段落，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段落《九一八子夜歌》，运用了戏曲、说唱音乐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展示出丰富的戏剧性效果。
由于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表现突出，经组织批准，冼星海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期，提到冼星海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就不能不提到《黄河大合唱》。1939年3月，冼星海去看望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了《黄河吟》。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便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这组诗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全诗构思完整，布局讲究，同时，由于诗人从中国传统诗词表现手法上吸收借鉴，组诗节奏明快，语言凝练。冼星海听后顿时产生共鸣，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回家后，他乐思如潮，奋笔疾书，经过六昼夜的不眠不休，完成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谱曲创作。半个月之内，他又连续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除“黄河怨”“黄河颂”两章修改过几次之外，其他部分都是一气呵成。《黄河大合唱》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完美结合在一起，将西方音乐和中国民族精神、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相融合，兼具交响性和广泛群众性的特色，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这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巨作，在中国抗日战争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横空出世。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成为冼星海音乐的最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分为“黄河颂”“保卫黄河”等8个乐章，采用了齐唱、轮唱的演唱形式，两年后又将其修订为五线谱与管弦乐伴奏。全曲气势磅礴，将时代精神、民族气魄与大众艺术形式紧密结合，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画面。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当时乐队只有3把小提琴、20多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用脸盆代替，加上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以合成不同的音响效果。这支颇为“原始”的乐队演奏乐曲，烘托着站立台上的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公演获得巨大成功。
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演出，由冼星海担任乐队指挥。他一改往常的西装打扮，身穿八路军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扎着宽皮带，以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随着《黄河大合唱》乐声响起，在场观众无不精神振奋、热血奔涌。演出结束时，台下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起立并报以热烈掌声。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他激动地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寫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
《黄河大合唱》诞生不久，就作为爱国救亡的精神号角，被广大中华儿女广为传唱，并于1939年下半年传遍中国，飞向世界。这部音乐作品曾在纽约、伦敦、莫斯科演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冼星海的名字也因这首歌曲而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