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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回忆文革中的种种情形，仿佛是在看荒诞剧，但这确实是我们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重提这些往事，是为了不让那些带有悲剧性的荒诞剧重演。
父亲辛笛作为诗人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手掌集》，并与其他诗友形成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的诗人群体。但在50年代以后他几乎搁笔不写新诗，投入到工业战线工作，度过较为太平的一段日子。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在劫难逃。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最让父亲发愁的是满橱满柜的书，实在舍不得亲手烧毁。平时他看到书掉在地上，弄脏折角都会很心疼，拣起来赶快掸掉书上沾的灰尘、轻轻抚平折角；我们子女要翻看他刚买回的新书，都得洗干净手才可以拿书。现在，这么多蕴涵丰富知识的书也成为罪证，成为累赘。怎么办？他挑来挑去，只拣出一摞过期杂志等没大用的刊物，捧出去当废品卖掉，拎回一串大闸蟹。但是还有近万本书舍不得处理掉，还排列在书橱里。我们想出个主意，自己写封条贴上去，表明我们已不看这些“封资修”的书，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生什么效用，而不至于完全毁掉父亲这么多的宝贝书。当时最不容易处理的不仅是书，还有父亲的一些色彩不同的领带，不敢扔掉，被人看到也不得了——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四旧”之一，而挂在衣橱里又过于显眼，我们又发挥了最大的独创性和想像力——干脆用它扎拖把，省得到处弄布条了。于是一只五彩缤纷、质地优良、做工讲究的拖把立在了卫生间的门旁，这样高级的拖把在任何时候的上海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吸水。
在书橱上贴的封条一点作用也没有，父亲单位抄家的人看也不看，就将封条一撕，把所有的书都往卡车上装，一车不够，两车、三车，光是辞典就有几百册——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爱读辞典，这是他一本一本买回来查阅的，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最后连带一排高大的书橱、包括全家都很喜爱的、专藏巴金先生等友人赠书的白色铝合金书橱都一起装上卡车运走，倒是很彻底，家也变得空荡荡的了。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组诗《安魂曲》中，有一行诗在前苏联成为名句：“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这是所有遭遇不幸家庭的共同感受。
那时父亲和母亲徐文绮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让他们担心的还有，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你背诵毛主席语录。短的语录还容易记得住，篇幅比较长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要全背下来就费劲了，而且对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要求很高，要一字不差，万一背错了，则要冒天下大不韪之险，一转眼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于是每天晚上他俩在家背诵“老三篇”成为一门重要的功课，还互相检查，一人背，一人看着书，背不出的有提示，背错了的有纠正，十分认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是他们历来做事认真的再一次体现；二是背诵牵动着身家性命，小觑不得；三是两人个性的不同也就充分显示出来。别看父亲是诗人，但除了对诗的语言敏感外，做其他事都比较木讷，尤其对毛泽东的宏文他理解得更慢，而且非要逐字逐句弄清楚含义，找出句子之间的互相关联，一篇文章要背下来就得花时间了。母亲头脑比他灵活，接受能力和强记能力超过他，所以总是她先背出来，然后反反复复帮着父亲背，一字一句，实在吃力。不过，一旦背熟了，他就不太会忘记，过一两个月再考他们，他还可以慢慢地把全文背下来，而母亲则已忘了一半了。这就是强制记忆和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所得到的不同效果。
