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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上海是一座喝咖啡的城市。
百年之前，咖啡这个词就属于上海，并成为海派文化的标记之一。除了因为上海接触西方文化较早，还因为喝咖啡这种饮食方式与上海人骨子里的生活态度十分契合。关于老上海的生活，随手翻阅，只要和海派文化相联系的，就少不了咖啡的点缀。
如今，在上海市中心随便逛逛，随处可见上海人对咖啡的迷恋——路边遍布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品牌，而且每间店都颇具人气。
喝一杯讲究的咖啡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
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
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
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
咖啡中无端摄入你的倩影，
我也无端地把它灌入了我的回肠，
啊！醉人的苦酒，闷人的苦酒呀！
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给你涌起了小小的波浪。
——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世界文艺书社，1930年发表）
千彩书坊咖啡馆。
资料显示，上海咖啡馆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在英、法及日租界，当时的主要由外国人经营，供各国水手消遣所用，中国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光顾。
直到20世纪初，咖啡馆成为公共开放的聚会场所，但是进入咖啡馆依然要求穿着正装。当时的咖啡馆主要供应的产品包括咖啡、酒、西餐和蛋糕，而真正让咖啡店成为人们聚集场所的，却是咖啡店的侍女们。
温梓川这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作，无疑是当时咖啡馆最好的写照：知识分子们流连于坐落在英法租界的咖啡馆，但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为了和侍女调情，或者畅谈理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鲁迅于1928年8月10日憤然发表了《革命咖啡馆》一文，痛斥咖啡馆是“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的地方，加上鲁迅本人是不喝咖啡的，他独喝绿茶，所以“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
但在《革命咖啡馆》成文后一年，鲁迅还是去了离他当时的住所很近的咖啡馆，为的是出席筹备“左联”的聚会。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上写：“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这次喝咖啡，鲁迅就是去了当时北四川路998号的开会，会议正式确定了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揭开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新一页。
虽未享用店内招牌的饮品，公啡咖啡馆依然因为鲁迅的多次踏足而声名大振。它一定不是上海开得最早的咖啡馆，也未必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咖啡馆，但却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当然，到现在仍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本地人或游客前往那里拍照留念。
从1942年到1948年，张爱玲住在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的五楼，她常到楼下的咖啡馆里写作。在这里她写下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现在的千彩书坊咖啡馆就成了张爱玲的粉丝们朝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千彩书坊即是咖啡在上海这个城市最契合的邂逅。
笔者也曾特地去膜拜过：一进门，迎面便是摆满了张爱玲作品的书墙，一台老式留声机正放着《天涯歌女》，随着音乐，时间仿佛倒流一般，墙壁上略微泛黄的老照片、墙角的旧皮箱、暗花纹的墙纸……都让人恍惚回到张爱玲的时代。
咖啡馆供应一种有着浓郁张爱玲风格的特饮，名字叫“倾城之恋”，饮料下层是蜂蜜和红石榴糖浆，分别代表白流苏和范柳原，上层带苦味的咖啡代表他们之前遇上的坎坷往事，两个伤心人在上海街头相遇，调和后，咖啡先苦后甜，代表命定的迟来的爱让他们重获新生。
老克勒们喝咖啡的习惯大体也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老上海人将喝咖啡看作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象征，在他们看来，出门喝咖啡是件大事情，需要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很隆重地走进咖啡馆，慢慢地品味那丝丝缕缕的醇浓，十分讲究情调。情调是委婉的东西，不能直接，不能亮堂，得有那么点端起的架子，是必须有些做作的，所以关系到光线、声音和气味，而咖啡馆为这种情调提供了可能。
