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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炯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盟友。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爆发，陈炯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中共中央不得不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并严厉处分了继续亲陈的广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未见彭湃本人因此受到处分。党团迥异态度体现了历史的复杂面相，也折射出实际运作层面的党团关系并未像制度层面规定的那样规范，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
【关键词】 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炯明事变；彭湃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36-08
陈炯明新军人的姿态以及他开明的政治态度，客观上为广州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共产国际、陈独秀还是广东地方党团组织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对陈炯明都抱有好感。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越来越深，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部下炮轰总统府事件，陈炯明和孙中山公开决裂，以前多称陈炯明叛变，现在多称陈炯明事变。事变后，共产国际决意联合孙中山，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广东地方党团组织却仍和陈炯明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后来广东党组织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直至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对于彭湃在粤东的亲陈行为，团中央是了解的，但彭湃并未因此受到处分。这些史实，或者因为不光彩，或者为尊者讳，在党史宣传中长期被湮没，但是史学界已经有一些高质量的论著涉及于此。笔者不仅深入细致地还原了上述史实，并进行了分析论述，将党团的不同反应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正是因为青年团的作用一度盖过了党，所以才出现了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的现象。
一、广东早期党组织因继续拥陈受到严厉处分
苏俄、共产国际很早就和陈炯明有联系。1920年列宁派信使波达波夫秘密抵达陈炯明当时的驻地漳州，与陈多次会谈，陈炯明也回信给列宁，声称将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布尔什维主义。①1920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一起面见陈炯明。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一直和孙中山有联系，并试图与他合作。有研究认为，1922年8月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看法因人而异，没有区分是非曲直，总体评价甚至有利于陈炯明。②1922年9月，陈炯明将缴获的孙中山与廖仲恺、朱和中关于联合俄、德的密信在香港报纸公布，与苏俄公开决裂，苏俄、共产国际也完全抛弃了陈炯明。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办学，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陈独秀的教育改革措施得到了陈炯明的支持，尤其当陈独秀面对保守派人士的非议和“驱陈”风波时，陈炯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信任。无庸讳言，陈独秀和陈炯明共事是融洽的。1922年5月，孙、陈矛盾一触即发之际，陈独秀还从广州前往惠州，探明陈炯明的态度。不过陈炯明事变后，尤其8月底的西湖会议以后，国共两党决定建立联合阵线，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抉择，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声明支持孙中山，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陈炯明。
陈炯明被誉为“社会主义将军”，他的开明态度为广东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因此，广东党组织对陈炯明赞叹有加或怀有好感，更亲陈炯明而不是亲孙中山。从1922年4月底到6月份陈炯明事变爆发这段时间，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一直和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并有多次会谈，达林的回忆录记载，孙中山虽与达林商洽，但态度暧昧、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是“孙中山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而我和这些人经常会面。”①甚至到了1922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事宜时仍然提到，“只有广州方面反对——因他们支持陈炯明”。②相较于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陈炯明事变后的反应，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代表的广东早期党组织如何应对这一事变以及因为这一事变而受到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
当事人之一陈独秀没有直接的文字回忆这一事情，另两位当事人谭平山、谭植棠对此讳莫如深，只有陈公博一位当事人曾于1946年撰文直面此事。陈公博说他在陈炯明事变前就向陈独秀进言应该联孙而不是联陈，并且声称“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公博回忆，陈炯明事变后，“平山和我商议要我们举他赴沪探听消息，趁早脱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自然听他的话，开了一次会，举他为广州共党的代表赴沪。我那时的确无法离开广州……恰在这时张太雷啣了上海中共之命，并携了仲甫先生手书来粤见我。希望我立刻离粤赴上海，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炯明的嫌疑。我看见仲甫的信，七窍烟生，问张太雷是根据了甚么证据，他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那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我一口拒绝了张太雷，只托他带一封信给仲甫，这封信长至千余言（笔者注：主要内容是质问陈独秀和谭平山，为自己辩护）。