他们还有一位朋友背诵的记忆力更差，看到做什么事之前都要背诵语录心里直发憷，好在单位里往往大家一起背，她动着嘴叽叽咕咕，滥竽充数也露不出破绽。只有一次，不知什么地方的红卫兵小将在电话簿上随意查到地址和号码就随意拨电话，没想到正好打到她家，要她在电话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可放她过关，否则就要上门抄家。她紧张得结结巴巴，就是背不下来，最后她提议说：“我还是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给你们听，可以吧？”对方倒也同意了，于是她就对着电话话筒唱了起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居然被通过了——只要是毛主席语录，不管形式是背是唱还是跳，能表达出来就行，这些小将很满足地挂上了电话，她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随着抄家、破四旧之风渐渐平息，又轮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一律要下乡劳动改造。母亲先到嘉定干校劳动，她曾与教育界元老吴若安老人同住一屋。母亲体弱多病，吴老已八十高龄，她们只能在稻田旁赶赶麻雀，后来又被安排在厨房里拣菜，削马铃薯等。1968年冬天，父亲给母亲送去过冬的棉衣，看着她晒黑的脸庞，瘦弱的身体，父亲心里很难过。“左派”不许他进屋，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下，隔着篱笆将衣服递进去，两人相对无言。回家后父亲夜不能寐，在孤寂压抑的心境中，人总要找到宣泄的出口，他悄悄吟下旧体诗七绝两首作自我排解，题为《鸳思》：
更与何人问暖凉，秋深废井对幽篁。簪花屡卜归期误，未待归来已断肠。
篱边传语感凄惶，相见何曾话短长。珍重寒衣聊送暖，卅年鸳思两茫茫。
此处化用了苏轼怀念妻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含义，生离就像死别一样。他在晚上叹着长气，想想老伴真不容易，就怕她在乡下吃不消；自己原先比较内向忧郁，幸亏受到她好性情的感染，才走出性格的阴影；想想这大半生，经历那么多战乱，盼来了和平的日子，本想顺顺当当地过下去，却不料风浪一波又一波，最后落到今天这地步，不知这个坎还过得去过不去？
以后父亲到奉贤干校劳动，年近六十的他又面临很多第一次，是干体力活儿：第一次赤脚下秧田、第一次筛土糊墙、第一次种菜拔草、第一次为修路搬运石子和煤渣、第一次耙垃圾稻草沤肥、第一次开沟挖渠、第一次挑水灌粪坑……这一连串的第一次对父亲这样“白手的人”真是另一种“触及灵魂”，身体的劳累使他对终年劳作的农民、工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让他负责养猪，每日三餐给猪喂食，他干得很认真。尽管他劳动能力差，但他有劳动的愿望和诚意。母猪生了小猪，没有奶水，他就把配给他的一两砂糖省下来，冲糖水喂小猪，小猪吃得欢蹦乱跳的。大家管他叫“猪爷爷”。这事迹简直就像报上宣传的老模范饲养员一样，不过他并没有因为猪崽壮了而饿昏，相反他原先严重的糖尿病由于吃糖有限反倒好了。
干校的猪圈造在村外，去那里要经过村边的一座小木桥。每天拂晓，他要赶着去煮猪食，走过小桥，桥面总是被夜里的繁露浸润得湿漉漉的。喂完猪他喜欢站在桥上，看雾霭中的小河静静地流淌。这不是泰晤士河。三十多年前他曾站在雾蒙蒙的英国伦敦桥上，捕捉艾略特抒写《荒原》的灵感，写下自己的一组诗歌杰作《异域篇》。那仿佛是非常遥远的事了。而此时此刻他情不自禁吟咏的是苏曼殊的七绝：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首《本事诗（九）》是苏曼殊在日本所作，他过着远离祖国的漫游生活，在细雨飘飘中听到有人吹奏“楼头春雨”曲名的尺八，箫声幽咽委婉唤起他孤独凄凉的感觉，特别怀念钱塘江大潮，他这个流落他乡的托钵僧与盛开的樱花形成鲜明的对照，伤感之情油然而生。父亲欣赏此诗实在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的块垒，吟他人之诗作表达自己的感情。回到干校的“牛棚”依然不禁喜形于色，向别人讲起这首诗写得如何之好，冷不防又被打落到现实中。罪名是自己不好好改造，还要利用诗来毒害别人！从此缄口不言。父亲真是书生气十足，在那年头还谈什么诗！
干校真是“改造人的大熔炉”，你看，“白手的人”——辛笛在这里学会很多的劳作，除了喂猪之外，他还用竹子做了不少东西，在长竹片上钻洞打眼，制成晾晒衣服用的十字衣架；锯一节竹筒，一剖为二，再用砂皮打磨光滑，两只肥皂盒就做成了；更复杂些的还有竹制的台灯座啦、灯罩啦……，他从小没有上过正规的现代小学，手工劳动这一课在干校、在他年近花甲之时得以补上了。拿回这些他自己手工制作的成品，那高兴劲不亚于一个小学生，而且很久舍不得丢掉。
和父亲一样，我也一直深信知识分子劳动化，与工农相结合就是干体力活不怕脏不怕苦，为此我付出十年下乡劳动的代价。直到有一天，一位老乡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我们干活那么容易，我们学你们读书识字那么难？”倒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对知识和知识者有着最淳朴的尊重。一句朴实的问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脑力劳动是复杂的劳动，人在付出脑力的同时也在消耗一定的体力。相对于体力劳动而言，那是一种更繁复更艰辛的劳动。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走极端，知识成了罪恶。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将其与工人、农民对立起来大加挞伐。殊不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是要让知识分子返回到刀耕火种的基本体力劳动中，而是要让工人农民也成为越来越有丰富知识和复杂技能的劳动者。这是经历过这场荒谬的大革文化命之后才醒悟到的惨痛教训。