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的咖啡馆几乎销声匿迹。一些老克勒咖啡瘾上来，只好去搞一些咖啡渣，煮之前必先关严门窗，等喝完咖啡香味渐渐散去，再把门窗打开。
改革开放后，随着速溶咖啡进入中国市场，咖啡开始重新回归到上海人生活中。
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刚刚开始普及。彼时，有两个广告成为后来70后和80后儿时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一个是牛仔骑马奔跑代言的万宝路香烟，另一个则拿着马克杯喝一口热咖啡女士代言的雀巢咖啡，广告末尾女士意犹未尽地说一声：味道好极了。就是这句如今看来十分朴素的广告词，宣告了咖啡在上海的东山再起，使得咖啡和咖啡馆再次成为上海这个摩登之都的主角。
从那个时候起，咖啡在中国市场上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速溶咖啡推广，即雀巢咖啡首入大陆;第二次是上世纪末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础的星巴克等连锁咖啡店在北京、上海开张;第三次则是“精品咖啡”或者说“独立咖啡”蓬勃兴起，这些小众咖啡更看重私人体验和私人定制。
咖啡馆在改革开放后逐渐重回上海街头巷尾，初期咖啡馆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涉外酒店的大堂咖啡吧、国营西餐的咖啡厅（例如到现在依然在营业的红房子西餐厅、凯司令等）、怀旧咖啡馆和私营咖啡厅。
1999年12月，星巴克咖啡在北京开业，当时很难用“火爆”来形容开业的情景，但却让中国人真正了解到了世界最流行的咖啡馆模式。星巴克的开业，正式揭开了中国咖啡行业飞速发展的帷幕，上海渐渐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咖啡行业发展最迅猛的城市。
张爱玲永远是上海各家文艺书店里永恒的主题。
作为全中国节奏最快的城市之一，曾经人们认为，上海人的生活节奏无法慢慢细品一杯好咖啡。但现实却是，上海街头咖啡店里，常可见三五好友捧杯低语闲聊，或独自静坐窗前卡座，时而低头翻书，时而凭窗凝思。上海的“快”和咖啡的“慢”，就这样融于一杯杯淡淡的香气之中。
也因为如此，咖啡的服务消费近年来在上海有增无减，形形色色的咖啡衍生产品也非常畅销——各种款式的马克杯、随身杯、咖啡壶等，售价远远超过商店、超市内的同类产品，而一些“书店 咖啡店”的复合商业模式也在上海大行其道。
穿越时光，不变的是咖啡袅袅的香气，历史与现代在这香气中被连结在一起。
百年之前，咖啡这个词就属于上海，并成为海派文化的标记之一。除了因为上海接触西方文化较早，还因为喝咖啡这种饮食方式与上海人骨子里的生活态度十分契合。关于老上海的生活，随手翻阅，只要和海派文化相联系的，就少不了咖啡的点缀。
如今，在上海市中心随便逛逛，随处可见上海人对咖啡的迷恋——路边遍布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品牌，而且每间店都颇具人气。
喝一杯讲究的咖啡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
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
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
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
咖啡中无端摄入你的倩影，
我也无端地把它灌入了我的回肠，
啊！醉人的苦酒，闷人的苦酒呀！
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给你涌起了小小的波浪。
——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世界文艺书社，1930年发表）
资料显示，上海咖啡馆最早是19世纪中叶出现在英、法及日租界，当时的主要由外国人经营，供各国水手消遣所用，中国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光顾。
直到20世纪初，咖啡馆成为公共开放的聚会场所，但是进入咖啡馆依然要求穿着正装。当时的咖啡馆主要供应的产品包括咖啡、酒、西餐和蛋糕，而真正让咖啡店成为人们聚集场所的，却是咖啡店的侍女们。
温梓川这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作，无疑是当时咖啡馆最好的写照：知识分子们流连于坐落在英法租界的咖啡馆，但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为了和侍女调情，或者畅谈理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鲁迅于1928年8月10日憤然发表了《革命咖啡馆》一文，痛斥咖啡馆是“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的地方，加上鲁迅本人是不喝咖啡的，他独喝绿茶，所以“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