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翌日我们在一个木作楼上开会，我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广州共产党，声明即日起不再负责。那时会场起了很大的震动，谭植棠刘尔崧发言最多，全体主张广东共产党独立。我自问不愿意再和共产党一起，对于独立与否我不赞一词，只是声明脱离一切共党关系，决心出国，末后谭植棠因为帮我的关系竟被他们开除党籍，两年之后才复加入，而刘尔崧也受了严重警告，其余党员处分有差。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回广州之时，遇见了植棠，才知道共产党已将我的共产党籍开除，他因为有帮助我的嫌疑也被开除，近来又复了党。到底是我开除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开除了我，竟是一种官司打不清的公案。共产党对于我的行动报告也是分歧而奇怪的，据许多人在莫斯科所看的资料，我被开除的原因是为着帮助陈炯明，而在北京俄国大使馆所搜出的文件，则说我有无政府的倾向，至于何以脱离共产党，原因不明。”① 时任中共领导人的张国焘曾亲身参与过这件事情，他回忆陈炯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笔者注：指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②
蔡和森1926年所写的文章把“广东的党部问题”作为党内生活的四个大问题之一来论述，他说：“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陈公博他不赞成陈炯明，虽然反对陈炯明，但实际上帮助了陈炯明，因此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公博、平山等，这时与陈有关系的等等同志并调回上海，公博反责独秀，不久独秀来俄后，公博等又在广州办《珠江评论》，主张联省自治……中央看见广东党部已变为陈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调查，所得的结果：第一，《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钱办的；第二，陈炯明办劳动局要公博当局长；第三，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这报告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马林亦赞成，并在《向导》上公开反对《珠江评论》。但广东团体仍非常混杂，直到陈炯明失败，始知道中央意见是对的，其原因是广东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蔡和森分析，“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而这时马林主张恢复陈公博的党籍，这是马林的错误。”③
综合比较分析这几份材料，共同点是指出陈炯明事变之后，广东早期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故，谭平山被调离广东，陈公博、谭植棠被开除出党。发生重大变故的原因，除了陈公博声称“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为自己辩护外，另两份重要材料都指出是因为广东党组织在事变后仍然支持陈炯明，不过他们列举的支持陈炯明的具体表现又不尽相同。张国焘列出的是“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蔡和森列举的广东党部问题颇为严重：广东党部变为陈的工具（陈公博办的《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的钱、陈公博要做陈炯明的官）、拟脱离党中央独立、处分之后广东团体仍然非常混杂。对于广东党独立问题，陈公博则辩称是受到“诬蔑”之后“全体主张”的，但也反证了确有此事。对于陈公博、谭植棠被处分的时间，他们的回忆都语焉不详，桑兵根据《珠江评论》9月发刊、陈独秀10月前往莫斯科，考证出中共中央处分广东支部当在10月以后。①该文还引用了一条不常见的史料：8月20日，谭平山在胡适主编的《努力》杂志上以“涤襟”之名撰文《述孙、陈之争》。
关于广东早期党组织因为陈炯明事变之后继续拥陈而受处分的细节虽然各方各持一词，但不容置疑，这是广东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广东党组织经受了阵痛，也增强了纪律性。这件事对中共党的建设也有重要影响。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对时局持有不同见解，甚至发表不同的看法，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很少要求组织上的一律。这件事表明，陈独秀要求地方党组织、党员个人和中共中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保持一致意见、一致行动。中共中央对陈炯明态度前后迥异，所以张国焘、蔡和森一面对广东党组织抱有“了解之同情”，或说陈独秀是挥泪斩马谡，或说他们起初是不自觉的，一面从政治纪律、组织建设的高度来分析这件事情，认为这种处分是完全必要的。
二、身为团员的彭湃在事变后仍和陈炯明保持密切关系却未受处分
在广东早期党组织因为继续拥陈而被中共中央严厉处分的同时及以后，身在粤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团员彭湃却和粤东的实际控制者陈炯明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实际上得到了陈炯明的一些支持。直至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彭湃逃出，双方才分道扬镳。对于彭湃和陈炯明的这段历史，广东地方团组织、上海团中央甚至陈独秀都是知晓的。彭湃到广州后，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见他因为亲陈历史而受到任何处分。
1921年，彭湃从日本回国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②1922年，彭湃到广州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被选举担任演讲队组织工作。③彭湃回海丰后，建立和发展了团组织，海丰成为广东较早成立地方团的地方。彭湃在团的活动，保密性并不强，对于彭湃的团员身份，陈炯明应该是知晓的。1922年7月以后，彭湃专心从事农民运动，7月成立“六人农会”，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入会农民达10万人。家乡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陈炯明的注意。1923年3月，身在香港的陈炯明向其亲信林晋亨（林曾任彭湃的中学老师）夸奖彭湃十分能干，并要林写信邀请彭湃来香港。5月，彭湃应邀赴港面见陈炯明，陈炯明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不但捐了100港元给农会，并表示：“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④ 海丰“七五农潮”后，彭湃等人遭到海丰县的通缉，无法在海丰立足，决定向陈炯明求助。彭湃等抵达河源老隆会见陈炯明，陈答应释放被捕农民。因为被捕农民未被如期释放，10月，彭湃再赴老隆。据和彭湃一起赴老隆的林务农回忆，他们在总司令部机要处下榻，陈炯明请吃晚饭。“陈见到彭湃同志，颇为客气，把手款茶。”陈请彭湃为他做事，不过陈炯明谈论联省自治、基尔特主义主张时，彭湃均毫不客气地驳斥或者避而不谈主义。⑤彭湃随陈炯明前往汕头、惠州，搬进陈的总司令部居住，外界盛传彭湃要受到陈炯明的重用。