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6名按说应该进行过2.4亿千米的太空旅行、且事先完全是陌生人的团队成员来说，我们的空间非常小。在100多天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HI-SEAS（夏威夷太空探索与模拟仿真基地）进行由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的实验项目，实验地点海拔2440米，是一座没有实时通信、大小约为一套三居室公寓的穹顶建筑。这样做有助于人们了解人类如何在往返火星的旅途中生存下来。我们还会在这里度过8个月。
　　我们并不是在测试自己身体的耐力。置身于外行星的典型压力源——持续的人身危险以及一旦从包里拿出来就会到处乱跑的晚餐——并不适用于我们这儿的情况：重力正常，气压基本稳定，万一发生危险，救援直升机会在1小时内赶到。相反，我们在研究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生存。人们可能不会马上把“你的团队成员”看成是一种压力源，但它确实是——特别是在太空中，因为你周围的人总是在你周围。

　　被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很可能会从身心上拖垮我们。但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感觉到闭锁或是找不到私人空间。事实上，在过去的3个月里，有那么一两次我会突然地、几乎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在那些时刻，团队成员分散在130平方米的穹顶个，在服务器机房、工作室、生物实验室或是自己的铺位。这种意想不到的孤独虽然只会持续5分钟，但仍让人感到迷茫。团队的其他人也报告了同样的反应。我们并没有感到拥挤，而是刚好相反：任何时候都会因为没有人在身边而感到恐惧。
　　考虑到以往的长期任务，这跟我的预想明显不同。度过了蜜月期之后，在这种环境——拥挤、与家人分离、困于平庸的日常程序——中的宇航员会变得无精打采，情绪低落。不管是在真实还是模拟太空中，我们为了安全和效率所做的一切系统化的工作——更换空气过滤器、向地面控制提交报告、运行他人的实验等——都让人变得压抑，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打破甚至是影响这种模式。被称作“烦躁”的俄罗斯太空计划也因此变得虚弱，“没有力气”。
　　在模拟实验中，很多时候我们受到的限制和隔离使大多数团队成员觉得烦躁、无聊，或者有点陷入困境。社交媒体不是避难所，因为它主要用于对外交流和任务支持。如果我们想与穹顶以外的人说话，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段语音或者视频，而且至少要等40分钟才有回复——这是为了模拟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距离。至于到外面喝一杯……这么说吧，被塞进宇航服里还想品尝浓咖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穿上宇航服是我们在模拟火星上外出的唯一途径。

　　我小心提防着团队中的人际压力及其弱点，但惊喜的是，我发现了相互高度依存的意识。我认为原因如下：在模拟火星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对任务是多么至关重要。医生、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土壤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指望彼此才能获得。我不会种庄稼、不会修理无人机、不会抽取地下水或者修复居住舱，而其他人在远程任务支持的帮助下，每一天都在做这些事。
　　作为团队中的医生，我的任务是对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负责，让我们的思想齐头并进。如果穹顶中没有人是可以被替代的，看到某个关键成员没有达到期望才会带来极大压力——远远超过与5个自己赖以生存的人共用狭小空间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全依赖彼此的这一信赖保持了这个小小世界的和平，化解了个人恩怨和鸡毛蒜皮的矛盾。这种信赖可能也抵御了崩溃的出现，至少就目前来看。
　　我们彼此依赖的另一面，就是当没人在身边时那惊人的、强烈闪现的孤独。幸运的是，它们不需要医疗干预。它们很少出现，而且跟崩溃不同，从不会出现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很多方面，这种独处的反应是正常的表现，是我在这些天里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消极表现之一。几乎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世俗与脱俗的结合体：装饰着植物生长灯的穹顶，充满了水培系统的声音，还有一辆被压成发电装置的街头自行车。

　　我很好奇，到了最后，我们一年的实验数据会如何反映我们所处的独特环境。现在我能说的是，尽管是研究对象，我们的表现比迷宫里的老鼠要好太多了。要我说的话，比很多经历过类似的模拟环境，甚至是真实太空环境的宇航员都要好得多。当距离与我们所爱之人实时谈话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候，当我们在远离人群的贫瘠山坡上，蹲在一个小穹顶里拯救自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