编辑：杜靖
父亲辛笛作为诗人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手掌集》，并与其他诗友形成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的诗人群体。但在50年代以后他几乎搁笔不写新诗，投入到工业战线工作，度过较为太平的一段日子。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在劫难逃。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最让父亲发愁的是满橱满柜的书，实在舍不得亲手烧毁。平时他看到书掉在地上，弄脏折角都会很心疼，拣起来赶快掸掉书上沾的灰尘、轻轻抚平折角；我们子女要翻看他刚买回的新书，都得洗干净手才可以拿书。现在，这么多蕴涵丰富知识的书也成为罪证，成为累赘。怎么办？他挑来挑去，只拣出一摞过期杂志等没大用的刊物，捧出去当废品卖掉，拎回一串大闸蟹。但是还有近万本书舍不得处理掉，还排列在书橱里。我们想出个主意，自己写封条贴上去，表明我们已不看这些“封资修”的书，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生什么效用，而不至于完全毁掉父亲这么多的宝贝书。当时最不容易处理的不仅是书，还有父亲的一些色彩不同的领带，不敢扔掉，被人看到也不得了——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四旧”之一，而挂在衣橱里又过于显眼，我们又发挥了最大的独创性和想像力——干脆用它扎拖把，省得到处弄布条了。于是一只五彩缤纷、质地优良、做工讲究的拖把立在了卫生间的门旁，这样高级的拖把在任何时候的上海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吸水。
在书橱上贴的封条一点作用也没有，父亲单位抄家的人看也不看，就将封条一撕，把所有的书都往卡车上装，一车不够，两车、三车，光是辞典就有几百册——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爱读辞典，这是他一本一本买回来查阅的，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最后连带一排高大的书橱、包括全家都很喜爱的、专藏巴金先生等友人赠书的白色铝合金书橱都一起装上卡车运走，倒是很彻底，家也变得空荡荡的了。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组诗《安魂曲》中，有一行诗在前苏联成为名句：“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这是所有遭遇不幸家庭的共同感受。
那时父亲和母亲徐文绮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让他们担心的还有，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你背诵毛主席语录。短的语录还容易记得住，篇幅比较长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要全背下来就费劲了，而且对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要求很高，要一字不差，万一背错了，则要冒天下大不韪之险，一转眼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于是每天晚上他俩在家背诵“老三篇”成为一门重要的功课，还互相检查，一人背，一人看着书，背不出的有提示，背错了的有纠正，十分认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是他们历来做事认真的再一次体现；二是背诵牵动着身家性命，小觑不得；三是两人个性的不同也就充分显示出来。别看父亲是诗人，但除了对诗的语言敏感外，做其他事都比较木讷，尤其对毛泽东的宏文他理解得更慢，而且非要逐字逐句弄清楚含义，找出句子之间的互相关联，一篇文章要背下来就得花时间了。母亲头脑比他灵活，接受能力和强记能力超过他，所以总是她先背出来，然后反反复复帮着父亲背，一字一句，实在吃力。不过，一旦背熟了，他就不太会忘记，过一两个月再考他们，他还可以慢慢地把全文背下来，而母亲则已忘了一半了。这就是强制记忆和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所得到的不同效果。