此时，彭湃与陈炯明的关系非同一般。彭湃利用陈炯明的名头，在汕头活动、发展农会，成立了惠潮梅农会，粤东10个县加入。这期间，陈炯明时常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彭湃，彭湃亦有回电①。1924年1月下旬，陈炯明从惠州回到海丰，彭湃组织几百名农会成员前往欢迎，陈炯明“喜欢得头动尾摇”，当农会代表请愿成立农会时，陈当即表示“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②据说，海丰士绅们宴请陈炯明，席间陈炯明问大家：“海丰还有没有贤人？”士绅异口同声地说：“除了陈总司令之外，海丰哪还有谁？”陈炯明听了说：“不，青年中，彭湃之贤胜过我。”③推重彭湃至如此程度。恢复海丰总农会的工作顺利进行之时，不料，陈炯明的态度急转巨变。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彭湃从陆路逃出，从汕头、香港折入广州，彭湃和陈炯明从此分道扬镳。 陈炯明事变后，为什么团员彭湃仍然和陈炯明合作呢？首先，他们有合作的思想基础。陈炯明事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于是转而成为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出版发行，连一向在昌兴街丁卜蚊帐店代售‘响导’（注：原文如此，应为《向导》）的发行机关也被禁闭，搬走文件书籍，只准卖蚊帐。广东党组织转入半公开半秘密活动。”④另据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阮啸仙1922年10月报告团中央，陈炯明事变后，“不似从前，只能半秘密进行。‘珠评’已被查禁，团址因被监视已迁。”⑤尽管这两份材料都凸显陈炯明事变后对党团的态度大变，但广东党团活动仍能“半秘密”进行，说明陈炯明对他曾经支持过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并未完全扼杀，尽力拉拢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也表现了他的这种想法。彭湃致陈独秀信中说：“陈炯明说他还是革命党，主张革命的，要我速赴惠州，和他共商革命方策，”⑥陈炯明和他见面时大谈基尔特主义，都表明陈炯明虽然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决裂了，但他仍然以革命者自居，仍然有接近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意愿。而彭湃所组织的农会并不反对陈炯明，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我们不问甚么党派，不问甚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⑦一副不问党派、只求自保的姿态。彭湃后来组织的广东农会纲领有四：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丝毫也不激进。正因为它不激进，所以才在陈炯明的容忍范围内，双方才有了合作的基础。其次，陈炯明是一个政治家，他看中的是农会拥有10万会员的实力，彭湃等农会领导人则看中陈手握重兵、实际掌控粤东、能影响农民运动发展的实力，他们的合作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再者，陈炯明、彭湃及农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海丰人，当时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彭湃的老师林晋亨是陈炯明的亲信，彭湃两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彭承助、彭承伦任陈炯明总司令部机要处机要秘书，常在陈炯明、彭湃之间穿针引线。不可否认，他们的合作有一定的地缘因素。
1924年初，陈炯明态度剧变，下令解散农会。对于陈炯明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彭湃1924年4月写给刘仁静的信解释是“因疑农民有暗杀团发生，及广州共党之影响。”①5月，彭湃给陈独秀的信解释得更加详细：海丰士绅“报告外间到有20余名刺客，是受省政府之运动的，并献汕头香港各方面紧急电报数封为证，吓得陈炯明吃了一惊，所以下令戒严查验。”“谓陈炯明已查出彭湃与汕头间来往电文密码，确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众绅士要求查办，陈已有允意。”②笔者在前文推测过，陈炯明对彭湃的团员身份早已知晓，他可能是在明知彭湃是团员的情况下与他合作的。也许陈炯明仍想拉拢中共，也许在陈炯明心里，青年团和中共根本不是一回儿事。陈炯明态度剧变，最大的刺激也许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这项任命使陈炯明认为彭湃和广州的国民党有关系，海丰士绅不断在他耳边强调彭湃与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并且有电报为证，最终促使陈炯明下定决心解散农会，斩断与彭湃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陈炯明态度剧变是因为农会和田主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到了陈炯明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彭湃勇往直前，迅速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化，直至主张土地革命。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超过陈炯明的容忍限度，从根本上威胁到他的统治利益，彭陈双方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导致决裂。③查遍彭湃的书信、文章，未发现此时彭湃的主张有大的转变。1924年1月他致刘仁静信中说：“此间农会虽被摧毁，然农民经此次之经验，阶级的认识益加鲜明”，④表明农民的阶级意识有所增强。1923年9月，彭湃致施存统信虽然说“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于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对于这句话，史学界经常拿来作为彭湃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但他前面一句话“中国的共产党我不大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⑤却很少引用，笔者认为此时彭湃还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综合来看，彭陈的决裂主要不是因为思想矛盾无法调和，而是因为陈炯明对彭湃与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忌讳。彭湃清楚陈炯明忌讳所在，“七五农潮”后，“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⑥正因如此，彭湃等不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的广州，坚持在陈炯明的势力范围——粤东活动。