但在《革命咖啡馆》成文后一年，鲁迅还是去了离他当时的住所很近的咖啡馆，为的是出席筹备“左联”的聚会。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上写：“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这次喝咖啡，鲁迅就是去了当时北四川路998号的开会，会议正式确定了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揭开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新一页。
虽未享用店内招牌的饮品，公啡咖啡馆依然因为鲁迅的多次踏足而声名大振。它一定不是上海开得最早的咖啡馆，也未必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咖啡馆，但却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咖啡馆”。当然，到现在仍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本地人或游客前往那里拍照留念。
从1942年到1948年，张爱玲住在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的五楼，她常到楼下的咖啡馆里写作。在这里她写下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现在的千彩书坊咖啡馆就成了张爱玲的粉丝们朝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千彩书坊即是咖啡在上海这个城市最契合的邂逅。
笔者也曾特地去膜拜过：一进门，迎面便是摆满了张爱玲作品的书墙，一台老式留声机正放着《天涯歌女》，随着音乐，时间仿佛倒流一般，墙壁上略微泛黄的老照片、墙角的旧皮箱、暗花纹的墙纸……都让人恍惚回到张爱玲的时代。
咖啡馆供应一种有着浓郁张爱玲风格的特饮，名字叫“倾城之恋”，饮料下层是蜂蜜和红石榴糖浆，分别代表白流苏和范柳原，上层带苦味的咖啡代表他们之前遇上的坎坷往事，两个伤心人在上海街头相遇，调和后，咖啡先苦后甜，代表命定的迟来的爱让他们重获新生。
老克勒们喝咖啡的习惯大体也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老上海人将喝咖啡看作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象征，在他们看来，出门喝咖啡是件大事情，需要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很隆重地走进咖啡馆，慢慢地品味那丝丝缕缕的醇浓，十分讲究情调。情调是委婉的东西，不能直接，不能亮堂，得有那么点端起的架子，是必须有些做作的，所以关系到光线、声音和气味，而咖啡馆为这种情调提供了可能。
第三次咖啡浪潮
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的咖啡馆几乎销声匿迹。一些老克勒咖啡瘾上来，只好去搞一些咖啡渣，煮之前必先关严门窗，等喝完咖啡香味渐渐散去，再把门窗打开。
改革开放后，随着速溶咖啡进入中国市场，咖啡开始重新回归到上海人生活中。
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刚刚开始普及。彼时，有两个广告成为后来70后和80后儿时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一个是牛仔骑马奔跑代言的万宝路香烟，另一个则拿着马克杯喝一口热咖啡女士代言的雀巢咖啡，广告末尾女士意犹未尽地说一声：味道好极了。就是这句如今看来十分朴素的广告词，宣告了咖啡在上海的东山再起，使得咖啡和咖啡馆再次成为上海这个摩登之都的主角。
从那个时候起，咖啡在中国市场上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速溶咖啡推广，即雀巢咖啡首入大陆;第二次是上世纪末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础的星巴克等连锁咖啡店在北京、上海开张;第三次则是“精品咖啡”或者说“独立咖啡”蓬勃兴起，这些小众咖啡更看重私人体验和私人定制。
咖啡馆在改革开放后逐渐重回上海街头巷尾，初期咖啡馆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涉外酒店的大堂咖啡吧、国营西餐的咖啡厅（例如到现在依然在营业的红房子西餐厅、凯司令等）、怀旧咖啡馆和私营咖啡厅。
1999年12月，星巴克咖啡在北京开业，当时很难用“火爆”来形容开业的情景，但却让中国人真正了解到了世界最流行的咖啡馆模式。星巴克的开业，正式揭开了中国咖啡行业飞速发展的帷幕，上海渐渐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咖啡行业发展最迅猛的城市。
作为全中国节奏最快的城市之一，曾经人们认为，上海人的生活节奏无法慢慢细品一杯好咖啡。但现实却是，上海街头咖啡店里，常可见三五好友捧杯低语闲聊，或独自静坐窗前卡座，时而低头翻书，时而凭窗凝思。上海的“快”和咖啡的“慢”，就这样融于一杯杯淡淡的香气之中。
也因为如此，咖啡的服务消费近年来在上海有增无减，形形色色的咖啡衍生产品也非常畅销——各种款式的马克杯、随身杯、咖啡壶等，售价远远超过商店、超市内的同类产品，而一些“书店 咖啡店”的复合商业模式也在上海大行其道。
穿越时光，不变的是咖啡袅袅的香气，历史与现代在这香气中被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