他们还有一位朋友背诵的记忆力更差，看到做什么事之前都要背诵语录心里直发憷，好在单位里往往大家一起背，她动着嘴叽叽咕咕，滥竽充数也露不出破绽。只有一次，不知什么地方的红卫兵小将在电话簿上随意查到地址和号码就随意拨电话，没想到正好打到她家，要她在电话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可放她过关，否则就要上门抄家。她紧张得结结巴巴，就是背不下来，最后她提议说：“我还是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给你们听，可以吧？”对方倒也同意了，于是她就对着电话话筒唱了起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居然被通过了——只要是毛主席语录，不管形式是背是唱还是跳，能表达出来就行，这些小将很满足地挂上了电话，她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随着抄家、破四旧之风渐渐平息，又轮到“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一律要下乡劳动改造。母亲先到嘉定干校劳动，她曾与教育界元老吴若安老人同住一屋。母亲体弱多病，吴老已八十高龄，她们只能在稻田旁赶赶麻雀，后来又被安排在厨房里拣菜，削马铃薯等。1968年冬天，父亲给母亲送去过冬的棉衣，看着她晒黑的脸庞，瘦弱的身体，父亲心里很难过。“左派”不许他进屋，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下，隔着篱笆将衣服递进去，两人相对无言。回家后父亲夜不能寐，在孤寂压抑的心境中，人总要找到宣泄的出口，他悄悄吟下旧体诗七绝两首作自我排解，题为《鸳思》：
更与何人问暖凉，秋深废井对幽篁。簪花屡卜归期误，未待归来已断肠。
篱边传语感凄惶，相见何曾话短长。珍重寒衣聊送暖，卅年鸳思两茫茫。
此处化用了苏轼怀念妻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含义，生离就像死别一样。他在晚上叹着长气，想想老伴真不容易，就怕她在乡下吃不消；自己原先比较内向忧郁，幸亏受到她好性情的感染，才走出性格的阴影；想想这大半生，经历那么多战乱，盼来了和平的日子，本想顺顺当当地过下去，却不料风浪一波又一波，最后落到今天这地步，不知这个坎还过得去过不去？
以后父亲到奉贤干校劳动，年近六十的他又面临很多第一次，是干体力活儿：第一次赤脚下秧田、第一次筛土糊墙、第一次种菜拔草、第一次为修路搬运石子和煤渣、第一次耙垃圾稻草沤肥、第一次开沟挖渠、第一次挑水灌粪坑……这一连串的第一次对父亲这样“白手的人”真是另一种“触及灵魂”，身体的劳累使他对终年劳作的农民、工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让他负责养猪，每日三餐给猪喂食，他干得很认真。尽管他劳动能力差，但他有劳动的愿望和诚意。母猪生了小猪，没有奶水，他就把配给他的一两砂糖省下来，冲糖水喂小猪，小猪吃得欢蹦乱跳的。大家管他叫“猪爷爷”。这事迹简直就像报上宣传的老模范饲养员一样，不过他并没有因为猪崽壮了而饿昏，相反他原先严重的糖尿病由于吃糖有限反倒好了。
干校的猪圈造在村外，去那里要经过村边的一座小木桥。每天拂晓，他要赶着去煮猪食，走过小桥，桥面总是被夜里的繁露浸润得湿漉漉的。喂完猪他喜欢站在桥上，看雾霭中的小河静静地流淌。这不是泰晤士河。三十多年前他曾站在雾蒙蒙的英国伦敦桥上，捕捉艾略特抒写《荒原》的灵感，写下自己的一组诗歌杰作《异域篇》。那仿佛是非常遥远的事了。而此时此刻他情不自禁吟咏的是苏曼殊的七绝：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首《本事诗（九）》是苏曼殊在日本所作，他过着远离祖国的漫游生活，在细雨飘飘中听到有人吹奏“楼头春雨”曲名的尺八，箫声幽咽委婉唤起他孤独凄凉的感觉，特别怀念钱塘江大潮，他这个流落他乡的托钵僧与盛开的樱花形成鲜明的对照，伤感之情油然而生。父亲欣赏此诗实在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的块垒，吟他人之诗作表达自己的感情。回到干校的“牛棚”依然不禁喜形于色，向别人讲起这首诗写得如何之好，冷不防又被打落到现实中。罪名是自己不好好改造，还要利用诗来毒害别人！从此缄口不言。父亲真是书生气十足，在那年头还谈什么诗！
干校真是“改造人的大熔炉”，你看，“白手的人”——辛笛在这里学会很多的劳作，除了喂猪之外，他还用竹子做了不少东西，在长竹片上钻洞打眼，制成晾晒衣服用的十字衣架；锯一节竹筒，一剖为二，再用砂皮打磨光滑，两只肥皂盒就做成了；更复杂些的还有竹制的台灯座啦、灯罩啦……，他从小没有上过正规的现代小学，手工劳动这一课在干校、在他年近花甲之时得以补上了。拿回这些他自己手工制作的成品，那高兴劲不亚于一个小学生，而且很久舍不得丢掉。
和父亲一样，我也一直深信知识分子劳动化，与工农相结合就是干体力活不怕脏不怕苦，为此我付出十年下乡劳动的代价。直到有一天，一位老乡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我们干活那么容易，我们学你们读书识字那么难？”倒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对知识和知识者有着最淳朴的尊重。一句朴实的问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脑力劳动是复杂的劳动，人在付出脑力的同时也在消耗一定的体力。相对于体力劳动而言，那是一种更繁复更艰辛的劳动。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走极端，知识成了罪恶。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将其与工人、农民对立起来大加挞伐。殊不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是要让知识分子返回到刀耕火种的基本体力劳动中，而是要让工人农民也成为越来越有丰富知识和复杂技能的劳动者。这是经历过这场荒谬的大革文化命之后才醒悟到的惨痛教训。
编辑：杜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