青年团中央对彭湃在海丰进行农民运动的情况是了解的，并且很可能进行过指导。1923年2月，和彭湃一起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杨嗣震专门给团中央报告海丰农会情况，并请示“农民的阶级的认识已非常发展了。如何办法，还请示知。”⑦6月，杨嗣震再次向团中央报告：“海丰S.Y.确已成立了，对外之名，就是学术研究会……S.Y.既已停滞未进行，而农会又值要人活动，因此S.Y.同志们就不得不去加入农村运动了。”⑧“七五农潮”后，团粤区委向团中央报告海丰在战事区域内，“闻彭湃同志逃往汕头，消息不通。”⑨在跟广东团区委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彭湃却于1923年9月至1924年4月多次给团中央领导人施存统、刘仁静写信报告农会最新情况，甚至以“老隆陈总司令”⑩尊称陈炯明，也许是为了避陈炯明忌讳不敢跟广州联系，也许是因为他、杨嗣震跟施存统早在日本相识的缘故而习惯直接向团中央汇报。
不仅团中央，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对彭湃在粤东的情况也是关注的。据施存统回忆，彭湃离开日本回广州时，施曾经帮他写过一封介绍信给陈独秀。①1923年7月彭湃给李春涛信说，“湃已收拾好行李，想动身往省城。——因和石安君有约。”②“石安”即陈独秀字实庵的谐音，此时陈独秀的确在广州主持中共中央机关，他俩有约，说明彭湃和陈独秀在陈炯明事变后分割两地的情况下仍有联系。只是因为狂风大作，彭湃才未成行，对他们原定的谈话内容无从得知。1923年9月底，阮啸仙复陈独秀信，在汇报团粤区委及各地工作开展情况之余，特地汇报“彭湃，我回来时即去函请他赴区代表大会，他已往汕头，恐怕此函落空，现在拟由瘦真兄返汕与之接洽”，③似是在回应陈独秀来信中对彭湃的特别关注，说明7月陈独秀虽然未见到彭湃，但他在持续关注彭湃。关于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的原因，彭湃在1924年5月给陈独秀的信解释得比给上海团中央的信和他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更加详细，此信被刊登在《向导》第70期。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并未像处理陈公博等人一样，亲自处分或让团中央处分彭湃。也许是因为陈公博等人比较引人注目，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要人张继等的抗议，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独秀不得不如此；而国民党方面未注意到彭湃与陈炯明的关系，陈独秀也就视而不见了。 彭湃虽然未因陈炯明事变后和陈炯明的密切关系受到处分，但他应该感受到了这份压力。他在1924年至1925年间陆续写成的《海丰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不仅在称呼上由“竞公”、“陈总司令”改为“陈炯明”，并申明之前和陈炯明打交道完全是为了利用陈炯明，而他自己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做法。“七五农潮”后，他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但是彭汉垣、林甦等主张利用陈炯明“久欲利用我们”的心理向陈炯明求助，“众皆赞成”，才有了第一次老隆之行。第二次赴老隆，彭湃与陈炯明同行惠州，彭湃再次申明“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等彭湃以母生病为由脱离了陈炯明，“精神都轻快起来！”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意或者无意，彭湃和陈炯明关系一度密切的史实长期被湮没，直至被大多数人遗忘。
三、党团对陈炯明事变态度迥异所折射出的党团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着手筹建青年团。虽然有俄共与苏俄共青团作为榜样，但是党团关系长期以来理得不顺。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首次对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并规定互派代表。⑤但是同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到：“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⑥仅把把青年团视为和国民党一样的革新团体来联合。9月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通告，明确将两团体关系定义为“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1923年8月，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决定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规定，即组织上独立，政策上完全服从共产党，党团关系由以前的“协定”明确规定为团对党政治上的“服从”。①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的反应，刚好就处在党团关系在制度层面逐渐规范的时期，不过从实际运作情形来考察，从早期党团对陈炯明事变态度迥异的史实来看，党团关系并未像制度层面规定得那样规范。青年团组织上确实是独立的，但是政治上并没有“服从”共产党。
陈炯明事变发生时，张太雷作为团中央驻广州代表曾去函上海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询问“S.Y.对于此次孙陈冲突是否应该有一个宣言，但是此地地方团决不敢有所宣言，须得中央之允准。”②可惜未见到团中央复函，也未见到广东青年团、团中央针对陈炯明事变发表声明，仅此而言，与陈独秀所代表的中共中央声讨陈炯明的态度大不相同。“七五农潮”后，团员彭湃和陈炯明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彭湃给上海团中央的信函也很多，团中央对他的亲陈行为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也未见批评、处分他，即使是陈独秀本人也并未因此处分他，再次表明团中央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团组织倒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比较一致，团粤区委书记阮啸仙1923年给团中央信，报告“粤政局日来甚好，联军已节节胜利，惠城援路已绝，孤城坐困，非缴械不可。左翼已进攻河源，右翼已进攻海陆丰。两翼如果胜利，则会攻潮汕，为日不远。我们同志加入前线者有徐成章、徐天柄、鲁易、秀松、曾西盛诸人。”③流露为孙中山领导的联军节节胜利而兴奋的心情，并派同志加入征讨陈炯明的前线队伍。
青年团为什么敢于在政治上不“服从”共产党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团成立初期，团员人数远远多于党员人数，它的作用一度盖过了党。以广东为例，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时，能列得出姓名的只有16人，1922年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时有团员500余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④1922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的报告高度评价了广东青年团的工作，说它“取得巨大组织成就”，而批评中共广东支部“薄弱”⑤。广东青年团较早意识到要“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⑥，不仅从事青年工作，还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海丰的农民运动就是彭湃带领团员组织起来的。直至1924年10月，广东农民运动才收归共产党领导。⑦正因为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所以敢于在政治上不“服从”共产党，甚至产生了看不起党的倾向，比如前文引述的彭湃说中国共产党“恐怕无当用”就流露出了这种倾向。这些不良倾向表明党团关系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调整期。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副处长）
【关键词】 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炯明事变；彭湃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36-08
陈炯明新军人的姿态以及他开明的政治态度，客观上为广州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共产国际、陈独秀还是广东地方党团组织领导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对陈炯明都抱有好感。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越来越深，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部下炮轰总统府事件，陈炯明和孙中山公开决裂，以前多称陈炯明叛变，现在多称陈炯明事变。事变后，共产国际决意联合孙中山，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广东地方党团组织却仍和陈炯明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后来广东党组织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直至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对于彭湃在粤东的亲陈行为，团中央是了解的，但彭湃并未因此受到处分。这些史实，或者因为不光彩，或者为尊者讳，在党史宣传中长期被湮没，但是史学界已经有一些高质量的论著涉及于此。笔者不仅深入细致地还原了上述史实，并进行了分析论述，将党团的不同反应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正是因为青年团的作用一度盖过了党，所以才出现了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的现象。
一、广东早期党组织因继续拥陈受到严厉处分
苏俄、共产国际很早就和陈炯明有联系。1920年列宁派信使波达波夫秘密抵达陈炯明当时的驻地漳州，与陈多次会谈，陈炯明也回信给列宁，声称将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布尔什维主义。①1920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一起面见陈炯明。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一直和孙中山有联系，并试图与他合作。有研究认为，1922年8月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看法因人而异，没有区分是非曲直，总体评价甚至有利于陈炯明。②1922年9月，陈炯明将缴获的孙中山与廖仲恺、朱和中关于联合俄、德的密信在香港报纸公布，与苏俄公开决裂，苏俄、共产国际也完全抛弃了陈炯明。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办学，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行政事宜。陈独秀的教育改革措施得到了陈炯明的支持，尤其当陈独秀面对保守派人士的非议和“驱陈”风波时，陈炯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信任。无庸讳言，陈独秀和陈炯明共事是融洽的。1922年5月，孙、陈矛盾一触即发之际，陈独秀还从广州前往惠州，探明陈炯明的态度。不过陈炯明事变后，尤其8月底的西湖会议以后，国共两党决定建立联合阵线，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抉择，坚决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声明支持孙中山，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陈炯明。
陈炯明被誉为“社会主义将军”，他的开明态度为广东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甚至直接的帮助，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因此，广东党组织对陈炯明赞叹有加或怀有好感，更亲陈炯明而不是亲孙中山。从1922年4月底到6月份陈炯明事变爆发这段时间，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一直和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并有多次会谈，达林的回忆录记载，孙中山虽与达林商洽，但态度暧昧、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是“孙中山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而我和这些人经常会面。”①甚至到了1922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事宜时仍然提到，“只有广州方面反对——因他们支持陈炯明”。②相较于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陈炯明事变后的反应，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代表的广东早期党组织如何应对这一事变以及因为这一事变而受到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
当事人之一陈独秀没有直接的文字回忆这一事情，另两位当事人谭平山、谭植棠对此讳莫如深，只有陈公博一位当事人曾于1946年撰文直面此事。陈公博说他在陈炯明事变前就向陈独秀进言应该联孙而不是联陈，并且声称“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公博回忆，陈炯明事变后，“平山和我商议要我们举他赴沪探听消息，趁早脱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自然听他的话，开了一次会，举他为广州共党的代表赴沪。我那时的确无法离开广州……恰在这时张太雷啣了上海中共之命，并携了仲甫先生手书来粤见我。希望我立刻离粤赴上海，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炯明的嫌疑。我看见仲甫的信，七窍烟生，问张太雷是根据了甚么证据，他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那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我一口拒绝了张太雷，只托他带一封信给仲甫，这封信长至千余言（笔者注：主要内容是质问陈独秀和谭平山，为自己辩护）。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翌日我们在一个木作楼上开会，我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广州共产党，声明即日起不再负责。那时会场起了很大的震动，谭植棠刘尔崧发言最多，全体主张广东共产党独立。我自问不愿意再和共产党一起，对于独立与否我不赞一词，只是声明脱离一切共党关系，决心出国，末后谭植棠因为帮我的关系竟被他们开除党籍，两年之后才复加入，而刘尔崧也受了严重警告，其余党员处分有差。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回广州之时，遇见了植棠，才知道共产党已将我的共产党籍开除，他因为有帮助我的嫌疑也被开除，近来又复了党。到底是我开除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开除了我，竟是一种官司打不清的公案。共产党对于我的行动报告也是分歧而奇怪的，据许多人在莫斯科所看的资料，我被开除的原因是为着帮助陈炯明，而在北京俄国大使馆所搜出的文件，则说我有无政府的倾向，至于何以脱离共产党，原因不明。”① 时任中共领导人的张国焘曾亲身参与过这件事情，他回忆陈炯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笔者注：指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②
蔡和森1926年所写的文章把“广东的党部问题”作为党内生活的四个大问题之一来论述，他说：“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陈公博他不赞成陈炯明，虽然反对陈炯明，但实际上帮助了陈炯明，因此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公博、平山等，这时与陈有关系的等等同志并调回上海，公博反责独秀，不久独秀来俄后，公博等又在广州办《珠江评论》，主张联省自治……中央看见广东党部已变为陈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调查，所得的结果：第一，《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钱办的；第二，陈炯明办劳动局要公博当局长；第三，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这报告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马林亦赞成，并在《向导》上公开反对《珠江评论》。但广东团体仍非常混杂，直到陈炯明失败，始知道中央意见是对的，其原因是广东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蔡和森分析，“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而这时马林主张恢复陈公博的党籍，这是马林的错误。”③
综合比较分析这几份材料，共同点是指出陈炯明事变之后，广东早期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故，谭平山被调离广东，陈公博、谭植棠被开除出党。发生重大变故的原因，除了陈公博声称“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为自己辩护外，另两份重要材料都指出是因为广东党组织在事变后仍然支持陈炯明，不过他们列举的支持陈炯明的具体表现又不尽相同。张国焘列出的是“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蔡和森列举的广东党部问题颇为严重：广东党部变为陈的工具（陈公博办的《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的钱、陈公博要做陈炯明的官）、拟脱离党中央独立、处分之后广东团体仍然非常混杂。对于广东党独立问题，陈公博则辩称是受到“诬蔑”之后“全体主张”的，但也反证了确有此事。对于陈公博、谭植棠被处分的时间，他们的回忆都语焉不详，桑兵根据《珠江评论》9月发刊、陈独秀10月前往莫斯科，考证出中共中央处分广东支部当在10月以后。①该文还引用了一条不常见的史料：8月20日，谭平山在胡适主编的《努力》杂志上以“涤襟”之名撰文《述孙、陈之争》。
关于广东早期党组织因为陈炯明事变之后继续拥陈而受处分的细节虽然各方各持一词，但不容置疑，这是广东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广东党组织经受了阵痛，也增强了纪律性。这件事对中共党的建设也有重要影响。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对时局持有不同见解，甚至发表不同的看法，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很少要求组织上的一律。这件事表明，陈独秀要求地方党组织、党员个人和中共中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保持一致意见、一致行动。中共中央对陈炯明态度前后迥异，所以张国焘、蔡和森一面对广东党组织抱有“了解之同情”，或说陈独秀是挥泪斩马谡，或说他们起初是不自觉的，一面从政治纪律、组织建设的高度来分析这件事情，认为这种处分是完全必要的。
二、身为团员的彭湃在事变后仍和陈炯明保持密切关系却未受处分
在广东早期党组织因为继续拥陈而被中共中央严厉处分的同时及以后，身在粤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团员彭湃却和粤东的实际控制者陈炯明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实际上得到了陈炯明的一些支持。直至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彭湃逃出，双方才分道扬镳。对于彭湃和陈炯明的这段历史，广东地方团组织、上海团中央甚至陈独秀都是知晓的。彭湃到广州后，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见他因为亲陈历史而受到任何处分。
1921年，彭湃从日本回国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②1922年，彭湃到广州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被选举担任演讲队组织工作。③彭湃回海丰后，建立和发展了团组织，海丰成为广东较早成立地方团的地方。彭湃在团的活动，保密性并不强，对于彭湃的团员身份，陈炯明应该是知晓的。1922年7月以后，彭湃专心从事农民运动，7月成立“六人农会”，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入会农民达10万人。家乡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陈炯明的注意。1923年3月，身在香港的陈炯明向其亲信林晋亨（林曾任彭湃的中学老师）夸奖彭湃十分能干，并要林写信邀请彭湃来香港。5月，彭湃应邀赴港面见陈炯明，陈炯明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不但捐了100港元给农会，并表示：“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④ 海丰“七五农潮”后，彭湃等人遭到海丰县的通缉，无法在海丰立足，决定向陈炯明求助。彭湃等抵达河源老隆会见陈炯明，陈答应释放被捕农民。因为被捕农民未被如期释放，10月，彭湃再赴老隆。据和彭湃一起赴老隆的林务农回忆，他们在总司令部机要处下榻，陈炯明请吃晚饭。“陈见到彭湃同志，颇为客气，把手款茶。”陈请彭湃为他做事，不过陈炯明谈论联省自治、基尔特主义主张时，彭湃均毫不客气地驳斥或者避而不谈主义。⑤彭湃随陈炯明前往汕头、惠州，搬进陈的总司令部居住，外界盛传彭湃要受到陈炯明的重用。此时，彭湃与陈炯明的关系非同一般。彭湃利用陈炯明的名头，在汕头活动、发展农会，成立了惠潮梅农会，粤东10个县加入。这期间，陈炯明时常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彭湃，彭湃亦有回电①。1924年1月下旬，陈炯明从惠州回到海丰，彭湃组织几百名农会成员前往欢迎，陈炯明“喜欢得头动尾摇”，当农会代表请愿成立农会时，陈当即表示“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②据说，海丰士绅们宴请陈炯明，席间陈炯明问大家：“海丰还有没有贤人？”士绅异口同声地说：“除了陈总司令之外，海丰哪还有谁？”陈炯明听了说：“不，青年中，彭湃之贤胜过我。”③推重彭湃至如此程度。恢复海丰总农会的工作顺利进行之时，不料，陈炯明的态度急转巨变。1924年3月，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彭湃从陆路逃出，从汕头、香港折入广州，彭湃和陈炯明从此分道扬镳。 陈炯明事变后，为什么团员彭湃仍然和陈炯明合作呢？首先，他们有合作的思想基础。陈炯明事变后，“抱怨共产党没有与他合作，于是转而成为憎恨广东党组织。他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出版发行，连一向在昌兴街丁卜蚊帐店代售‘响导’（注：原文如此，应为《向导》）的发行机关也被禁闭，搬走文件书籍，只准卖蚊帐。广东党组织转入半公开半秘密活动。”④另据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阮啸仙1922年10月报告团中央，陈炯明事变后，“不似从前，只能半秘密进行。‘珠评’已被查禁，团址因被监视已迁。”⑤尽管这两份材料都凸显陈炯明事变后对党团的态度大变，但广东党团活动仍能“半秘密”进行，说明陈炯明对他曾经支持过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并未完全扼杀，尽力拉拢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也表现了他的这种想法。彭湃致陈独秀信中说：“陈炯明说他还是革命党，主张革命的，要我速赴惠州，和他共商革命方策，”⑥陈炯明和他见面时大谈基尔特主义，都表明陈炯明虽然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决裂了，但他仍然以革命者自居，仍然有接近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意愿。而彭湃所组织的农会并不反对陈炯明，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我们不问甚么党派，不问甚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⑦一副不问党派、只求自保的姿态。彭湃后来组织的广东农会纲领有四：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丝毫也不激进。正因为它不激进，所以才在陈炯明的容忍范围内，双方才有了合作的基础。其次，陈炯明是一个政治家，他看中的是农会拥有10万会员的实力，彭湃等农会领导人则看中陈手握重兵、实际掌控粤东、能影响农民运动发展的实力，他们的合作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再者，陈炯明、彭湃及农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海丰人，当时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彭湃的老师林晋亨是陈炯明的亲信，彭湃两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彭承助、彭承伦任陈炯明总司令部机要处机要秘书，常在陈炯明、彭湃之间穿针引线。不可否认，他们的合作有一定的地缘因素。
1924年初，陈炯明态度剧变，下令解散农会。对于陈炯明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彭湃1924年4月写给刘仁静的信解释是“因疑农民有暗杀团发生，及广州共党之影响。”①5月，彭湃给陈独秀的信解释得更加详细：海丰士绅“报告外间到有20余名刺客，是受省政府之运动的，并献汕头香港各方面紧急电报数封为证，吓得陈炯明吃了一惊，所以下令戒严查验。”“谓陈炯明已查出彭湃与汕头间来往电文密码，确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众绅士要求查办，陈已有允意。”②笔者在前文推测过，陈炯明对彭湃的团员身份早已知晓，他可能是在明知彭湃是团员的情况下与他合作的。也许陈炯明仍想拉拢中共，也许在陈炯明心里，青年团和中共根本不是一回儿事。陈炯明态度剧变，最大的刺激也许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这项任命使陈炯明认为彭湃和广州的国民党有关系，海丰士绅不断在他耳边强调彭湃与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并且有电报为证，最终促使陈炯明下定决心解散农会，斩断与彭湃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陈炯明态度剧变是因为农会和田主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到了陈炯明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彭湃勇往直前，迅速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化，直至主张土地革命。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超过陈炯明的容忍限度，从根本上威胁到他的统治利益，彭陈双方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导致决裂。③查遍彭湃的书信、文章，未发现此时彭湃的主张有大的转变。1924年1月他致刘仁静信中说：“此间农会虽被摧毁，然农民经此次之经验，阶级的认识益加鲜明”，④表明农民的阶级意识有所增强。1923年9月，彭湃致施存统信虽然说“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于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对于这句话，史学界经常拿来作为彭湃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但他前面一句话“中国的共产党我不大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⑤却很少引用，笔者认为此时彭湃还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综合来看，彭陈的决裂主要不是因为思想矛盾无法调和，而是因为陈炯明对彭湃与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忌讳。彭湃清楚陈炯明忌讳所在，“七五农潮”后，“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⑥正因如此，彭湃等不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的广州，坚持在陈炯明的势力范围——粤东活动。
青年团中央对彭湃在海丰进行农民运动的情况是了解的，并且很可能进行过指导。1923年2月，和彭湃一起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杨嗣震专门给团中央报告海丰农会情况，并请示“农民的阶级的认识已非常发展了。如何办法，还请示知。”⑦6月，杨嗣震再次向团中央报告：“海丰S.Y.确已成立了，对外之名，就是学术研究会……S.Y.既已停滞未进行，而农会又值要人活动，因此S.Y.同志们就不得不去加入农村运动了。”⑧“七五农潮”后，团粤区委向团中央报告海丰在战事区域内，“闻彭湃同志逃往汕头，消息不通。”⑨在跟广东团区委消息不通的情况下，彭湃却于1923年9月至1924年4月多次给团中央领导人施存统、刘仁静写信报告农会最新情况，甚至以“老隆陈总司令”⑩尊称陈炯明，也许是为了避陈炯明忌讳不敢跟广州联系，也许是因为他、杨嗣震跟施存统早在日本相识的缘故而习惯直接向团中央汇报。
不仅团中央，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对彭湃在粤东的情况也是关注的。据施存统回忆，彭湃离开日本回广州时，施曾经帮他写过一封介绍信给陈独秀。①1923年7月彭湃给李春涛信说，“湃已收拾好行李，想动身往省城。——因和石安君有约。”②“石安”即陈独秀字实庵的谐音，此时陈独秀的确在广州主持中共中央机关，他俩有约，说明彭湃和陈独秀在陈炯明事变后分割两地的情况下仍有联系。只是因为狂风大作，彭湃才未成行，对他们原定的谈话内容无从得知。1923年9月底，阮啸仙复陈独秀信，在汇报团粤区委及各地工作开展情况之余，特地汇报“彭湃，我回来时即去函请他赴区代表大会，他已往汕头，恐怕此函落空，现在拟由瘦真兄返汕与之接洽”，③似是在回应陈独秀来信中对彭湃的特别关注，说明7月陈独秀虽然未见到彭湃，但他在持续关注彭湃。关于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的原因，彭湃在1924年5月给陈独秀的信解释得比给上海团中央的信和他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更加详细，此信被刊登在《向导》第70期。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并未像处理陈公博等人一样，亲自处分或让团中央处分彭湃。也许是因为陈公博等人比较引人注目，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要人张继等的抗议，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独秀不得不如此；而国民党方面未注意到彭湃与陈炯明的关系，陈独秀也就视而不见了。 彭湃虽然未因陈炯明事变后和陈炯明的密切关系受到处分，但他应该感受到了这份压力。他在1924年至1925年间陆续写成的《海丰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不仅在称呼上由“竞公”、“陈总司令”改为“陈炯明”，并申明之前和陈炯明打交道完全是为了利用陈炯明，而他自己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做法。“七五农潮”后，他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但是彭汉垣、林甦等主张利用陈炯明“久欲利用我们”的心理向陈炯明求助，“众皆赞成”，才有了第一次老隆之行。第二次赴老隆，彭湃与陈炯明同行惠州，彭湃再次申明“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等彭湃以母生病为由脱离了陈炯明，“精神都轻快起来！”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意或者无意，彭湃和陈炯明关系一度密切的史实长期被湮没，直至被大多数人遗忘。
三、党团对陈炯明事变态度迥异所折射出的党团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着手筹建青年团。虽然有俄共与苏俄共青团作为榜样，但是党团关系长期以来理得不顺。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首次对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并规定互派代表。⑤但是同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到：“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⑥仅把把青年团视为和国民党一样的革新团体来联合。9月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通告，明确将两团体关系定义为“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1923年8月，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决定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规定，即组织上独立，政策上完全服从共产党，党团关系由以前的“协定”明确规定为团对党政治上的“服从”。①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的反应，刚好就处在党团关系在制度层面逐渐规范的时期，不过从实际运作情形来考察，从早期党团对陈炯明事变态度迥异的史实来看，党团关系并未像制度层面规定得那样规范。青年团组织上确实是独立的，但是政治上并没有“服从”共产党。
陈炯明事变发生时，张太雷作为团中央驻广州代表曾去函上海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询问“S.Y.对于此次孙陈冲突是否应该有一个宣言，但是此地地方团决不敢有所宣言，须得中央之允准。”②可惜未见到团中央复函，也未见到广东青年团、团中央针对陈炯明事变发表声明，仅此而言，与陈独秀所代表的中共中央声讨陈炯明的态度大不相同。“七五农潮”后，团员彭湃和陈炯明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彭湃给上海团中央的信函也很多，团中央对他的亲陈行为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也未见批评、处分他，即使是陈独秀本人也并未因此处分他，再次表明团中央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团组织倒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比较一致，团粤区委书记阮啸仙1923年给团中央信，报告“粤政局日来甚好，联军已节节胜利，惠城援路已绝，孤城坐困，非缴械不可。左翼已进攻河源，右翼已进攻海陆丰。两翼如果胜利，则会攻潮汕，为日不远。我们同志加入前线者有徐成章、徐天柄、鲁易、秀松、曾西盛诸人。”③流露为孙中山领导的联军节节胜利而兴奋的心情，并派同志加入征讨陈炯明的前线队伍。
青年团为什么敢于在政治上不“服从”共产党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团成立初期，团员人数远远多于党员人数，它的作用一度盖过了党。以广东为例，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时，能列得出姓名的只有16人，1922年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时有团员500余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④1922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的报告高度评价了广东青年团的工作，说它“取得巨大组织成就”，而批评中共广东支部“薄弱”⑤。广东青年团较早意识到要“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⑥，不仅从事青年工作，还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海丰的农民运动就是彭湃带领团员组织起来的。直至1924年10月，广东农民运动才收归共产党领导。⑦正因为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所以敢于在政治上不“服从”共产党，甚至产生了看不起党的倾向，比如前文引述的彭湃说中国共产党“恐怕无当用”就流露出了这种倾向。这些不良倾向表明党团关系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调整期。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副处长）